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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云霞:论罗伯特·白英的闻一多书写

更新时间:2021-12-08 10:10:53
作者: 汪云霞  
也是“永恒的中国”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二、伤寒症与联大“最受欢迎教授”

  

   闻一多被白英赋予两个之“最”:“他的时代最伟大的学者”、“最受欢迎教授”,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白英虽同联大众多学者均有往来,可以列举出蒋梦麟、梅贻琦、张奚若、冯友兰、费孝通、吴宓、冯至、卞之琳、沈從文等一长串名单,但在他心中,闻一多有着其他人难以比肩的地位。

  

   由于两人交往密切,情谊深厚,白英常能观察和捕捉到闻一多生活中特别的场景和细节,如病中、朋友聚会、散步途中等。白英日记着重记录了他们三次病中交谈的情境:两次因为闻一多生病,白英前去探望;一次因为白英自己生病,闻一多来看望。白英在日记和回忆录中多次写到闻一多患伤寒症的情形。据1945年2月19日日记:几天前,闻一多带学生去南方200里外的史前森林旅行,回来时带回一些绘画作品,“但他患了伤寒症,又瘦又虚弱”,“今天下午,他斜靠着手杖,面色苍白,神情悲伤,忆起伤寒症差点将他击倒,还微微有点颤抖”。{30} 《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并未提及闻一多的伤寒症,关于这天只记载:“白天,旅行团举行同乐会,有张坐在石头上,含着烟斗回头的相片,就是这时拍的”,并转引吴晗《哭一多》:“学生给他拍了一张照,神情极好,欢喜得很”。{31} 两相对照,《年谱》记录的是闻一多“欢喜”的一刻,白英日记则补充了他“虚弱”“悲伤”的神情,让我们感受到病中闻一多的不同精神面貌。

  

   白英当天的日记不仅记录了闻一多患伤寒症的信息,还详细描述了自己因闻一多生病所引起的种种感触、回忆与思考。日记大量心理化、抒情化的文字显示出白英对闻一多的关切和担忧,以及他对中国所抱有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知识分子所寄予的殷切希望。在1945年战争尚未结束的黑暗时刻,作为一名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白英将自身对于中国的忧虑和希望,统统投射于闻一多——他心目中联大“最受欢迎教授”的身上。

  

   首先,白英日记着重叙述了闻一多生病所引起的自己内心的恐慌。这种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既显示出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从侧面烘托出闻一多在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凝聚力。由于闻一多遭遇伤寒症很长时间没有康复,身体非常虚弱,白英深感担忧,自到联大以来,他已经先后看到三位教授因贫困和疾病去世。闻家生活本来困窘,靠他夜晚刻章和在中学兼课勉强糊口,现在他拖着虚弱的病体,其艰辛可想而知。因此,白英忧心忡忡,生怕闻一多像其他教授那样,被疾病彻底击倒。他写道:“我们知道他会康复,但难以形容的恐惧笼罩着我们。我们不能——也不敢——想象没有他将会发生什么。”{32} 白英对闻一多生病的忧虑,既体现了他作为闻一多的挚友,其个人情感的郁结;也体现出他作为一位理解和同情中国的国际作家,其中国情感的郁结。在1945年前后的日记中,白英对蒋介石政府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批判情绪,这与他初来中国时对蒋介石的欣赏态度大相径庭。他认为,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也暴露得更加突出,此种时局之中,很难想象没有闻一多“将会发生什么”。因为联大是民主精神最后的堡垒,而闻一多是联大“最受欢迎教授”,他需要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

  

