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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通向未来的崎岖之路

——中国经济发展与应用经济学的使命[1]

更新时间:2021-12-13 13:22:43
作者: 吴晓求  

   内容提要 对中国40多年的经济发展进行理论范式上的概括,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从资源配置、发展格局、增长动力、宏观管理四个方面,系统梳理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历程;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特征,深入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环境、新动力、新目标和新约束;本文最后指出,为了在理论上阐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构建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经济学理论,需要对中国经济实践予以学理化,据此构建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经济发展;理论范式;学科建设

  

   作 者 吴晓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应用经济学评论》主编。

  

   中国经过40多年的时间,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探寻制度改革的方法,经历了艰难的试错、探索和实践,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今天的小康社会,实现了人均GDP从1978年的100多美元到2020年接近1.1万美元的“增长奇迹”,成功回答了“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等基本理论问题,为世界提供了可借鉴、可研究的“中国模式”。

   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是难以解释的,其背后一定有深刻的经验和规律需要总结、提炼,同时将丰富、扩展人类社会已有的经济学理论。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历程

  

   从过去40多年的变革历程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总结为以下四点。

   (一)资源配置:从政府统揽到市场主导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由政府统揽。“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是计划经济时期提出的资源配置理想状态,这种理论本质上是试图通过事先的计划机制去控制资源配置,防止产生商品过剩和资源浪费,试图让经济运行处在可控制的平衡之中,以最大限度节省资源、提高效率。虽然在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下,这种资源配置机制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即市场的作用会对经济产生周期性的破坏,因而资源会有大量浪费,需要政府从宏观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总揽和控制。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存在的弊端有两点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根本性的。

   首先,国家高度垄断导致市场作用的空间基本不存在,背离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否定了经济人假设,否定了人对利益追求的本性。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一株有毒的花,但结出的却是善良的果。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能,是一种客观存在,研究经济学必须从这个客观存在出发。中国的实践已经表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统揽资源配置是完全理想状态的,违背了人的本性,否定了人追求利益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合理性。否定人对利益的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就将失去基本动力。因此,政府统揽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毫无现实基础的乌托邦,这种由政府大包大揽、统筹资源配置的体制完全不适合于中国。

   其次,计划经济理论和基于这种理论所构建的体制,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诉求。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但严峻的现实是,1949—1978年,人民吃饱饭的基本诉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如果一种体制连人民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这种体制必然会遭到质疑。制度的僵化和落后是导致中国贫穷和落后的深刻原因。制度僵化,严重扼杀了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们没有创造财富的动力,甚至没有创造财富的权利,一切资源都由政府来配置。

   必须肯定的是,1949—1978年,人民的节衣缩食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两弹一星”的成功为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从尊重经济基本规律的角度来看,必须坚决彻底地改革政府统揽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探索一条与人民群众诉求相适应、与中国国情相匹配的发展之路。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是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不要。走发展之路、富裕之路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当时最大的阻碍在于意识形态的约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特质。由于解放了思想,没有思想束缚,在4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中国才能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断前行。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探索中,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之路,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自由的市场、分工、交易、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市场主体的平等性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精髓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尊重。

   中国从过去的政府大包大揽、统配资源,市场几乎不存在作用空间的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机制,过渡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的体制,这既是历史的大跨越,也是理论的大进步。

   (二)发展格局:从封闭循环为主到国际大循环再到双循环

   1949年到1978年,中国主要是一个封闭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国虽然具有发展经济所需的丰富自然资源,但经济发展更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中国当时的金融资源十分匮乏。197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10亿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只有210亿人民币。当时中国只有少量的国际贸易,主要是通过初级产品贸易换取外汇储备,再用这些稀缺的外汇储备购买国家急需的高精尖设备。李嘉图学说将分工拓展到了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比较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实现比较利益,继而可以在更大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难以与发达国家竞争,在理论上也没有深刻理解国际分工、比较优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投资,当时资金缺乏的现状只有走开放之路。中国的对外开放既需要战略眼光,更需要胆略和勇气。中国的对外开放从在沿海城市建立经济特区开始,这些特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吸引外资,引进新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中国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与发达国家各自发挥优势,得到最优结合。“用市场换技术”是一个符合当时实际情况而且很有效率的做法。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是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大循环战略的重要标志。当时舆论界、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除了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潜在的巨大市场外,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都难以与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竞争,加入WTO将对中国的民族产业带来巨大风险。但实践已经证明,加入WTO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性决定。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通过分工、竞争、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获得了比较利益,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大规模积累,同时也加快了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步伐。加入WTO的20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0年,社会财富空前积累的20年。如图1所示,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2001年底外汇储备为2100亿美元,加入WTO后中国外汇储备增速显著提高,2006年、2009年和2014年分别突破了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大关,2020年基本稳定在3.2万亿美元左右。1978—20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增长了39倍。无论从GDP,还是从外汇储备等金融指标看,中国经济全面开放后有了更快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图1 中国外汇储备与GDP(1978—2020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0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开放才能使中国从过去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小康社会,进而逐步向发达国家迈进。

   对于新常态下中国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简称“双循环”战略),有的观点提供了不正确的解读,以为是要回归计划经济体制,以为要追求自然经济模式,以为参与国际分工不重要,以为市场机制不重要,以为政府是万能的,以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做法是灵丹妙药。这些都是片面的理解。双循环战略的核心是内需推动的发展、开放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内循环的重点主要是补短板,把经济发展的市场基础进一步夯实。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继续推进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继续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三)增长动力:从资源依赖到创新引领

   中国经济增长过去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人口红利等要素,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伴随着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但经济增长形成了对资源过度依赖的模式。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在一个时期内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为此也付出了昂贵代价:资源耗竭式的利用,造成从土地到河流、到水资源、到近海的大范围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不仅使生态体系非常脆弱,而且对人民的健康形成了巨大威胁。这种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制约。

   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依赖大规模资源投入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2]在4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十分重视制度创新,正在逐步推动经济增长由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转变,其中,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是探索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包括如何让民营经济发展起来,如何改革国有经济体制,如何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于创新的关注,逐步由制度创新扩展到技术创新,这是新时期的重要变化。如图2所示,1996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0.56%,美国此时的研发支出占比是中国的4.3倍。2018年中国研发支出占比已经提高到2.19%,相较于2016年增长了2.88倍,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与此同时,重视人才培养,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技术人才和技术积累。目前,中国受过训练的技术人才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技术发明数量和质量也居世界前列。[3]但是,目前在高精尖人才方面供给短缺、人才激励不足等问题仍很明显,[4]未来中国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培养与发达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化人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拥有担当精神的创新性人才。

   一个直观的证据是,依靠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生产同样的经济产出所需的能源消费数量(定义为能耗强度)出现了显著下降。如图3所示,1990年中国的能耗强度是美国的2.4倍,到2015年中国的能耗强度相较于1990年已经下降了68%,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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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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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应用经济学评论》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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