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邓安庆:自然、精神与伦理——进入黑格尔伦理学哲学体系之路径

更新时间:2021-12-17 13:10:25
作者: 邓安庆 (进入专栏)  
而概念之“实存”,就成为“存在”由其直接性(与概念等同的自在存在)转向否定性(不作为概念而作为“自然”,因而是概念之“异在”、概念之“外在”),在各种外在实存形态因而是异在形态的相互否定中达到“自为”,即:“意识”这些“异在”的形态乃是其“自己本身”的外在不同形态,是自身的他物。于是,“存在的意义”必将再次“否定”,而从自身之他物中的各种异化存在中解放出来,回到其“自身”,“在自身处安家”(bei sich sein zu Hause)。这样的存在之逻辑学,就通过否定性自由并同时依然保持“在自身处安家”的肯定性自由而把存在之意义揭示为自由,这就是黑格尔所要阐释的现代性的时代精神和哲学。

  

   把自由通过逻辑学阐释为存在之意义,才真正完成了黑格尔关于体系的构想。他把“哲学体系”确定为三大部分,于是科学就被分成三部分:

  

   I.逻辑学,自在自为的理念之科学;

   II.自然哲学,理念在它的他物(Andersein)中的科学;

   III.精神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Geites),作为理念从它的他物中返回到自身中的哲学。

  

   如果我们熟悉哲学史,就可知道:这三个部分的划分,绝对不是黑格尔自己心血来潮的主观意见,而是来自柏拉图,并由斯多亚学派第三任领袖克律西玻(Chrysippus of Soli,公元前280年—前207年)确定下来,经由苏格兰启蒙运动而直到康德都认同的一个体系方案。普鲁塔克在其《道德论丛》中报道说:

  

   克律西玻认为年轻学生的课程安排,首先是逻辑学,其次是伦理学,接着是物理学,最后才用神学结束求知的过程。他曾多次提到这件事,《我的人生观》第四卷有详尽的说明,特别不厌其烦引用如下:“首先应该与古人正确的陈述保持一致,论及哲学家沉思的范围不外乎三种,就是逻辑学、伦理学和物理学;至于神学与物理学与臆测有关,应该列在最后。所以这种知识的传授过程才会称之为‘坚信和确认’。”

  

   在《伦理形而上学奠基》的“前言”中,康德一开头就这样说:“古希腊哲学分成三门科学: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所不同的是,黑格尔把“伦理学”改成了“精神哲学”。我们将在后面阐明“伦理学”与“精神哲学”之异同。在这里,我们先要证明黑格尔的“伦理学”与其“哲学体系”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在黑格尔这里,哲学即伦理学,它们共享一个主题,即存在意义之阐明,而存在之意义即自由。

  

   哲学关于存在意义的阐明需要按照一个“体系”即“科学的整体”来呈现,原因在于:哲学考察“存在”,它不是谁的存在,不是单一个体性的存在,甚至不仅仅是人类的存在,而是存在之总体,因而它只能是一个“理念”,唯有“理念”才能涵摄所有存在者之存在的“总体”。而“理念”在黑格尔看来,无论它有多么多样化的理解,它共同的东西在逻辑上无非就是“概念及其实存”。于是,“逻辑学”就是展示“存在之概念”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而“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就是展示概念(理念)之实存的两个领域。这样的体系之所以是自由的体系,与黑格尔对“自由”概念做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理解相关。消极自由,即把“存在”理解为“绝对的否定性”,这与“存在”的本性相关。“存在” 就“绝对观念”而言,它什么都“有”,甚至是存在者之总体的一个“理念”,但如果它不进入“实存”,那它“什么也不是”(nichts),因而“存在”就其本性而言必须在“实存”中才“存在”,而一旦进入“实存”,它就得“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就否定了它的“什么也不是”,撤除了它的“自在自为”的“绝对观念性”的“理念”。就存在只有“实存”才“是什么”而言,这种“否定性”就不是主观的否定,而是存在之本体的规定,“自由”就是属于其本质、本性的东西。这是存在的一个方面。

  

   “存在”的另一个方面,即:“存在”一旦进入“实存”就变成了“是什么”,这个“所是的什么”就成了存在之理念自身的“异在”。对理念而言,“是什么”是“是”(存在)本身的一个“异在”,“异在”既是与理念的异在,也是同自身的一个异在。这个“否定”表达出实存之外在性的两个方面:“自然作为异在形式中的理念把自身产生出来了。由于此理念如此作为它自身的否定性或对它自身是外在性的,那么自然就不只是对于理念(和对于理念的主观实存,精神)是外在的,是外在性作为自然之为自然而是的规定。”

  