   其次,白英日记通过对比、联想、回忆等方式,以独特的个人化视角书写闻一多的强大精神感召力。自从闻一多患伤寒症之后,白英常常看见他“穿着破旧的蓝色袍子,拄着拐杖缓慢地走过校园,学生有时候拦着他问一些关于解读古代典籍的问题,他常常愉快地与他们交谈。他的教室经常不够坐,窗外可能有40多个学生旁听”{33}。日记不仅写了白英的所见所闻,还着重写了他的所思所想:“有时候,当我经过他正在上课的校园小土屋,看到成群的学生站在窗外旁听,我就越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想到他金色的胡须,年轻健壮的身体,蓝色的长袍,敏锐的眼睛,热情的深沉的嗓音。我记得第一天见到他的情形,那是个九月多云的阴暗的日子,整个街道看起来陷入衰败之中,而因为他的突然出现,一切都焕发了活力和生机。”{34}

  

   关于闻一多上课受欢迎的情形,不少联大学生记忆犹新。在汪曾祺的记忆里,闻一多的古代神话课“非常‘叫座”,不仅文学院,甚至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都来听课,“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另外,唐诗课也很精彩,“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35} 显然,白英的叙述视角不同于汪曾祺学生身份的视角。白英虽非课堂亲历者,而只是教室外的旁观者,但这样的旁观者视角自有其妙处,正所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白英作为教室外的观察者,不仅可以感受教师的风采,还可以目睹学生“旁听”的热情。身为闻一多的同事,看到他上课如此受欢迎的场面,由此“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进而开始自我反思。白英的这种旁观和对比视角,较之于学生的亲历视角有着不一样的感染力。虽只寥寥几笔,闻一多“最受欢迎教授”的形象似乎呼之欲出。

  

   最后,白英日记对闻一多进行了传记式的诗性评价。经由闻一多的生病,白英忍不住浮想联翩,对其过往岁月和人生历程进行了综合性回顾,以简笔画的方式勾勒出闻一多作为诗人和学者的传记形象。他说:“我不知道这所大学还有谁能表现出如此大的权威。有时,他的嗓音变得激昂,愤怒,冷漠的微笑令人不寒而栗,他将平静地叙说这个国家的腐败和面对腐败学生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认为人们是单纯的火焰,而他是我所知晓的最纯洁的人,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那些他在芝加哥学习绘画,半饥不饱的年月,那些内战的年月里,他说当他看到燃烧的村庄、死去的农民,但知道自己无力帮助他们时,他变得焦灼不安。那些他参加诗歌变革运动的年月里,还有那些他决定以现代的学术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古代经典的年月里。那些他钻研周代青铜器、早期碑文的年月里,他看到了早期中国、更好中国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证据,他被它们深深打动,并且努力地想要理解这种冲动,一种将它们敞亮的冲动。那些苦难和近于饥馑的年月,为了一点额外的生活补贴,他深夜刻章、并在中学兼课,他常常表现出王子般的高贵与平静。”{36}

  

   在这些饱含激情的传记式文字中,我们感受到白英对闻一多深切的理解、赞赏和钦佩。白英将闻一多的人生置于整个中国战争与苦难的大背景之中,将其学术选择置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气氛之中,由此凸显他之于“觉醒的中国”不可或缺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白英日记中用“王子般的高贵与平静”形容两位中国知识分子,一位是闻一多,另一位则是鲁迅。另外,白英作品在西方出版时,书中同时刊出了不少中国人物照片,其中较多中国政治人物的照片,只有闻一多和鲁迅这两位知识分子的照片入選。由此我们不难推测,白英看到了闻一多与鲁迅的内在一致性{37},并将二者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借助于其照片形象,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风貌。

  

   另外,白英在评价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他们与闻一多作比较,闻一多既是引导白英观看中国的一双“中国眼睛”,也是影响他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如提到卞之琳时,强调他和闻一多都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都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38} 谈及张奚若时,也将他与闻一多相提并论,说“闻一多是社会的良心,而张奚若,这个社会学家,则是牛虻”{39}。白英认为,较之于闻一多,张奚若更为直率、简单和温和,身体也更强健。他还着重指出:“闻一多和张奚若是两位最受欢迎的教授。他们之所以是最受欢迎的教授,因为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以无畏和知耻成为众人的楷模,还对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怨恨,只有巨大的爱。”{40}白英与罗隆基也有所交往,他同样以闻一多为参照,评价罗隆基“工作很努力,讲话很出色,尽管他缺乏一种像闻一多那样能唤醒人们敬意和崇拜的力量”{41}。

