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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论科技创新中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价值

更新时间:2021-12-08 09:54:28
作者: 张明  

   摘 要: 个人信息权是关于“信息”的权利,它源于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具有流通快、易泄露、难保护等诸多特点。另一方面,指纹、面部识别技术以及区块链技术的成熟,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个人信息权的人格权本质决定了其核心价值为维护人格尊严。同时,信息流通能产生经济效益,使得个人信息具有部分财产属性。财产属性决定了个人信息权对信息自由的重要价值。个人信息保护实践时的核心问题是确定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价值目标、平衡多种价值的价值冲突问题。个人信息权法律价值理论表明,人格尊嚴和信息自由的冲突不可避免,二者价值的实现需要寻求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明确了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价值,并为价值选择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 科技创新; 大数据; 个人信息权; 法律价值

  

  

   近几十年来,科技创新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1964年日本学者神岛发表了一篇题为《信息社会中的社会学》的论文,第一次使用了“信息社会”的概念,从此之后,该概念广为世界各国所接受,标志着人类社会即将步入信息时代。个人信息权的客体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作为信息的一种,具有非物质性,可流通性,主体识别性等特性。“个人信息权”的概念自提出以来,便受到了国际组织与世界各国的重视,逐步进入了庞大的权利体系之中。在新的社会条件与大众认知中,个人信息权的人格属性是其本质属性。这表现为个人能够自主决定信息流通、交流的过程;同时,也可以使个人信息加密,防止个人信息权益受利他人侵犯。另一方面,个人信息权日益增长的财产属性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承认。然而,以信息泄露为首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进入了新篇章,从立法层面为个人信息权益提供了切实保护,成为个人信息保护实践中价值冲突时进行价值选择的指南与规范。

  

   一、 科技创新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挑战

  

   (一) 信息泄露问题

  

   2017年11月,“江歌案”又重回人们的视野。被害人江歌的母亲在网上曝光了案件当事人刘鑫及其家人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车牌号等信息,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更有网民通过技术手段对刘鑫全家进行“人肉搜索”,刘鑫一家被频繁曝光,已经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事件发生后,情绪激烈的网民,往往渴望获取信息,表达与手段趋向于偏激。这也是为何“人肉搜索”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体系化的信息能更加精准地定位主体,对于主体个人信息的保护危害较大。

  

   《南方都市报》发布过一篇题为《仅需3.8元你的身份信息、消费账单、人脉关系全买到这些数据从何而来?》的报道。报道称《南方都市报》记者通过随机检索,在一家名为探知数据的科技公司,仅花了3.8元就买到了自己的详细运营商报告。事实上,数据公司所能提供的数据还远不止这些。“数据”产品内容涉及《南方都市报》记者的基本身份信息,移动电话通话记录、日常消费明细、出行相关信息和人际交往信息等,从衣食住行到生活社交,事无巨细,一览无余。这意味着,信息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可能会成为一种被消费、被交易的“商品”。

  

   (二) 科技创新中的机遇与挑战

  

   面部信息、指纹信息等源于科技创新的新型个人信息与传统个人信息,共同构成了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新内容。这些技术自出现以来,便走进了人类的生活。在中国,乘坐火车、入住宾馆需要识别个人面部信息;解锁防盗门、手机则需要输入指纹。显然,新技术发展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为社会生产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为首的新科技,对个人信息保护也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部分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python”追踪Cookie等技术手段,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包括用户的消费、社交、出行等,信息面广,精度高[1]。此外,数据公司把单纯的数据包装成各种更容易被使用的信息,使之表格化、图像化,更易在网上传输。

  

   互联网科技创新与新兴技术本该为人类谋求发展与进步,如今却倒行逆施,用以危害个人信息安全,成为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泄露更为严重的源头。如今,用户如果不同意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格式化服务协议,便无法正常使用网络服务与应用软件已成为普遍现象。网络服务提供商与数据公司手段多样,无孔不入,难以防范。为谋取私利,将用户的个人信息置于被人滥用的危险之中。与之相对,区块链等新型信息存储技术正成为一种新的个人信息保护尝试[2]。

  

   (三) 个人信息权保护模式

  

   为应对个人网络信息轻易大量泄漏的风险,世界各国纷纷对个人信息权加大立法保护,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3],俄罗斯的《俄罗斯个人资料法》[4],美国的《隐私法》以及宪法修正案的引申①,德国于2003年制定的《联邦数据保护法》,我国台湾地区于2010年制定的《个人资料保护法》等。

  

