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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士发 赵欢:对《资本论》辩证法的误解 及其理论效应

更新时间:2021-12-08 10:08:50
作者: 赵士发   赵欢  
比如“无倾向性”,却又没有固定的形式。读者因此被迫陷入一个他所制造的语言的窠臼,思想也跟着陷入混乱。总之,这是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反对的认识事物的方式。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二部分,就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辩证法做过简要的论述。首先,他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有局限性的。“这种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30} 这种方式把研究对象看作是孤立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因此并不真正符合到处活动着、联系着的现实情况。其次,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会使思维自己终将陷入矛盾之中。恩格斯说:“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31} 上述伯恩施坦对“科学”的形而上学定义就是这样的,它在应用中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再次,辩证方法才是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恩格斯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32} 也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的。”{33}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正是来自于掌握辩证方法——唯物辩证法。

  

   关于科学,伯恩施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区别,根本在认识论的差异。正因为伯恩施坦不接受或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方法{34},即不懂和排斥辩证方法,所以无法做到统一地理解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而是机械地区别看待科学与哲学,并且还捧科学而贬哲学,才使得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去甚远,并给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事业和革命事业带来极不利的影响。伯恩施坦自己也说过“在认识论方面我是门外汉”{35} 这样的话。如今看来,他确实不像在自谦,也道出了自身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资本论》:科学著作与哲学著作的争论

  

   时至今日,学界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评几乎盖棺定论,但伯恩施坦式的科学观却并不少见,关于《资本论》到底是一部科学著作还是一部哲学著作的争论竟还有市场。这个争论看似归属于另一个重大的学术争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但在我们看来,其实质仍与考夫曼和伯恩施坦的问题一样,还是在于人们能否理解或接受辩证法——既包括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包括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然而,当今学界似乎并没有从以往的历史经验和讨论中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

  

   《资本论》是科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关于这个问题,最近较有代表性的讨论发生在高超、曲达、白刚、张旭、常庆欣、雪婷等学者之间。高超认为《资本论》从形式和实质上都是一部科学著作,不是哲学著作。首先,他认为《资本论》在形式上具备科学特征。因为,科学“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自然的数学化”{36},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使用数学比率对“剩余价值理论”做了数量化处理。其次,他认为《资本论》在内容上也具备科学特征。这种内容上的科学特征是以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内容为核心的,言外之意即:科学首先得是学科。而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资本论》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明确了该学科的基本问题——“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37},并解决了这一其他著作未能解决的问题,故算得上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最高峰”{38},因此它无疑便是科学。另外,和伯恩施坦类似,他在哲学与科学之间更加偏爱科学,认为学界对《资本论》的哲学阐释应该有度,不能越界。因为,他认为“哲学著作”与“具有哲学价值的著作”是两码事。如果一本书是“哲学著作”,即意味着“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应是世界的本原、认识的来源、真善美的标准等问题”{39}。如果一本书是“具有哲学价值的著作”,即意味着它在宽泛的意义上触及和呈现了“某些关于人类的终极问题”{40}。这样看,他认为《资本论》并不是一本标准的哲学著作,所以,对《资本论》的哲学阐释只能在后者的限度内进行,而不能超出这个限度进入前者的范围,否则,“要么是不恰当的,要么是无意义的。”{41} 他还认为:“将《资本论》阐释为哲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阐释者默认《资本论》科学价值的弱化。”{42} 可见,《资本论》是科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在他这里,归到底是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而他显然更偏爱“科学”。在他的认识中,哲学与科学是相分离的,是一对几乎相互独立{43}的、此消彼长的概念。

  

   张旭、常庆欣也认为《资本论》不是哲学著作。但他们并未从科学与哲学相对立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相对立的角度去考察问题。他们认为学界对《资本论》的哲学化解读“使马克思退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水平”{44},且主要批判那种“主张《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的论证”{45},认为这种论证是一种较典型的将《资本论》哲学化的做法。他们反对“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辛苦地实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还原为某种抽象的哲学称谓”{46},认为这些抽象层面的哲学术语的复述是“关于意识的空话”“无益的空谈”“有害的扭曲”{47}。他们对此种“存在论的论证”很反感,从而似乎反感起一切对《资本论》的哲学化解读来,甚至认为:“说《资本论》实现了一种哲学革命的观点不仅完全站不住脚,而且还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造成很大的理论伤害。”{48} 他们认为那些哲学化解读没有真正回答“新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49} 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资本论》是一部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但不是一部哲学著作。在我们看来,对《资本论》哲学的某种不太符合马克思真意的解读,引起了对《资本论》哲学不太擅长的人们的迷惑以及反感。因此,这两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且问题都与马克思的哲学有关,前者主要是误解,后者主要是不解,不解《资本论》的哲学实质与哲学革命。在不解的人看来,与其强调《资本论》哲学方面的成就,不如强调它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就,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方面的成就更客观也更高。可见,在他们那里,《资本论》的哲学与它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相分离的两个东西。

