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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珍:踏入北大门,走上革命路——回忆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岁月

更新时间:2021-12-15 00:19:01
作者: 王学珍  

  


   王学珍,1926年生于浙江龙游县,194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起在北大工作,从事党务、教务等各项工作,1984—1990年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离休后长期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工作。曾任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2021年12月13日21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乱世烽烟,辗转求学

   1932年春,我才五岁多的时候,就上小学了。在小学读书一年半之后,家里让我去读私塾。私塾就设在我的小姨公家里,老师是小姨公,学生只有小姨公的孙子和我两个人。在私塾读了一年半以后,我又回到小学读书了。

   1937年秋,读完了初小后,我考上了县城的中山小学高小,但是,正当我要去上学时,全面抗战爆发了。日寇侵略的战火也燃烧到了我们那里。我们邻县衢州(现衢州市)有个飞机场,日本飞机常飞经我县去轰炸机场。为躲避战火,小学从县城搬去乡下了。所以过了半年后,我才去上学,高小念了两年,就去考中学。

   1940年春,我考上了金华中学。因为抗战,金华中学也搬到乡下去了,我们班同学在金华山区一个叫方山的村子里上学,我们占用了一座祠堂,把祠堂中间隔开,一半用作教室,另一半用作宿舍。教室里放着若干可坐八个人的方桌,它既是上课的课桌,也是我们吃饭的饭桌。祠堂里摆着很多祖先的牌位,我们用纸把放牌位的架子都糊起来,但是纸很容易破,所以经常晚上睡觉时一转身,旁边露出一些牌位来!那时候没有电灯,也点不起煤油灯,每个同学自备一盏青油灯,每天晚上,八个人围着一张桌子自习,点着八盏青油灯,烟雾缭绕。

   上了半年课,我病了,在家里休学了半年,第二年换到了一个叫山南的村子里上学。这里条件稍微好了点,一栋小小的两层楼房,下面是教室,住宿在楼上,大家就睡在地板上。这样又读了一年半,日寇侵占了金华,我只好逃回家去。金华中学当然不可能在金华办了,但我也不知道它搬到哪里去了。找不到学校,我只好在家里休学,跟我弟弟两个人在父亲开的小店里帮他卖点东西。

   就这样我又休学了一年。1943年秋,我听说金华中学搬到缙云去了。缙云是浙江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比较偏僻,那时候不通火车,也没有运送客人的长途汽车。我只能收拾行装,走着去上学,我们一路走的有三个人,除了我,还有韩济生(现在是北大医学部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另一位是英士大学的学生。我们三人走了15天,走到了缙云。

   迁到缙云的金华中学,也在一个山村里,条件异常艰苦。吃的饭我们叫作“沙米”——米里面沙子太多,因此吃的时候不能细嚼,只能嚼几下就往下咽。饭是定量的,一顿几十个人只有那么一桶饭。因此,盛饭的时候要有技巧,第一碗饭不能盛得太少,也不能太多。第一碗盛得太少,吃不饱;盛得太多,等吃完去盛第二碗的时候,桶里的饭就都被大家吃完了,这样就吃不上第二碗了。菜也很少有,肉就更不敢奢望了。山区想吃点零食也没有,嘴馋了只能买村民做的玉米饼,然而这也不常有。

   即使这样也不得安宁,大概不到一年,日寇又把战火烧到了缙云。我们只能又逃回家去。回家前校长给我们开了一个证明,算是毕业了,以便考高中。我的初中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1944年秋,我到衢州中学读高中。学校也在乡下,当时高中有军训。吃饭也像部队里那样,要排队进入食堂,站在桌子边上,不能立刻吃饭,要等吹号,号声一响,才可以吃饭,过了十分钟左右,又吹号了,就必须停止吃饭。

   我考到衢州中学的第二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又过了一年,学校搬回衢州城里。

   在乡下的时候,最匮乏的是“精神食粮”——除了教科书,没有别的书,买也买不着,借也借不到。寒暑假的时候,我也没有书看,就找学长把下一年级的教科书借来预习,提前把下一学期的算术题大半都做完了。

   学校搬回衢州城后,城里有一个小图书馆,我很高兴,终于有书看了。晚上其他同学要做习题,而我已经提前把大部分习题都做了,可以自由阅读。我记得图书馆里有一套《胡适文存》,我读了以后很受启发,觉得胡适的文章讲得很有道理,很佩服胡适。胡适那时候是北京大学校长,所以我就想将来到北大读书。正是在衢州图书馆里,我心里逐渐种下一颗北大的种子。

   求学北大,追求进步

   高中毕业了,我面临大学的选择。当时学校单独招生,没有统一考试,我报考了四个学校——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至于专业,我报的是法律。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学法律好找工作。国民党统治很腐败,我没什么背景,毕业以后不好找工作,学法律可以做律师,是自由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不错。

   考完之后,浙江大学先发榜,我被录取了,就到浙大去读书了。不到一个月,其它三个学校都发榜了,我都被录取了。我还是想去北大读书。家里不赞成,我中学的老师也不赞成,他们觉得浙江大学也是好大学,而且毕竟在本省,离家近,那时候北方正打内战,交通也不方便,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北京。

   但是我觉得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进步学生运动领头的。何况北大的校长又是我敬仰的胡适先生,所以我坚决要到北大读书。家里人也就随我了。

