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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更新时间:2021-12-10 09:57:17
作者: 王巍  

   今年10月,是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100周年,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考古学作为一个诞生百年的年轻学科,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本文拟对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进行回顾和阐述。

  

   早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以传世或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金石学尤其偏重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期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在清代乾隆时期迎来鼎盛时期,发展到清末民初,收集资料和研究的范围更为扩大。金石学收集、著述、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描绘了器物的图像,并且部分地记录出土地,为这些古器物的研究作出贡献。通过金石学的研究,历代文史家关注古代器物成为传统,也为后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中国考古学的发端(1921-1927)

  

   1899年,王懿荣在“龙骨”中发现有字甲骨,引起罗振玉、刘铁云等金石学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大约在同时,甘肃居延发现汉代简牍。这三项发现,以及“疑古派”打破了此前史学界对古代文献的深信不疑,使中国史学界开始重视地下文物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为中国考古学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应当时中国政府之邀,与中国地质人员袁复礼一道,在华北进行寻找矿藏和采集古生物化石的工作,他们先后发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并对仰韶遗址进行了发掘。仰韶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是在中国进行的最初的科学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序幕。由此确认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因此,把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掘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1926年初,在美国学习人类学专业归来的李济对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曾和安特生一道发掘仰韶村遗址的袁复礼也参加了此次发掘。发掘成果——《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于1927年出版。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主持实施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与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一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共同成为中国考古学发端的标志。

  

   中国考古学的起步(1927-1949)

  

   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开始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于1929年发现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并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猿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

  

   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赴殷墟实施考古发掘,主要目的是寻找商代甲骨文。自1929年起,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主持殷墟的考古工作。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参加了为追溯殷墟商文化来源而进行的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发掘,辨识出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此后,梁思永到安阳参加殷墟发掘。通过对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代文化自下而上层层叠压的地层关系,被称为“后岗三叠层”,从地层上解决了分别以彩陶、黑陶和灰陶为特征的3种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

  

   1928-1937年间,史语所共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出土了极为丰富的各类文物,为研究商代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并让史学界意识到考古学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时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对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址和东周到秦汉时期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中国和瑞典联合组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及麴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

  

   自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对数十处遗址开展了考古工作,初步了解了各地史前文化的面貌,在黄河流域建立起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年代序列,培养了一批从事考古研究的专门人才,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学的发展做了准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1949-202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新中国的考古学可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复苏

  

   1.大量考古发现问世

  

   这一阶段的主要考古发现有: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山西丁村人和广东马坝人化石;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化石和沁水下川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湖北郧县人化石;广西桂林甑皮岩、陕西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河南陕县庙底沟等一批仰韶文化聚落遗址;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遗址;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江苏苏州草鞋山遗址、马家浜遗址、崧泽遗址、良渚遗址;长江中游的大溪和屈家岭遗址;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遗址和青海乐都柳湾;华北地区早于仰韶文化的河北磁山遗址、河南新密裴李岗遗址。这些发现使考古界对各个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有了轮廓性了解。古代都城的发掘有: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陕西长安西周丰镐遗址和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琉璃河遗址等;陕西咸阳秦都、汉长安城和汉魏洛阳城、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北京元大都等。这一时期发掘了一批各个时代的重要墓地,如:河南安阳武官村大墓和殷墟妇好墓、辉县战国墓和陕县三门峡虢国墓地、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长江中游战国楚墓、湖北曾侯乙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洛阳烧沟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明定陵等。手工业遗址有:河南巩县铁生沟和荥阳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以及各地唐宋时代的瓷窑遗址。

  

   2.考古机构和队伍逐步形成

  

   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这一阶段,很多省区建立了文物工作队,承担本省区的部分考古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西安研究室、洛阳工作站和安阳工作站,负责殷墟、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

  

   1952年至1954年,为应对当时全国基本建设逐步展开、考古队伍人才匮乏的局面,北京大学历史系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考古学专业,招收考古学专业本科生。此后,四川大学和西北大学等高校也相继设立考古专业,招收本科生。同期,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的341位学员参加了培训。这些学生毕业后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

  

   3.科技考古与对外交流开始起步

  

   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结束了我国考古学界无法对出土遗存进行科学测年的历史。同年,我国和朝鲜学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连岗上、楼上、双坨子等青铜时代遗址和黑龙江宁安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开展了合作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与外国学术界在中国进行合作发掘。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通过大量考古发现,考古界证明中国史前文化是本土起源。对全国大部分省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已经有所揭示;对历史时期商西周东周两汉隋唐宋元等各个朝代的都城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初步了解其修建、使用年代和布局,为下一时期全面开展考古发掘奠定了基础。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方针,为我国各方面发展带来契机,中国考古学也迎来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

  

   1.全国各地重要考古发现不胜枚举

  

   很多考古发现改写了我们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传统认识。随着各地经济发展,全国实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百项左右,发展到20世纪末的每年数百项。发掘面积也数十倍增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配合三峡工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动员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市级考古机构以及部分大学和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约80支考古队沿长江两岸铺开,展开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考古,共发现1300多处遗址,年代从200万年前到近代,取得了丰富成果。1982年,我国实施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了一大批地上和地下遗址,对于了解我国遗址分布情况、摸清各单位保存的出土文物数量具有重要意义。

  

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十分丰富。在山西和安徽等地,都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古猿人生活过的遗址,把人类出现在中华大地的年代提早到距今200万年前。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大岩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一万五六千年至一万二千年的陶器,证明中国的华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用鹤类翅骨做的古笛,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的艺术水准。墓葬中出土的部分龟甲底部刻有与商代甲骨文相似的符号,为研究甲骨文的起源提供了珍贵资料。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是距今约8000年的聚落,聚落内出土了世界上确认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粟和黍,表明粟和黍是我国先民的发明。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距今6000年的墓葬中,尸体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贝壳堆塑出龙和虎的图形,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如出一辙,暗示汉代的“四神”思想可能有着久远渊源,先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形成的宇宙观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辽宁西部牛河梁遗址群发现距今5500年、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巨型石砌平台,附近发现内有大大小小女神像和动物塑像的神庙,很多山头上有用石块堆砌的三重圆形祭坛,以及出土精美玉龙、玉人等的大型方形积石墓,据此推测应当存在一个影响遍及辽西和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神权古国。在与牛河梁遗址大体同时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也发现大型祭祀场所,附近的墓地有的大型墓随葬品达数百件,其中有多件制作精美的玉器,反映出当时琢玉工艺的发达和社会分工与分化的状况。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距今5500-5300年前后,各地区都相继迎来文明曙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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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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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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