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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君:近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中国性”和“现代性”

更新时间:2021-12-08 09:33:34
作者: 倪君  

  

   摘 要: 经济基础对美学形态的产生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西方学者对“审美现代性”的解读是基于西方语境的阐述,即西方社会各阶段都有清晰的社会进程、明确的现代性目标,审美文化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审美现代性在新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上萌发生长。近代中国有别于西方的社会存在,使中国审美现代性转型展现出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性”和“现代性”。“中国性”指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相较西方存在继发、被动、不平衡的特殊性和“共时性”、“双重性”的任务特征。“现代性”指中国现代美学与古典美学在特征上的差异。20世纪初海派京剧因其独特的发展背景和演进历程,成为解读近代中国审美现代性转型的典型艺术载体。

   关键词: 审美现代性; 中国性; 现代性; 五四新文化; 海派京剧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领域审美意识的觉醒开始,中国学界关于审美现代性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近年来,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又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美学现代性当属其类。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来研究中国审美现代性,应当充分考虑到“中国性”,即中国特定历史阶段有别于西方的特殊社会存在。同时,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有摆脱古典、走向现代的内在规定性。这使中国现代美学又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的特征。

  

   一、 西方学者视域下的“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发端于西欧。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在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物质层面的指向就是“现代化”,精神层面的指向就是“现代性”。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指导理念,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具体实践。简言之,现代性就是指人们摆脱愚昧、专制和迷信,走向理性、自由和科学的过程。但是纵观西方百年社会发展史,现代性在摆脱愚昧、专制的过程中也在制造着新的专制、愚昧,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一直存在,这就是现代性内部的两种张力:一是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一是以感性为旨归的审美现代性。现代性发轫于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这个启蒙时代高呼理性价值,反抗神权和神性,强调规则、思想和理性,大大冲击了封建旧秩序,开启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现代化进程,这就是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在字面上的意义,它是“审美—艺术现代性的简称,既代表审美体验上的现代性,也代表艺术表现上的现代性。”[1]

  

   审美现代性以人的解放为中心,强调人的感性回归,强调个体自由、个性解放。强调理性启蒙的现代性为西方社会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人的感性失落,使人产生焦虑、孤独感。工具理性的极端也会带来霸权主义、武器暴力、环境污染、大屠杀等,使人们陷入恐慌。这时,西方社会就需要以审美现代性的感性回归来救赎深陷泥潭的理性批判,重拾人性之自由。

  

   早在18世纪,席勒就提出了著名的审美“游戏冲动”论,他认为审美可以协调感性和形式、本能和道德冲突导致的人性裂变。黑格尔认为审美可以赋予主体自由、具有使人解放的特质。康德视审美判断为和谐想象力和知解力的中介。马克思提出,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的。马尔库塞断言审美是通向主体解放的道路。“它像是一个爱挑剔和爱发牢骚的人,对现实中种种不公正和黑暗非常敏感,它关注着被非人的力量所压制了的种种潜在的想象、个性和情感的舒张和成长;它又像是一个精神分析家或牧师,关心着被现代化潮流淹没的形形色色的主体,不断地为生存的危机和意义的丧失提供某种精神的慰藉和解释,提醒他们本真性的丢失和寻找家园的路径。”[2]71康德则将美的欣赏视作为“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3]46,“美的艺术作为美的艺术必须看作不是悟性和科学的制成品,而是天才的创作,并且因此是通过审美性观念获得它的法则,而和那些从理性的诸概念所规定的诸目的在本质上相区别着。”[3]198-199“悟性和科学的制成品”涉及现代科学知识领域、认识机能及相应活动,“理性”则涉及道德实践领域。在这里,康德认为审美领域与理性的认知领域和实践理性的道德领域均不同,审美是一种无功利性的、个体性的感性活动。

  

   19世纪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现代性与永恒性,他认为“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者是其中一种,或者是兼容并蓄。”[4]416联系语境来看,波德莱尔所指的“难以确定”、“相对”、“暂时”,都是在强调美的特殊性,即感性。而“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4]424他反对陈腐僵硬的美学体系,而“满足于感觉”[4]316。在他看来,现代审美领域必然涉及感性活动,而非机器生产和工业文明。

  

   齐美尔将现代性的本质理解为是“一种心理主义,是依据我们内心生活的反应,实际上也就是作为内在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在心灵流动因素中固定内容瓦解了,由此一切本质性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其形式仅仅是运动的形式而已。”[5]在这里,齐美尔强调现代性与内心体验的关联。他认为现代性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不再稳固,精神文化可以独立于物质获得自由,审美主体为获得感性自由会与工具理性作斗争。

