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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美国国家统一观及其帝国法理逻辑的批判性思考

更新时间:2021-12-14 22:52:39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与中国相比,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但并非是一个缺乏文明根基和制度传统的国家。美国在文明意义上不是一个美洲国家,而是一个欧洲国家,是欧洲文明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综合扬弃的一个结果。欧美关系的“大西洋主义”传统印证了这一点。就国家统一观而言,美国的国家建构相继经历了“邦联”(confederation)、“联邦”(federation)、“共和国”(republic)和“帝国”(empire)四个阶段〔1〕,当然这是就其政体重心而言的,不同类型之间并非没有交叉和叠加,比如当代美国就是一个“共和国”与“帝国”的叠加形态。但美国建国之后的政治秩序与宪法框架又大体保持长期稳定,美国的成文宪法成为世界史上最持久的宪法,这种国家统一的制度成就必然依赖于国家统一观的成熟奠基及其制度的自我修正能力。

   与中国数千年奉行的“天下统一观”〔2〕不同,美国的国家统一观是以“民主”价值贯穿和演化的,可总称为“民主统一观”。这里的“民主”价值并非单纯指非常晚近的“一人一票”,而是一个融贯了保守价值、精英代表、选举程序、共和原则与帝国理想的综合性政治理念体系,美国国家的民主秩序在这些理念要素和现实政治的碰撞互动中不断自我修正、加固及更新。

   在美国的“民主统一观”的理念展开与制度建构过程中,联邦党人的“国家主义”、林肯的“平等主义”以及威尔逊-罗斯福的“世界主义”为美国最终的“共和国/帝国”的民主秩序进行了价值奠基和制度塑造。理解美国宪法及其国家统一观的制度化,透彻把握其帝国法理的基本逻辑,才能正确认识和应对中美政体精神和制度差异带来的冲突和挑战。<nextpage>

   一、递进式宪制:美国国家建构的“四个阶段”

   美国的政治秩序是一种递进式宪制,从历史阶段来看包括了民主邦联、民主联邦、民主共和国和民主帝国四个阶段并最终整合为“共和国/帝国”的二元体系,而从政治理念来看则是以“民主”原则的不断现实化和包容性建构为核心逻辑展开。美国起步于自我民主化,定型于民主帝国化。

   美国国家统一观的根本问题意识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篇中由汉密尔顿清晰揭示出来,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3〕联邦党人在这里提出了国家建构的两种路线:其一,“深思熟虑”+“自由选择”,前者为精英之事,后者为民主之事,故美国立宪理性中的根本原则即为人民主权下的精英责任制,即一种合理化的精英代表制,这是联邦党人推崇的“民主统一观”的核心要义,是区别于“旧欧洲”有缺陷的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的新型民主制度;其二,“机遇”+“强力”,前者是依靠自然条件或运气而建立的政体,理性程度不高,后者则属于专制政体,缺乏道德基础与合法性。

   美国的民主建国,在理念上需要实现两个层次的超越:其一,超越“泛东方”的专制主义政体和自然政体;其二,超越“旧欧洲”有缺陷的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美国的民主在其建构起点上即具有自我模范化和制度输出包括输出到欧洲的理想性因素。但美国的民主建国不是一蹴而就,相反却经历了“一波四折”:从民主邦联到民主联邦,再到民主共和国,最后建成民主帝国。基辛格、拜登等人要竭力维护的就是最终的这个民主帝国,而特朗普要撤退和修正的也是这个民主帝国。特朗普与拜登的路线分歧与政治斗争,其因缘早已潜伏于美国的国家统一观及其制度建构进程之中。