   落入外在性,“存在”异化在自身之外,与自身不同,作为他物而实存,这是一种不自由的、受束缚和奴役的痛苦存在,这是实存本身的真相。这种“真相”只有在伦理学中才能获得最为切身的经验。人的存在,只有作为人本身这个人的理念而实存才有意义。而人的理念对于人而言,是空洞的,是抽象的,是人的“什么也不是”的原初状态,但它不是“虚无”,不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存在,而只是表达人只是人而已。人是人,但它不是无意义的,它是一种绝对的对非人的否定性,它否定了人既不是畜生(动物),也不是超人与神灵,它就是人,要作为人而活着,这才是人的存在意义之根本,也可以说是人的存在意义之本原。但人一旦进入实存之中,他/她就要“是什么”,是谁家的儿女,是谁之夫或妻,是中国人、美国人、犹太人,是君、臣,是公民,是人民,而所有这些“所是”,无非代表人的出身、身份、地位、国籍而已,是人的理念的一种“异在”。如果伦理学要追问人的存在之意义,那么此意义就得否定这些所是,回到人本身去追问,要把“所是之什么”中所具有的人之为人的意义实现出来。因此,人的存在也因存在本身的否定性而使人的实存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实存,这种自由的否定性就是不断地从“所是”这个异在形式上回到人本身。因此,否定性虽然是存在之本真的状态,但还不是自由之本真状态,因为“异在”中没有自由,只有依附,只有异化,从而只能忍受着“失根”“失据”“失本”的无意义或荒诞性,而真正的自由是能从这种异在中再次否定、返回自身才有可能实现。黑格尔天才般地发现了两种“不自由”之实在都看似与外在现实相关,但其实只与存在者“自身”相关:自身之理念的“外在性”和作为“自然之所是”的自身本质之外在性。这两种“外在性”导致“自然”本来是因其“否定性”之自由而生,却又在其“定在”中失去了“自由”,从而自身只有偶然与必然。这种不自由,是“自然”失去由“自”而“然”的“本质”或“本性”,因而“自然哲学”意义上的“自然”只是“自然世界”,而不是“本性”(Natur)或“本质”,是它“自身”之“失据”。因此,“自由”必须返回自身。但返回自身不再是返回到那个本原的“什么也不是”的状态了,实存过了就成为历史,是回不去的,“返回自身”只能是在你“所是”的“异在”中“依然是在自己本身处存在”,这才是肯定性的自由:在自身处安家,自我做主,做自身的主宰。所以,黑格尔最具特征的自由是“在异在中”依然“只是在自己本身处存在”(nur bei sich selbst zu sein)。他就是按照自由的这种否定性规定和肯定性规定来阐释其思辨的哲学体系的三部分之间的关系:“逻辑学”是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自然哲学”是作为理念在其异在中的科学,而“精神哲学”则是自由从它的异在中返回到自身中的哲学,因而“精神哲学”才是自由的实现。所以,德国黑格尔哲学专家克劳斯·费维克(Klaus Vieweg)说:“对于黑格尔而言,做哲学(philosophieren)就是学习自由地思想和自由地生活。”这样的哲学本质上就是伦理学,因为伦理学探讨的就是自由生活的意义,而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探讨自由的因果性”。

  

   因此,黑格尔这一体系形式本身并不令人厌恶,因为它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主流所坚持的一种“科学形式”,它令人厌恶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它把存在的实存形式按照否定性自由而区分为“理念”“自然”和“精神”的三段论,其中理念的自我发展同时也与世界历史运动的实现发展相一致。二是其中存在的实存事件按照辩证法的“正反合”三段论来展开。如果我们把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仅仅理解为这种僵死的外在形式,这无疑是不可辩护的,确实是最令人厌恶的形而上学。但是,无论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还是其辩证法的三段论,如果我们按照其逻各斯的理性话语来理解,恰恰说明我们把它作为这种外在的僵死形式来理解是错误的,是违背黑格尔哲学自由精神的。

  

   实际上,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思辨形式,无非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出的“逻辑在先”的“目的论论证”方式的延续。黑格尔在《哲学全书》§6中区分了“思辨科学”与“经验科学”,他说可以用一句被误以为表达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立场的古老命题来说明它们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经验科学的立场是,“在思维中,没有一样不是已经在感性中,在经验中”;而思辨哲学则相反地主张,“没有任何在感性中、在经验中的东西,不是已经在理智中了”(nihil est in sensu, quod non fuerit in intellectu),甚至“在此完全普遍的意义上,努斯和(在更为深刻的规定中的)精神是世界之原因,而在狭义上(参阅§2),是指法权的、伦理的、宗教的情感,是一种情感,并因此是一种具有这种情感内容的经验:其根源和处所仅仅只在思维中才拥有”。如果不是通过“意向性”以“逻辑在先”的方式“倒果为因”,这种形而上学的设定是不可接受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虽然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但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中,他普遍地采取“自然目的论论证”,这是转变自然思维方式而从事哲学思维的一个基本方法。

  

   从苏格拉底发现概念定义之困难导致对事物之理念本身的认知最终都是“无知”,到康德先验主体哲学采取“先验论证”完成了哲学思维的主体转向,都是为了扭转“时间在先”的自然的思维方式。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及取得的统治地位,自然主义“时间在先”的思维方式压倒了“逻辑在先”的思辨思维,亚里士多德“目的论论证”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和抛弃。但是,我们都知道,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通过区分“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而恢复了“审美判断”和“审美目的论判断”,从而把“知识判断”交给了“规定性的判断力”,而把审美、道德、伦理、神学等涉及不可知的“本体理念”对于实践意义的判断全都交给了“反思性的判断力”。这是对近代以后哲学抛弃亚里士多德目的论论证哲学思想之失败的拨乱反正。

  

胡塞尔在《现象学观念》中对“自然思维态度”和“现象学哲学思维态度”做了严格区分。现象学哲学思维态度的第一步就是采取“悬搁”方式,中止自然思维和判断,之后进入现象学还原。其中的关键就是,通过意识的“意向性”将直观直接呈现出来的“意向性本质”,经想象力的不断变更,最终认识到“某物的本质就是我们通过想象变革过程所揭示的那些常项(不变之物)的集合”。这都可以算是思辨思维的一个变体。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不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它不按照意向性的指引,而是按照概念内涵在不同实存状态下的相互否定,而给每一个定在的实存一个可能性的意向指引,但这种指引一旦落实为“定在”,完成其本质,马上就会重新落入必然性固化之中。所以,概念的辩证运动,需要在不断的否定性中,通过外化、异化来展示自身的可能性空间,通过这种可能性空间的现实化,直到其落入必然的边界,因此这种复杂性是由生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黑格尔并非想以必然性终止作为自由之意向的无限可能性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036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