  

   哈贝马斯则认为审美现代性包含于文化现代性之中,“由于前現代社会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整合功能,所以文化、人格和意义等因素深嵌在经济和政治结构之中;而现代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公共领域的出现。”[2]68在这里,现代社会对前现代社会一体结构中的文化和政治经济进行了分离,文化的现代性会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科学、政治、道德、艺术进行区分,使得各个领域拥有自身的合法性和自主性。文化现代性的范围很广,涵盖各个领域,如科学、道德、文艺等,而审美现代性则主要指文学艺术领域。

  

   卡林内斯库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文明中一个阶段的现代性相信科学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6]在这里,卡林内斯库将现代性分为两个方面: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与源自科学进步、工业革命和西欧资本主义胜利的社会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在价值取向上是剧烈冲突、相互对立的。审美现代性注重感性个体回归,推崇抽象自由理想,强烈批判理性权威。而社会现代性与其相反,尊崇理性,富有信心,乐观主义。卡林内斯库强调审美现代性的感性、时间意识,及对新颖性、动态性的追求。

  

   上述哲学家、美学家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现代性指向越来越自主性的趋势,并在精神领域——尤其是现代艺术上体现出来,这就是审美现代性的萌蘖过程。审美现代性是以艺术为发端的,现代艺术作品中皆含有明显的对个体独立自主性的要求。除了文学艺术活动中所反映的审美现代性,人对自身的理解、对自然的认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人这个个体生存环境的反思,都是审美现代性的内容。

  

   以上对审美现代性的理解源自西方美学家的理论,他们普遍认为审美现代性发端于文艺作品,重点在于使人感性回归,使个体解放,从而消解了长期受工具理性压抑的、被启蒙现代性严重束缚的人性。但这些注解的点是建立在西方历代文艺作品和文论的基础之上,是基于西方语境的阐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民的意識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以此理论出发回顾西方历史,能够发现西方社会从古至今的历史进程脉络清晰、界限分明,各个社会阶段都有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在14世纪前后,欧洲的商业经济已经在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中萌芽。到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欧洲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资本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在商业经济支撑下,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得到大力发展。英国在17世纪完成工业革命,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新制度维护了资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新的经济基础的带动下,逐渐孕育出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德国狂飙运动和近代哲学,新的美学形态也藉此得以完成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化。到19、20世纪,在物质现代化完成的基础上,理性—启蒙现代性充分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里并严重压抑了人的感性自由,因此出现以感性的审美现代性来救赎人的精神解放的策略。这方面的观点以前文提到的波德莱尔、齐美尔、哈贝马斯、卡林内斯库为代表。由此,新的美学形态是在新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上萌发的。西方现代性的目标明确,审美文化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产生作用。

  

   西方的审美现代性是从其内部自然生长出来的,然而,西方清晰的社会进程并不适用于中国。如果说西方现代审美文化是以人权对抗神权、感性对抗理性开始的话,那么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则是和社会现代性一体的,是被东西方列强侵略而被迫开始的。中国审美现代性具有自身的“中国性”和“现代性”特质。

  

   二、 近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

  

   对近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探究,无法回避近代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存在,也不能回避民族独立和个体觉醒、传统思想和现代观念的思想论争。具体而言,对近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探索,一方面要注重“中国性”,即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相较于西方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需要注重“现代性”,即中国现代美学与古典美学在特征上的差异。这也是中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共同追求,即对人类自由永恒追求的普世情怀。

  

   (一) “中国性”:和西方社会相比,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中国语境”下的审美现代性存在三方面的特殊性

  

   1.继发性。“原发性”和“继发性”,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指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发展的形态、标志和核心内涵,它在欧洲国家的自然发生和在东方不同程度被落后国家后续跟进(自觉或不自觉)”[8]。很明显,近代中国属于东方“落后国家”。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长期占主导地位,加上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国策,这些都严重束缚了中国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中国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封建势力极为顽固,“专制的机器经长期锻造而特别牢固、细密,专制文化特别发达而善治人心,以致人的思维方式也相应形成了某种‘惯性”[9]。这使得现代思想在中国很难内在生发出来,以至当西方大步跨入现代性进程的行列时,清王朝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面对西方的科技新风,19世纪初的清朝子民所呈现的是狂妄自大而不自知的性格。在现代性进程的时间点上,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因而属于后续的、继发性的。

  

2.被动性。19世纪中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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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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