   第一阶段:民主邦联(1776-1787)。美国的独立建国是大英帝国全球殖民史的早期意外事件,也是英国古代宪法与近代宪法之间思想斗争的典型事件,更是美国民主走向独立自主道路的决定性开端〔4〕。美国建国前祇是大英帝国在北美的十三个独立殖民地,相互之间并无紧密的制度联系,共同受治于英王及其帝国政府。美国的独立建国,在其《独立宣言》中的政治理想目标是“各州的高度自治和自由”,而不是在各州之上建立强大的联邦中央政府。美国一边独立革命,一边筹建新的国家,最终于1781年通过《邦联条款》并成立邦联政府。《独立宣言》祇是美国的“建国大纲”,《邦联条款》才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但并不是完备和可持久的宪法,祇是贯彻《独立宣言》之极其有限和高度节制之建国目标的产物,主旨在于保障各州的主权和高度自治。《邦联条款》建立的“民主邦联”事实上既不够“民主”,也缺乏实质性联合,不仅主权在各州,而且邦联机构缺乏固定经费和常设管治机构,缺乏制定和执行法律的国家暴力系统,缺乏支付战争债务和大陆军退役军人保障金的财政基础,缺乏对外缔结条约和维持稳定外交政策的基础性权力,缺乏对各州权力的合法节制和处置权力。各州的“自私”和“自重”严重削弱和限制了邦联的基础性国家能力,使得邦联虚弱不堪,祇是满足了无力“侵犯”各州权力的防御权目标,但对于《独立宣言》及《邦联条款》自我宣扬的民主与共同福利目标根本无力追求。邦联不是严谨的民主国家体制,祇是松散的“民主各州”的联合体,既无严格的“三权分立”,也没有联邦层次的民主选举,邦联大会代表主要的职责是代表各州利益,而不是整体邦联的利益。邦联体制的内忧外患,特别是1786年退伍老兵谢斯发动的跨州起义,最终证明了该体制彻底的政治失败,“民主邦联”的第一次建国告终,联邦党人登场。<nextpage>

   第二阶段:民主联邦(1787—1864)。邦联的失败证明《独立宣言》提出的建国路线存在重大的政治缺陷,对自治和自由的热烈维护阻碍了各州对严谨的民主联邦体制的想象和追求,地方主义的自私自利妨害了美国的“建国大业”。这些第一次建国失败的遗产 ,当然是有坚持者和维护者的,他们后来被称为保守的“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5〕,他们珍惜“州权”超过联邦,缺乏在一个广土众民范畴内建立联邦民主政体的想象力和实践能力,但他们作为新宪法异议者的存在、参与和斗争是富有制度意义的,有力制衡了联邦党人的“国家主义”,成为美国民主政体的内在监督性力量及维护州权和自由的建设性力量。但“反联邦党人”显然不是美国新宪法和国家统一进程的主导性力量,历史选择了“联邦党人”(federalist)。1787年的费城制宪,是联邦党人主导的美国第二次建国,也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一次宪法建构。联邦党人属于美国真正的进步精英群体,学历高,资产雄厚,有游学、外交、外贸经历者居多,有超越各州范畴的开阔政治视野、国际知识和比较宪法知识,是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大地产者的结合体。联邦党人理想中的美国显然不是一个“冒牌”而虚弱的美国,而是一个强大且富有进取理想的美国,强大的国家才能带来适合其最佳利益的国内统一市场、统一法治体系以及对外竞争甚至扩展能力。联邦党人为了打造一个强大的“民主联邦”,一方面钻研比较各种政体和宪法,创制一种“新政治科学”,另一方面痛批邦联体制的缺陷、罪恶及反联邦党人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联邦党人的理论动员和政治批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主要成果汇集于《联邦党人文集》。

