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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儒家伦理的“情理”逻辑

更新时间:2021-12-17 13:07:18
作者: 徐嘉  

   摘要:儒家伦理具有“情感理性”(“情理”)的特征。它将主观性、个体性的情感经由人的理智加工,以概念化、逻辑化的方式确立了善恶标准与伦理原则。在起源阶段,儒家伦理就以“仁”为核心,以朴素的孝、悌为“仁”的起点,以“心安”为价值依据,以“泛爱众”为终极目标,确立了儒家伦理的框架;其后,孟子以更基础、更普遍的同情心作为“共情”的基础,克服了血缘情感的不确定性,增强了仁爱的普遍有效性;至宋明时期,在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下,儒家伦理形成了理学的“理—性—情”与心学的“心—性—情”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可以看出,儒家伦理始终将仁爱视为人性的特征,以“共通的情感”和“同理心”为依据,将仁爱原则推广到人类、一切生命乃至天地万物。作为“情理”之学,儒家伦理给予人以丰富的道德选择性:对仁爱的“觉解”程度决定了精神境界的不同,行为不是只有道德与非道德之分,而是还有道德价值的高低之别。

  

   关键词:儒家伦理;情感;理性;仁;人性;良知

  

  

   一般认为,儒家伦理思想体系是一种在“天”“人”框架内展开的道德学说,“天”一直是其价值的源头、人性的本原和人伦之道的依据。但是,这一理论模式的意义与深刻之处,并不在于伦理的形而上层面,而是隐藏在“天”与人性背后的对人的情感的尊重之中,也就是将人的情感作为个体生命的本质特征,并基于人的情感而言天理、天道、人心和人性。可以说,儒家伦理在起源阶段具有明显的美德伦理的特征,即美德的形成以人性为基础,而人性以“情感”为本质特征。其所遵循的是“情理”逻辑,这也成为儒家伦理的一种“基因”,一直影响到宋、明时期的理学与心学。此言“情理”,指的是“情感理性”(1),即以情感为出发点与价值标准的理性思维形式,在伦理学研究中,是指具有道德意味的情感的理性化,也就是将主观性、个体性的情感经由人的理智的加工,而成为具有普遍性、合理性的伦理原则。具体而言,儒家伦理以“共通的情感”(“共情”)为基础,确定人皆有“移情(empathy)”的能力,并以概念化、逻辑化的方式确立了善恶标准与道德行为方式。这种“情感理性”不同于康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纯粹实践理性”以先验的普遍必然性为前提,无关乎情感),而与休谟、斯洛特(Michael Slote)的情感主义伦理学相似。梁漱溟先生是最早意识到儒家伦理这个特点的学者,他指出:“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智,而以感情为其根本,但却不远于理智——此即所谓理性。理性不外乎人情。”(2)在梁先生的语境中,理性是对情感进行理智的思考,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这即是本文所讨论的“情感理性”或“情理”。他认为,“无所私的感情”塑造了中国伦理“因情而有义”的特点,“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梁先生此论十分精辟,惜于没有深入地阐发这一主题。本世纪以来,李泽厚先生提出了“情本论”,在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中将情感提升到“本体”的高度,并指出儒家伦理的特征是“理性渗入情感中,情感以理性为原则”(3),不经意间凸显了儒家伦理的思维特征。近年来,蒙培元、郭齐勇等学者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情感儒学”问题,同时,国内学界对于西方伦理学中休谟、舍勒、斯洛特的道德情感主义、情感伦理学的讨论也日益增多,并在不同程度上与儒家伦理相互发明,使我们看到了儒家伦理基于人的情感的理性思考与价值追求的当代意义。

  

  

  

   一“情理”的奠基

  

  

   自孔子开创儒学一脉,儒家伦理就以“仁”为核心,并将“仁”奠基于血缘亲情之上,朴素、自然而直接,既尊重人之常情,视其为基本价值,又超越血缘情感,走向“爱人”。不仅如此,孔子认为,合乎自然的情感都是美好的,情感的熏陶是达到“仁”的重要方式。

  

   一般认为,孔子的伦理思想围绕“礼”与“仁”的关系而展开。“礼”,是西周以来所建立的一套建构国家体制的原则、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与指导民众行为的礼仪,从伦理的维度来说,“礼”是系统化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要求,贯穿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仁”,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人内心的“爱人”之情,《论语·颜渊》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伦理思想的进步性,不是对“礼”的坚守,而是以“仁”作为“礼”的合理性依据(4)。孔子认为,只有以“仁”为基础,才能有“礼”的规范(5),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人没有内心之仁,伦理秩序(礼乐)就失去了依据。

  

