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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海峰:经学与古典学

更新时间:2021-12-17 13:13:12
作者: 景海峰  

   摘   要:经学曾是儒学的主干,自晚清经学体系瓦解以来,现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叙事只是在做一些历史材料的清理工作。但这些碎片式的研究只是现代学术系统的些许补充。西方古典学在经历了现代性的洗礼之后,作为比较多地保留了古代学术的体系,具有相对成熟和独立的形态。经学的复兴能否借鉴古典学的经验乃至复制西方古典学的模式?从清末民初以来,这一直就是学界讨论的话题,并且在学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作了很多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经学的内容毕竟不同于西方古典学,其现代转化的境遇和路径也不能拿古典学来作简单的比附。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意欲激活传统的经学资源,只能走思想诠释的道路,而不能再次退居到文献整理的象牙塔里。

  

   关键词:经学;古典学;文献学;经典诠释学

  

   经学自清末以还,作为制度化的学术形式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它的内容裂散为碎片,撒落在文史哲的各学科领域内。作为整体性的记忆和历史材料的再整理,古典文献学比较多地承接了经学的余绪,而经学史研究则从历史叙述的角度着力勾勒经学以往发展的轨迹。但无论是古典文献学还是经学史,这些现代的研究方式均已不是经学本身,即不是过去经学形态的简单延续;而是在西学的强烈冲击之下,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试图对历史上的经学做一番材料清理的工作。因为清代学术的余波和科学实证观念的影响,现代的经学研究大多偏重在文献整理与材料考证方面,青睐所谓“小学”的工夫,甚至直接就以小学来衡准经学,这样便狭窄化了历史上经学本有的面貌。实际上,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具有整全意义的,扮演着文明体系之核心的角色,并且拥有强大的辐射力,但凡思想、学术、文化均会与经学发生某种关联;所以经学就不只是作为学问工具与方法的“小学”,它本身就是求道明理的“大学”。将经学狭窄化为“小学”,或者引向实证化和工具性的理解,完全是现代知识形态逼压之下的结果。因为传统学问的裂散和材料化,是在现代学术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随着现代性的弥漫,所有古代文化的内容都要被重新拣择,以与现代的知识形态相配适。经学主体地位的丧失和被挤压到一种狭窄化理解的知识境况,这不只是中国传统学问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古典文明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所共同遭遇到的问题。

   西方近代文化的演变和知识形态的形成,也经历过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与古代文化内容有着密切关联的语文学,在这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古典到现代,语文学的发展大致能显现出这段历史的轨迹。(景海峰,2021年,第50-57页)古典学可以看作是语文学的衍生品,或者是与语文学非常相像的领域;但其实质可能更接近于一种历史观念,而不是指具体的知识形式。也就是说,古典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应着现代意识而呈现的,有什么样的现代性理解,便有什么样的古典学想象。从古典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来分析与比较经学的当下境况,重新理解经学的现代转化问题,可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相应于现代的学科形态,古典学被定位为古代的知识,尤其是带有根源意义和语文基础性的那部分知识,这便与经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情形有点相似。但是从思想内容和义理承担的角色来看,经学的范围又远远超出了所谓古典学的视域,因为经学有一个不间断的发展历史,它的内容包括了从先秦一直到晚清学术实践的整个过程。其主旨也不限于古代文献的董理,而是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因为经学本身就是历代不断的解释、不断的积累之结果。从经学的诠释本质和丰富的诠释实践来看,如果离开了解释的诸多要素,则经学大厦的建构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经学的叙事和意义之呈现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经学不只是一些文献的传递,经学离不开解释学的工作,对经学之内涵的理解及价值判断,必须要从诠释的角度来入手,只有抓住了经学的诠释学本质,才能更好地梳理和说明经学。所以尽管经学是属于古典知识的形态,但作为一门有关诠释的学问,它又和其他文明系统中的特定知识有着显著的差别。从现代学术的角度和业已形成的专业类别,我们可以将这些近似的知识形式做一个比较,这对于开阔视野,加深对经学之诠释特征的理解与认识,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一、西方古典学的背景

  

   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化在西方学术史上一直占有特殊地位,古代即有研读和整理古希腊、拉丁文献的传统,到了18世纪中后期,这一以语言与文献为核心的知识系统,逐渐演变成为一门基础教育的学问,这就是古典学术。古典学是伴随着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成长而逐步成型的,并且成为一门在欧美各大学中以古希腊拉丁语为基础、专门研究古典文献及其文明传统的学科。但从古典学悠久的历史传统来讲,这一学术领域的前史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其展开的前提是以文字记录形式为依据的文本,而这些早期文献的形成,在文明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德国古典学家普法伊费尔将之分为四个时段:一是仅有口头创作及口耳相传;二是开始引入字母书写系统,有限地辅助了口语方式;三是书写逐渐取代了口头传统,阅读成为重要形式;四是文化成果的传承主要依赖于文本。(参见普法伊费尔,第29-33页)书写与文本形式的主流化奠定了古典学研究的基础,而这一书写文献之成型的历程大概是有着相当普遍性的,就我国经学文献的创作史和成编史来说,大致也是经历过了这样的几个阶段。在希腊早期文献的形成与流动、传播和诠解中,游吟诗人的口头创作、智者的说辩和哲学家的对话,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内容构成了一系列原典的素材或者骨架。到了希腊化时期(按照德罗伊森的说法,大约是从公元前323年到公元前30年),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有缪斯学宫和图书馆等机构),注解性的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便已全面展开,出现了对诠释的技艺问题的讨论,也产生了许多文献学大师,他们编纂与评注古典文本的方法和各种体式,开了早期文献诠释学的先河。但这一黄金时期在经历了蛮族的打击及中世纪的文化断裂之后,重新开始的古典学术所面对着的却是陌生化的处境,眼前基本上是一片荒芜的景象,这就不得不另起炉灶了。