   按照严谨的美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比对,联邦党人的政治本质是伪装成联邦主义的国家主义,但他们一方面受到反对者的强势对抗与制衡,不可能按照国家主义完整纲领制宪,另一方面则需要藉助“联邦主义”的正面形象和名义掩饰和包装自身的宪法主张,并压制对手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是成功的,1787年制宪将美国的国家政体从“民主邦联”改造为“民主联邦”,建立了较为完整地符合启蒙主义政治宪法理想的新型政体,一种以联邦权力为中心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但这个民主联邦仍是有制度缺陷的:其一,遗留了奴隶制问题和种族平等问题,这是潜伏在美国宪法体制内部的“政治核弹”;其二,南部种植园与北部工厂的“南北矛盾”问题,涉及生产方式、意识形态、自由公民权及外贸政策等;其三,联邦权力与州权的模糊边界和矛盾问题,出现了长期的“二元主权”的竞争冲突;其四,法治统一的问题,各州严格守护自身的司法权力,甚至出现过废止联邦法律的“废止理论”,由各州最高法院依据本州宪法对联邦法律进行“违宪审查”并宣布违宪无效,从而颠覆了联邦宪法确立的联邦法律至上性原则;其五,美国政党政治规范及其大众民主基础并不成熟,党争不断,但存在改进空间。以1787年宪法为界,美国的民主政体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尽管存在上述结构性难题,但总体上的宪法秩序不断成熟。1829年的“杰克逊革命”及杰克逊总统的开创性政治实践,开启了美国民主“大众化”的先河,为美国民主的“平等转向”(林肯范式)做了铺垫,同时美国国内的南北矛盾、西进运动中的法律秩序扩张的矛盾以及民间兴起的废奴运动,都在刺激挑战美国的1787宪法体制,推动美国宪法内部矛盾的张力集中。1835年,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以其《论美国的民主》为联邦党人的国家建构方案进行认证和背书,提出美国民主的环境、民情、法制等要素,提出“新英格兰自治”的民主制度渊源,当然也对美国民主的后续危机甚至美国与世界的冲突作出了惊人的预言〔6〕。民主联邦体制在林肯时期的南北内战中分裂和重构,以战后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得到延续和扩展〔7〕。<nextpage>

   第三阶段:民主共和国(1865—1916)。在民主联邦体制内,美国基于其国力和区域安全考虑,于1823年提出了著名的“门罗主义”〔8〕,一种立足美洲区域的、以大空间为概念的孤立主义,不干预欧洲和世界事务,也禁止欧洲及其他外部势力干预美洲事务,但美国是可以干预和保护美洲各国的。前面提到的美国1787宪法体制内的“奴隶制”问题、南北矛盾问题、西进法律秩序失衡问题、外贸政策问题等等,导致美国民主体制张力不断集中,各种解决方案纷至沓来,比如以“利比里亚方案”的整体遣送模式解决黑奴问题,以“密苏里妥协”解决西进法律秩序失衡问题,以“双总统制”解决南北矛盾问题,但基本没有取得成功和进展。在此背景下,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乐观主义”面临严峻考验。南方奴隶主的“第一思想家”、有“主子阶级的马克思”之称的卡尔霍恩提出了南方分离主义的宪法理论〔9〕,造成美国民主政体进一步的合法性危机。而这一时期著名的“林肯-道格拉斯”的“分裂之家”的政治辩论〔10〕,将美国的国家统一危机和宪法危机充分暴露出来。类似1787年的政治妥协机会最终丧失,南方叛乱,北方镇压,内战正式爆发。

   但内战并未完全打破美国1787宪法秩序,而是将其中蕴藏的张力集中释放,并将“平等”价值凸显和优先化。林肯决定性领导了美国国家体制从“民主联邦”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型,其核心价值基础即为“平等”。林肯的宪法革命是一场平等革命,其凸显的制度价值与宪法成果体现在战后的“重建修正案”中,即废奴修正案(第13修正案)、平等保护修正案(第14修正案)和选举权修正案(第15修正案)〔11〕。作为林肯宪法革命的标志性文献,1862年的《解放黑奴宣言》、1863年的葛底斯堡演说以及林肯倾注极大心力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废奴修正案,成为美国民主政体进步性和自我革新的典范。解放黑奴并赋予宪法上的平等权,不仅解决了困扰美国国家体制的一个长期结构性问题,更是使得美国在西方及世界范畴内赢得了道德和人权领域的领先地位和示范地位。

当然,林肯平等革命的成果要落到法律和政策的实处,尤其是在南方各州转化为制度现实,仍需要漫长的制度改革和民权斗争,而一百年后的1960年代,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仍在为黑人平权而斗争并付出生命代价,甚至在当代美国仍有以“弗洛伊德案”为代表的种族歧视现象及继续斗争的“黑命贵运动”(BLM)。但1864年以来的美国国家秩序确实有了道德性和原则性进步,“平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宪法地位和制度化进展,并由此延续和增强了美国国家秩序的包容力和危机化解能力。当美国民权运动持续追求宪法秩序内的价值兑现时,社会运动演化为暴力革命的机会就已大大降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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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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