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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戴逸与清史纂修

更新时间:2021-12-10 10:14:27
作者: 马大正  

   戴老师在做学问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因为我长期做边疆研究,在编纂清史过程中,凡是涉及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的问题,他首先会找我来问。比如说前几年关于“南海仲裁案”,围绕这个问题,戴老师当时特别跟我说:“在我们的《边政志》里边,要设海洋篇,在海洋篇里面一定要把清代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历史讲清楚。”他的政治敏感性是他学术素养的本能反应。他对《边政志》给以特别的关注,多次叮嘱专家有关边界条约签订史实的叙述一定要准确,清政府对边疆的经营与治理一定要立足国家统一的视角来进行评议。同时,戴老师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物主义,态度鲜明。他坚持太平天国起义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意义,坚决反对曾一度流布甚广所谓“邪教”论的歪理邪说。

  

   二是严谨的治学风格。

  

   戴老师治学严谨,他曾著文对历史学家提出四项要求,即资料、思想、文采、道德,传诵一时,对后辈学人启迪莫大,我也是受教者之一。戴老师说:“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说的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不完全相同,而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一位历史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历史教学》1996年第10期)从我个人先后学习戴老师所著和主编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975年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限国内发行)、《简明清史》(二册,1980、1984)和《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999),可深知戴老师是如何将这“四要”贯彻于研究实践之中。尤其是《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征、厘清了清代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条约的史实,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以史为鉴可供决策部门参阅的精品力作。

  

   三是宽厚的待人之道。

  

   戴老师待人宽厚,没有架子,是位很好相处的老人。我们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开会,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愉快在哪儿?愉快在氛围的和谐。不是说我们没有争议,我们有争议,甚至有几次戴老师提一个想法,我们副主任统统反对,听完以后,戴老师突然明白了,说怎么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也不生气,始终坚持学术民主,所以我们也有什么说什么。有时候说了,他当时不接受,但是过了一两天,他会说“你们这个主意还是比我好”。因为戴老师喜欢下围棋,他有一句口头禅,“是不是我又下了臭棋了?”当然,戴老师也有他的短板,科研组织不是他的长项,所以在科研组织的问题上,他有的时候会犯书生气的毛病。但辅佐戴老师的李文海教授不仅是学问大家,也是科研组织的大师,我们几个副主任在这方面也是各有所长,这样正好形成互补。正因为他待人宽厚,所以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里这种温馨的和谐氛围持续至今,成为我们每一个成员的宝贵精神财富。

  

   戴老师宽厚待人、平易近人体现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每次有新著面世,戴老师都亲笔题书,并工整盖上赠书印章,以示尊重。我们后辈学人收到的不仅是给人启迪的学术名著,还是一位慈祥老人的关怀后辈的拳拳之心!

  

   戴老师在85岁时曾这样直抒胸怀: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5日)

  

   高山仰止、佩之敬之呀!

  

   (作者:马大正,1938年生于上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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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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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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