   按照普法伊费尔的分析,在经过了一千多年的中绝之后,古典学术的近代复兴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其风格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划开了界线,不走“唯名”“唯实”之抽象的逻辑论辩和寄托于信仰的神秘主义之路,而是转向了古代历史、文学审美及经典教育等人文研究的领域。从14、15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到18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近代的古典学在整个欧洲逐渐普及化,并且渐入佳境。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古典学都是欧洲乃至北美地区中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础,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是中学里的必修课程,掌握这两门语言也是进阶于高等教育的必要条件。而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者和重要思想人物,大多都有着深厚的古典学素养,古典学术背景成为他们阐发思想理念、创造学说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古典要素也渗透到了西方近现代文化领域和教育系统的各个方面。20世纪之后,随着现代学科体系分类的精细化和新兴社会科学专业的不断涌现,古典学在大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出现了边缘化或者混杂性的状况,甚至被其他的人文知识所替代。但古典教育的基本元素已经融入到了人文社科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通知识的组成部分。

   作为传统学术的一种特定形态,古典学一般被理解为起自《荷马史诗》的古希腊文化中偏向人文性的那部分内容,后经过拉丁文(罗马)作家的扩展,尤其是通过希腊化时期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与编纂以及注解之后,所存留和延续至今的那些围绕着文献的学问。从语文学渊源来讲,它是以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作为基础的,与西方文明的最初记忆、尤其是它最早的文本记述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文化源头的意义。就学术特征而言,它是不尚思辨的,而偏向于对文明体系的历史性和文学性进行探讨,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中古的经院哲学有着比较大的距离。所以古典学给人的印象往往是,重在文献整理、考辨与注解,特别是探讨语言基础和文本释读一类的工作,这就非常类似于我国经学传统之中的那些小学功夫。从广义上来讲,有时候人们又把古典学和古代学问简单地划上等号,以示与现代学术的区别;有时候则不分古典学和作为限定词或修饰语的“古典”之间的差别,这样便造成了混用之中的许多模糊和歧义。实际上,古典学是特有所指的,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学术都可以纳入到里面。而且从狭义上来讲,作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属性的知识,古典学是迟至18世纪后期才出现的。所以,专业的古典学并非是“原生态”的古代学问,而是经过了一个学术近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广泛采用了现代的科学方法,……并且被现代的追求分析和实证的科学精神所渗透。因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古典学是一门现代学术,而它本身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并不长久。它可以直接追溯到现代早期的那场知识范式的革新运动,即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法的启蒙运动为标志的那场知识革新运动,它只是在18世纪末在德国的以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殊标志的启蒙运动的过程中才最终作为一门学科得以成立”。(聂敏里,第114页)正因为如此,洪汉鼎先生指出:

   古典学不是古典学术的活的延续,而是一门现代的新兴学科,它并不是企图延续古人关于世界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而是现代人通过对古代人生活和思想的历史性考察而对自身生活和思想的深刻反思。如果说,古典学研究的是发生在古希腊罗马与现代的旨趣之间的事情,那它就不仅包括我们与古代世界的对话,也包括我们与那些在我们之前已经与古代世界进行过对话的前辈的对话。因此,古典学存在着很明显的现代意识。(洪汉鼎,第187页)

   就古典学的创构史来看,它不但体现了18世纪后期的欧洲、特别是德国当时所特有的文化背景与时代氛围,而且也寄托了新古典主义者(如温克尔曼、沃尔夫等人)诸多的人文主义价值理念和特定的选择。

   除了从历史视野对古典学术的发展做一些线索勾勒和特征描述之外,我们还可以深入到“古典”观念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中去探讨。就哲学诠释而言,古典不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古典并不意味着只具有供人凭吊与怀想的历史遗物之意义,而是带有强烈的实存感与共时性,是与我们的当下处境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古典学是一种具有创构性的观念。正像伽达默尔所说的:“古典型乃是对某种持续存在东西的意识,对某种不能被丧失并独立于一切时间条件的意义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称某物为‘古典型的’——即一种无时间性的当下存在,这种当下存在对于每一个当代都意味着同时性。”(伽达默尔,第369页)就如“传统”的观念一样,我们不能用历史时序的机械线条把它与当下的实存性切割开来,更不能把它从我们的现实处境之中剔除出去,或者推出去作一种对象化的认知,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传统并不是异己的另一物,而是我们本身存在的状态,包括现实活动中的种种范例和借鉴,也包含了对于自我的不断塑造和重新认识。同样的道理,“古典”也不是离我们远去的东西,而是时时缠绕在现实的生活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每一代人的人格涵育和品行培养来说,古典元素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古典有时候只是表示一个历史时期或者历史发展的阶段,而不表示任何超历史的价值,伽达默尔认为:“古典型概念里的规范要素事实上从未完全消失。”古典里面所蕴含的这种意义,恰恰是在经过了近代的历史反思和对于一切目的论的构造历史之方式的批判以后才得以存留下来的。他说:

   古典型概念里所包含的价值判断通过这种批判实际上获得了某种新的真正的合法性:古典型之所以是某种对抗历史批判的东西,乃是因为它的历史性的统治、它的那种负有义务要去流传和保存价值的力量,都先于一切历史反思并且在这种反思中继续存在。(伽达默尔,第368页)

这种超越了时间性的“古典”概念,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是,人类文明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一直在寻求着一种连续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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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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