   国际组织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尊重个人信息的基本价值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组织认为,个人信息的收集是有其限度的——这种限度不仅在于收集手段的合法、公平,还应求得信息主体的同意,并且个人信息的收集应与其合法用途有关,收集个人信息后,用途不得超出收集前的预设。

  

   2021年8月20日,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将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此前,我国个人信息权保护的规定分别见于各部门法规定之中,以宪法为首,包括民法、刑法、行政法规等。其中,《民法典》在第四编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中特别新增了有关个人信息的规定②。包括保护个人信息的基本立场,个人信息的定义,处理个人信息的原则等。《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通过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体现了当代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5]。同时,也是法律与时俱进地回应社会大众对于个人信息权保护需求的集中表现。

  

   从立法模式上讲,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有二:其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专门立法的欧盟模式;其二是强调行业自律并与专门立法相结合的美国模式。然而,二者效果均不尽如人意。个人信息权益依然受到信息时代科技的严峻挑战。

  

   二、 个人信息权的属性

  

   (一) 个人信息权的人格权本质

  

   个人信息权提出之初,一般作为人权、一般人格权或人格尊严的下位概念出现,且常见于国际性组织的纲领性文件与国际条约之中[6]。从个人信息这一概念形成的历史来看,它与人格权的发展最为密切相关。

  

   在立法实践上,个人信息权多作为一种人格权对待,它是一种宪法权利或民事权利中的人格权。最早为个人信息立法的德国,1982年颁布了《人口普查法》,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对公民进行信息收集,拟订收集的信息范围包括人口、职业、住所和工作等几乎全部个人信息[7]。1983年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定上述法案有违宪情况,并认为其违宪部分无效,其余部分修改后施行。这一次判决的主要意义在于,第一次确认了个人享有决定使用或放弃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权利。该判决书对保护个人信息权的背景、依据、概念等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其明确指出,在现代信息处理条件下,应保护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免受无限制的收集、储存、运用、传递,并属于基本法一般人格权及人格尊严保护范围。判决还认为,法律应当确认和保护个人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放弃与使用的权利。

  

   德国的“人口普查法案”影响深远。包括日本、中国台湾省在内的国家和地区,也在司法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使用了人格权视角。美国法中,个人信息权作为隐私权的一部分而存在,属于人格权[8]。

  

   在我国正式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常常认定侵犯个人信息权为侵害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利。例如,姜宏诉被告杭州十九楼网络传媒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一案③即是如此。

  

   人格与主体不可分离,也就是说,个人信息权是主体固有,不可剥夺、转让、抛弃的不具有财产属性的权利。个人信息是一个人得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息与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肖像等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全部。个人信息权源于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发展的自由。如果个人无法决定自己个人信息被何人获取,或无法决定个人信息被何人利用,而沦为被操纵的客体,那么将损害其作为人的尊严。所有的个人信息均与人或人格有关,只有权利人支配个人信息的时候,才能保障人格尊严。

  

   (二) 个人信息权的财产属性

  

   从学理上讲,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的一种。然而,互联网的兴起导致信息流通加快,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也愈发凸显。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权利。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物享有支配和排他权利,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个人信息权若是财产权,只可能是物权中的所有权。

  

   在财产权的发展过程中,最初只有有体物才可以作为其客体。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社会生产方式和法律传统、文化的不同,导致物的范围和法律意义存在着差异[9]。从古罗马到近代的罗马私法体系中,以有体物和无体物的所有权为基础设计了物权制度,建立了物权、债权为核心的物法体系,其理论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有人称之为是罗马法对世界的第三次征服[10]。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中也有关物权、无形体物的较为系统的论述[11]。他以列举的方式,对无形体物的存在方式进行讲解,例如,遗产继承权等债权。同时,他意识到债权中得包含有体物的情况,并进行了探讨。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以债权、用益权为首的权利乃是无形体物。该法还通过明确这些权利的边界与范围,从而事实上起到了肯定、保护这些权利的作用,成为无形财产权的雏形。

  

如霍布斯所言,“……这些营养物质的分配,便是关于我的、你的、他的制度,一句话,这就是关于私有财产的制度,……”,财产权的外在表现为一种对物的权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排除了他人在物上的行为[12]。从一开始,财产权就似乎是为了实行私有财产权而提出的。因为一种完全公有形态下的财产权的界定没有任何意义。经济学家费希尔认为产权非物,它是一种自由或许可——它享有收益,同时承担成本,这是一种非具体的社会关系。在经济学理论中,产权常常作为财产权的略称出现,尤其以所有权为最。依据经济学理论,作为理论支点的资源一旦稀缺,必然引起相关的关系产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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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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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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