  

   针对以上两种批判《资本论》的哲学阐释的观点,学界均有与之相对的回应。比如曲达{50}、白刚均不认同高超重科学轻哲学的思路,认为他割裂了科学与哲学。他们都认为应该在“哲学与科学相统一”{51} 的意义上理解《资本论》。雪婷不同意张旭、常庆欣对《资本论》哲学的理解,认为“《资本论》所构建的新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52},认为他们“不理解《资本论》的方法与唯物史观之间的真实关系”{53}。尽管我们认同上述回应文章的结论,但认为这些文献中对“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关系”以及“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的论证分析终究还是笼统和模糊的。综观上述论争,正如在伯恩施坦那里所发现的一样,我们会发现:在认识“哲学与科学的统一”这件事上,一些学者至今依旧显得为难。这至少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辩证法的误解导致轻视辩证法、轻视哲学。在高超的论证中,他就显示出想把辩证法、思辨从哲学中驱赶出去的意图。比如他认为“辩证法绝不能与哲学思维方式画等号”{54} “作为学科的哲学也不必然是思辨的”{55} “对辩证法和‘抽象力的运用都不能说明《资本论》是哲学思辨的结果”{56}。他所理解的辩证法仅是指哲学中的一种思考方式,而不是哲学自身,认为辩证法既不等于哲学,哲学也不等于辩证法,认为运用辩证法并不是在做哲学思辨。显然,他的这些观点和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相去甚远。在黑格尔与马克思那里,有这么一种结论是成立的: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是统一的,是一个东西{57}。也正因为他没有理解辩证法,所以他才看不到这种统一,于是将理解的希望寄托在自然科学身上。殊不知,对自然科学的理解也离不开辩证法,不理解辩证法便会导致误解自然科学。第二,对自然科学的误解导致迷信自然科学、迷信科学。一些学者眼中的“科学”基本等同于“自然科学”,他们毫不掩饰地认为自然科学的特征就是科学的特征。但是,这个结论根本上是值得商榷的,在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本质认识不够深刻时,它只不过是一种迷信。比如,高超认为马克思使用了数学比率来表示自己的“剩余价值率”公式,因此实现了《资本论》核心理论的数学化,于是使其在形式上具备了“科学的核心特征”——自然的数学化。他认为“数量化使‘被剥削程度变为‘剩余价值率,使剥削学说成为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58}。但在我们看来,这是非常表面的觀点,既误解了数学,也误解了数学化。其实,数量化并不等同于数学化,公式化也并不等同于数学化。许多学科都能够运用数量化、公式化手段,比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但它们显然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且,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数学尤其是现代数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且紧密的,这一点已经由数学的发展史(尤其是集合论的发展史)所证实{59}。

  

   概言之,当今学界对《资本论》是科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的争论,反应出这样一种事实:仍然有人轻视和不理解辩证法(黑格尔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正如考夫曼和伯恩施坦一样,因而仍然无法正确把握哲学与科学的统一关系,进而也就无法理解《资本论》及其“科学性与哲学性的统一”。

  

   综上可知,马克思《资本论》的“实际方法”是指唯物辩证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重视和理解仍然不够,其中主要表现为对辩证法的重视和理解不够。这便要求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理解辩证法(包括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因为这对于我们理解《资本论》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统一关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以及理解《资本论》科学性与哲学性的统一,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认识统一关系方面确实存在困难,那么我们可以求教于马克思哲学的老师——黑格尔哲学,充分吸收黑格尔的哲学资源。因为,辩证法对各种统一关系的把握,表现为思维的一种抽象统一能力,实际上是德国观念论的传统。这一传统曾被黑格尔称为是“真正德国气派的”{60}。他还把将思维的这种抽象统摄能力阐发到相当高度的雅各·波墨看作是“第一个德国哲学家”{61},称:尽管“他的表达方式是粗糙的”{62},但较前人而言具有更加“深邃的心灵”{63}。黑格尔赞赏波墨道:“最深刻的理念才能把最绝对的对立面统一起来……这是一种极其粗野的内心努力,要把形态上彼此极不相干的东西捆绑在一起。他以坚强的精神把对立的双方面结合起来,并在这种精神中打破全部对立的意义,即双方所具有的现实性形态。”{64}

  

   注释:

  

   ①④⑥⑧⑨⑩{13}{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9、20、21、20、21、20、72页。

  

   ② 我们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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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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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 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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