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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鸿:“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新气象

更新时间:2021-12-10 10:42:08
作者: 魏鸿  

   宋代是中国传统兵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兵学高潮。“右文政治”,与辽、夏、金、元等紧张对峙的军事形势,理学的兴起,等等,都与宋代兵学发展密切相关。在诸多影响因素之中,最具根本性的是“右文政治”。

  

   宋代立国于唐末五代半个多世纪的战乱之后,为了避免五代“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的乱象,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权,宋初进行了一系列旨在防范武将专权的制度设计:收夺统兵大将兵权;从藩镇中选拔精锐扩充禁军;建立枢密院、三衙、率臣分权制衡的军事制度;实行更戍法,防止武将与士兵、地方相交结,等等。至太宗朝,“崇文抑武”已经成为具有纲领性的治国方略。北宋中叶,“以文制武”体制最终确立,成为支配宋代政治的重要原则。

  

   “右文政治”之下,文人地位日益尊崇,逐渐掌握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权力,也成为论兵的主体。宋仁宗时,宋夏战争的爆发为“文人论兵”的勃兴提供了现实契机。据《郡斋读书志》记载,“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后志卷二)。此后,“文人论兵”风潮一直发展,直至宋亡。

  

   “文人论兵”是宋代兵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宋代兵学的基本面貌,使之成为中国兵学史上承前启后而又独具特色的篇章。

  

   兵学取得官学地位,兵学论著空前繁荣。宋初八十年间,奉行禁兵书政策,兵学处于冰封状态。从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出于培养将才以及指导军事实践的需要,在富弼、范仲淹等文臣官僚的呼吁下,宋廷逐渐弛兵书之禁,开设武学,设立武举,《孙子》《吴子》等兵书成为武学教学和武举取士的教本,兵学取得了官学地位。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诏命“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三),这就是著名的“武经七书”。兵学成为官学,是兵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使兵学有了一整套研习、科考、授官的制度支持,大大促进了兵学的繁荣和发展。宋廷设武学、武举,校订兵书等等,虽然不是“文人论兵”的直接产物,却是“右文政治”下文人官僚“以兵书作养将才”思想的政策体现,深刻影响了武学、武举以及兵学的发展。

  

   宋代兵学论著十分繁盛。《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53家,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133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则多达347部,1956卷,数量远远超过前代。这固然与宋代雕版印刷大发展有关,但大量文人踊跃论兵无疑是更主要的因素。在“文人论兵”潮流之下,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兵书种类,如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第一部军事人物和史事评论集《何博士备论》,第一部分门别类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第一部军事制度史《历代兵制》,等等。优秀的论兵篇章更是不胜枚举,如苏洵《权书》、《衡论》,苏轼《孙武论》,李廌《兵法奇正论》《将材论》《将心论》,秦观《进策》中的《将帅》《奇兵》《兵法》,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等。

  

   兵儒合流进一步发展,兵学儒学化特征凸显。肇始于战国晚期的兵儒合流现象,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中国传统兵学发展的主流。及至宋代,在“文人论兵”风潮之下,儒学以更强势的姿态影响兵学,兵学儒学化成为宋代兵学的显著特征。

  

   文人是儒家思想的奉行者,“文人论兵”以儒学为本位,对兵学的批判和改造都更为深刻:一方面,更加明确地揭示兵儒间的异质,批判兵家的“诈”“利”思想,确立了传统学术体系中“以儒为本,以兵为末”的本末次第;另一方面,在论兵过程中“以儒解兵”,或对兵学概念重新解读,或将儒学思想嫁接到兵学中,实现了兵学思想的儒学化,在战争观、战略思想、治军思想等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宋代理学的兴起为兵学儒学化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文人论兵”过程中,往往以理学“心”“志”“气”“诚”“敬”等概念诠释兵学,在“将德”“将道”“励士”等方面有所创新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误读和谬见。

  

   兵儒合流是兵学与儒学融合的过程,也是儒学对兵学渗透、规制和重构的过程。宋代兵学儒学化是这一过程的终结,实现了儒学主导下更深层次的兵儒融合。

  

   兵学与军事实践的畸形互动。后世史家称宋代“声容盛而实德衰”(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三《进宋史表》),说它文教发达但军事积弱。在军事领域,宋代同样呈现出“声容”与“实德”的强烈反差。一方面,兵学论著层出不穷,武学、武举皆成定制,兵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军事上颓弊不振、败绩连连,终致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

  

   宋代兵学与军事实践的这一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宋代兵学本身的缺陷也难辞其咎。首先,宋代崇文抑武、兵学儒学化,在军政大计的制定方面,兵家功利主义思想受到严重排斥,除王安石支持经略西夏外,大部分时间都施行消极防御战略。其次,文人论兵,坐而论道,远离军事实践,既不能以兵学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又不能将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的发展提炼为新的兵学理论。尽管南宋出现了陈规《守城录》、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等贴合实践的兵书,但毕竟是凤毛麟角,不足以改变全局。再次,武学、武举制度设计不合理,难以培养出优秀的将才。武学生员少,入仕途径狭窄;武举考试偏重策略,多为文人假途,取士规模也十分有限,中举后授官过低,这些都限制了兵学通过将领付诸实践的可能性。

  

   作为封建社会中期的重要学术形态,宋代兵学既是一个高峰,也是一个转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儒学成为传统兵学文化的绝对主导,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儒学通过批判、阐释和吸纳兵学思想,规定了战争观、战略思想等高层次的价值取向,兵学则提供具体战争指导层面的方法和知识。换言之,儒学为主,兵学为从;儒学为体,兵学为用。这种二元结构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儒学统摄兵学,形成了与政治文化相一致的兵学理论,规范着中华民族的战略思维和军事实践;另一方面,兵学地位的降低以及独立性的消解,严重影响到兵学的创新和发展。

  

   其次,加剧了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泛和平主义倾向。宋代兵学的儒学化是儒家道德主义对传统兵家功利主义的胜利。儒家从民本主义出发,反对穷兵黩武,强调义战,谋求以非战手段解决争端,铸就了中国兵学文化的和平主义性格。和平主义固然可贵,但由于对功利主义的长期压制,和平主义不可避免地泛化:在战略决策上,道义原则优于利益考量,“慎战”往往成为“避战”“畏战”的托辞。在社会文化心理上,一味排斥暴力,导致尚武精神沦落,军事发展缺乏持久动力。

  

   再次,强化了国防战略的防御性特征。从兵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国防战略防御性特征的形成与兵学儒学化的过程是同步的。随着兵学被逐出国家战略决策领域,国防战略上的功利色彩逐渐淡化,强调战争对内政的破坏力,宣扬“以德怀远”,在实力衰落的王朝末世,防御战略更是易于沦为消极防御。

  

   (作者:魏鸿,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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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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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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