  

   以病中的闻一多为中心,白英展开了种种联想、想象与回忆。白英虽未直接描写闻一多的事迹,也未提供多少新的证据说明他如何“最受欢迎”,但他却凭借独特的身份和视角,用心灵化和抒情化的诗性文字,向西方建构了一个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联大“最受欢迎教授”的形象。

  

   三、跑警报与创刊会

  

   据白英日记1944年12月6日记载,白英与闻一多当天晚上参加了在联大一位法国教授家举办的聚会,聚会主题为讨论创办一份民主刊物。《闻一多年谱长编》收录了闻一多1944年12月2日、5日、8日、9日的词条信息,并无12月6日的信息内容。据12月9日记录:“昆明《民主周刊》创刊,这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社址在府甬十四号。该刊首任总编辑为罗隆基,先生以支部宣传委员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编辑委员。该刊是以潘光旦的名字登记的,因为主持新闻审查的金某是潘的学生。”{42} 综合其他相关研究材料,我们可以推测,白英日记记载12月6日闻一多等人拟创办的刊物应为《民主周刊》。

  

   关于这个创刊会,白英在《觉醒的中国》和《中国日记》中都有记叙。不过,前者仅一個段落的篇幅介绍开会情形;后者则大大扩充了内容,记录了会议的全过程,包括两人路上躲避空袭,对话内容,环境氛围,闻一多会上的演讲,研讨环节等。《中国日记》不仅增加了对创刊会全过程的描述,而且特别突出了闻一多在会上的主导位置,补充了他的表情神态、动作手势等细节描写。白英的细致描述,能够带领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感受西南联大特定的历史情境和办刊氛围,充实和丰富我们对于闻一多个人形象的认识与建构。

  

   日记从白英与闻一多黄昏时分躲避空袭开始写起,通过两人跑警报的经历以及对话场景,展现了闻一多的智慧、幽默,以及苦中作乐的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念。1944年12月6日,日军对昆明进行了疯狂攻击,联大教授正在躲避飞机的轰炸,但此时的闻一多却预言日军很快就会战败:“这是日本人的最后疯狂,他们已经黔驴技穷了。”闻一多告诉白英,学生们来自四面八方,“上课时可以从学生那里知晓一切。我们比外交部了解的信息还多。就像农民和商人并不恐慌一样,学生也并不恐慌,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是徒劳。重要的是如何去理解他们”。白英指出,闻一多反感那些不愿意与学生谈论政治和现实的联大教授,他不仅关心学生的生活,还密切关注战争的各种动态。通过与学生亲密攀谈,他多方收集外界信息,分析战争形势,并给学生指点迷津。除了关心学生外,他对普通民众尤其是穷人充满关切与同情。他发现,战争使穷人雪上加霜,极端贫困导致他们犯罪,“穷人越来越穷,被糟糕地对待,患病的灵魂如此悲惨,他们可能会为了1000块钱而在你背后举起刀子”{43}。

  

当天,白英与闻一多一边躲避空袭,一边聊天,从太阳下山直到夜幕降临。在黑暗的街头,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向法国教授的房子,一路上不断躲避探照灯的搜索。在探照灯的照射中,天空出现了若干“象鼻子”,敌机的轰炸声不断逼近。白英日记勾勒这一特定的战时情境时,运用了两个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比喻,以表现人们在空袭中的惶恐感和无助感。其一,将黑暗中探照灯投射的光影比喻为大象鼻子。大象在战斗,随时准备捕捉可能出现的小昆虫,而跑警报的人们岂不就是无辜的昆虫,瞬息之间就有可能沦为大象的猎物。其二,将法国教授院子里的石狮比作哈巴狗:“院子里的石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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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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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 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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