   到北大上学可不那么容易,需要从我们县里先到杭州,从杭州再到上海,从上海再坐轮船到天津,从天津再坐汽车到北大。我没有办理浙江大学退学手续,直接卷了铺盖就走了。北上的船票是北大的同学会帮我买的。

   到了上海,我登上了北上的轮船,这艘船叫“元培”号,我特别高兴,北大老校长是蔡元培先生,我去北大上学坐的是“元培”号,多么有缘啊!三天后的傍晚我到了天津,下船后先到南开大学,把行李搬到南开大学借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有汽车把我们从天津送到北大。我到沙滩红楼报到,被分到了四院。四院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会旧址,也就是现在新华社所在地。我们住的就是以前议员住的房子。

   原先到浙江大学,看到浙江大学图书馆有那么多书,我高兴极了。现在到北大了,四院也有个图书馆,书也很多,我同样很高兴,可以好好读些书了。

   那时候北大学生活动很丰富,学校里有很多社团在搞活动,学生们朝气蓬勃,求索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我参加了两个社团,一个叫风雨社,一个叫新文学社。在社里,同学们一起读书学习、讨论时事、唱歌跳舞,相处得很好。

   在新文学社里,我和十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学哲学。开始,大家一起学习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先各自阅读书籍,每周聚起来讨论一次。讨论来讨论去,有的问题还是弄不清楚。主观唯心主义最著名的话就是“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我们学习、讨论了以后,觉得想不通,道理说不通。之后,我们就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觉得比贝克莱的容易懂,道理也通。

   后来,我又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勉勉强强把第一本看完,有些地方看不懂;我也读了一些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章。当时我对毛主席非常敬佩。他写的《实践论》,我读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另外,我还阅读了《论持久战》,里面对抗战的阶段分析,都得到了实践验证,我觉得非常了不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也学习了,并且很赞成。

   我又阅读了更多的共产主义书籍。我朴素地觉得:工厂里没有资本家,只有工程师和工人不是挺好的吗?没有资本家,就没有剥削,大家都平等了,不是很好吗?

   除了理论学习,现实也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国民党统治非常腐败,通货膨胀,物价飙升;街头美国军人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肆无忌惮,令人愤慨。

   就这样在参加学生运动的现实斗争中,在社团的活动和学习中,我的思想在慢慢转变,逐渐追求进步,向党靠拢。

   我先加入了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其成员叫作盟员,加入后会有人来找你,并告诉你一个接头暗号,对上暗号后,你就接上关系了,就归他领导。地下组织成员相互不知道,最多是三个人一组,就是说上面一个联系人,下头两个人,或者单线联系。联系的人也会经常变更,上个月他联系我,这个月你联系我,我也不能跟你讲在你之前是谁联系我的。

   尽管盟里的工作很忙,但是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当时家里经常寄不来钱,有时候伙食费也不能按时交。第一学年结束后,我去申请奖学金,因为成绩不错,获得了批准。那时候的奖学金不是用钱来计算的,而是用面粉来计算。因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很厉害,今天一袋面12块钱,明天12块钱可能半斤都买不了了,所以奖学金就是发面。我的奖学金是一个月1又1/3袋面,其中2/3袋面当伙食费,剩下的2/3袋面可以买学习和生活用品。这样,从第二学年起,我就不需要家里寄钱了。

   团结同学,喜迎解放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1948年暑假,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夏,国民党垂死挣扎,于8月19日公布了一份进步学生的“黑名单”,对学生进行大肆逮捕,其中北大学生最多。组织通过内线知道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提前把这些同志转移了。8月,北大很多同志被安排到解放区,我同房间的两个室友也走了。我本来也被安排转移到解放区去的,身份证都做好了,但在准备出发的时候,组织上通知让我别走了,留在学校,团结同学,迎接北平解放。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大逮捕,比较活跃的学生社团,如风雨社都停止活动了。我们转而开展系级活动,组织上安排我去做系学生会工作,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较好。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新法学研究会,请教授当指导老师,开展公开活动。

   迎接北平解放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同学,反对南迁,宣讲政策,保护校产。到1948年冬,北平城被包围了,课其实都不怎么上了,主要就是做这些工作。

   团结同学,反对南迁,就是希望老师、同学留在北平,不要跟着国民党南下。这其实比较好办,法律系的老师、同学大部分本来就不打算走。个别家在南方、不愿留在北平的同学,暑假回家后就没有再来学校。一些有名的教授,由党员讲师、助教和校学生会人员去做工作,不需要我们去做。

   我们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如党的城市政策、文教政策等,消除大家对共产党的误解。地下党印刷了很多宣传单,我们组织同学把传单送给有关的教师和同学。我们甚至还把传单装在信封里,写上法院某某院长收,送到法院传达室请其转给院长。

   再一个任务是保护校产,防止国民党的破坏。这个工作也好完成,法律系本来也没有多少校产,主要是我们法学会有些书要藏好,如《列宁选集》、毛泽东著作等。

   另外,如果真打仗了,可能会有断粮、断水、断电的危险。学生会组织各膳团储备粮食、油灯,还在红楼前打了一口水井。

尽管工作比较忙,但是大家非常兴奋,感觉黎明的曙光就要来了。我记得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凑了点钱买了些面和菜,就在房间里包饺子迎接新年。正在包饺子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震得房间到处是灰,一看,原来是一发炮弹打过来了,打到我们对面的房间,给床底下打了一个大洞。大家都以为这是解放军打的炮,非常高兴,收拾收拾继续包饺子吃,也没有害怕。后来才听说这是国民党打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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