   具体而言,“仁”或“仁爱”的第一步是血缘之爱,“爱”之情感是孔子言“仁”时的原初含义。《论语·学而》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基也”,故杨伯峻先生将“本”解释为“基础”而不是“根本”,这一点非常重要。“孝”是“善事父母者”,“弟(悌)”是“善兄弟也”。人在世间首先面对的伦理关系即是如何对待血缘亲人,处理好这一伦理关系是一切道德行为的起点。以孝、悌为“仁”的基础,意味着这是道德行为的开始;若言孝、悌是“仁”的根本,则意味着最高目标的完成。显然,孝、悌只能是道德实践的起点。对此,宋明儒学解释得很清楚。程颢说:“行仁自孝弟始,盖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之是仁之本则不可。”(《二程遗书》卷十八)“行仁之本”是走向“仁”的第一步,“仁之本”则是达到了仁的根本要求,已超越了孝、悌。王阳明也说:“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传习录》上)所谓“发端处”,即是生长之根基,从孝、悌开端,爱的心意扩展开来,可以达到爱民众、爱万物的境界。孔子以血缘之爱为仁爱的起点,除《论语》外,《中庸》中也载有孔子对仁的看法:“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国语·晋语》亦曰:“为仁者,爱亲之谓仁。”因此,孔子以爱亲为仁的基石是十分确定的。

  

   那么,为什么子对父必是孝,弟对兄必是悌?为什么血缘之情如此重要,有着不言自明的价值?因为这是人自然而然的、本能的情感。对此,孔子虽然没有讲什么玄远、高深的道理,但质朴的理由,至今读来依然能打动人心。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宰我是孔子的学生,他从“实用”的意义上说,三年之丧足以使礼崩乐坏。孔子则认为,礼乐的合理性不在于圣人所制,而在于礼和乐符合人情。这是原始儒家非常重要的一种价值认定,不是“理性”分析之后的结论,而是直接诉诸人的内心情感。父母的养育之情,报之以子女的感恩之心,这种与生俱来的本真之爱、天然之情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唯有这样心才能“安”。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心安”如此重要,但这已是孔子给出的终极原因,是对生命的理解与感悟后的价值认定。李泽厚先生在反思理性主义的缺憾时认为,人之情感应该成为哲学最根本的基石,并将情感提高到“情本体”的高度。他说:“所谓本体即是不能问其存在意义的最后实在,它是对经验因果的超越。”(6)情感本身即是“人生的真谛、存在的真实、最后的意义”(7)。要全面把握“人”就要从情本体入手,而这恰恰是儒家哲学、儒家伦理的根基。

  

   此外,孔子不只是看重血缘亲情,还尊重和肯定了人之常情、自然之情,这一点可从他对待《诗经》的态度中体会出来。他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将“思无邪”译为“思想纯正”,朴实却失之模糊。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译为“不虚假”,亦是空泛之言而未落到实处。对此,朱熹《四书集注》认为,“思无邪”是指《诗经》可以“感发”人心,“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清代郑浩的《论语集注述要》说:“[《诗》三百]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这些解释抓住了《诗经》的特点——民歌的本来意义即是直抒胸臆、表达心声,而孔子看重的正是这一点。因此,所谓“思无邪”是指情感的自然流露和抒发,率性而纯真。比如《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孔子看来,《关雎》咏唱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绵绵之情、相思之意是发自内心的爱,快乐而不放荡,哀伤而不痛苦,这样的情感是美好的。

  

   孔子尊重人的自然情感,对儒家伦理来说意义深远。首先,孔子以血缘亲情为伦理的出发点,是儒家伦理的第一块基石,以后的儒家伦理思想无论如何发展,皆不离这一根基;其次,孔子强调仁爱,肯定先天的情感,为后世儒家“以情论性”定下了基调——情感是人性的内容,人性是情感的本质;再次,孔子看到了情感熏陶对于“成德”“成人”的重要意义。《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此言成德、成人之修养,不但需要礼的约束,还需要情感的熏陶,即“诗”与“乐”的作用。对此,朱熹《四书集注》解释说,“兴,起也。……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即反复吟咏《诗经》不但能感动人心,还能激发好善恶恶之心,并陶冶性情而完成一种精神的升华。《论语·宪问》里,子路问孔子如何“成人”,孔子认为,除了智、廉、勇、艺之外,“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也就是说,乐对于人之情感的感染、陶冶是成为人格完善的君子所必不可少的。

  

   对于孔子将儒家伦理奠基于“仁爱”,朱熹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8)从本质上说,“仁”是普遍意义的“爱”,心中固有的情。这种“仁爱”之义在不同语境中展现为多层次的内涵:仁是人性(心)的特征。并非人性即是仁,但仁是人心或人性的主要特征;仁作为不证自明的道德价值,是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仁爱之道的践行,则有了“仁之道”“仁之方”以及“仁之成”等意义。可以说,孔子使儒家伦理具有了“情理”特征。

  

  

  

   二“共情”的基础

  

  

   儒家伦理从诞生之初就以血缘亲情作为伦理、道德的起点与基石,但爱亲之情是具体的、主观的,很难有“共同的情感”,如何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普遍有效的伦理原则呢?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儒家伦理找到了人之为人的“基础性情感”,并以此作为“共通的情感”(“共情”)唤起了人们内心的共鸣与同理心,才产生了伦理共识,而这就是“情理”的逻辑。

  

孔子讲孝、悌是“仁”之本,可以成为伦理的起点,这是经验的总结,因为这种情感可以培养诸多德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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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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