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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万青 李文才:西汉太常郡新探

更新时间:2021-12-07 11:44:23
作者: 曹万青   李文才  

   摘要:西汉太常郡一度为实体郡级行政区,已经被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所证实。太常郡下辖的11个陵县构成了它的郡级行政区的边界,但郡界因为陵县的设置或废除而发生变化,呈现与其他普通郡不一样的特征。作为郡级行政区,太常郡具备其他郡级行政区的一切职能,但另一方面由于太常又是中央九卿之一,所以随着徙民实陵掌控人口任务的完成,太常郡作为郡级行政区的功能已无存在的必要,遂导致废除太常郡,而将其所属陵县分属三辅这个最后结局。太常废郡而专司中央机关事务,又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日趋完善的结果和反映。

  

   关键词:太常郡;陵县;西汉政区地理;肩水金关汉简

  

   作者简介:曹万青,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扬州  225002);李文才,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  225002)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5.016

  

   在西汉是否曾经存在过太常郡的问题上,学界一直有存在和不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第一种存在论者,在主张太常郡存在的前提下,基于对太常郡特征界定和功能认识的不尽相同,有三种看法:一是主张太常郡为“隐形郡”,即太常郡与三辅平行,不像一般郡国那样具有固定边界,所辖诸陵县散居三辅,陵县数目随皇帝更迭而逐个增加,从而造成辖区范围的扩大,故太常郡始终没有确定的范围与边界,亦无明确的郡级行政区的地位,是谓“隐形郡”1;二是太常郡所领诸陵县呈点块状分布,地理构成并未连为一体,故为特殊的郡;2三是太常郡本质上为汉郡,不仅拥有明确的边界和实土,还具备郡级行政区的基本功能和明确的郡级行政区地位。3第二种不存在论者,主张西汉未曾存在“太常郡”的称谓,太常既无明确的辖域,也不具有管理地方政务的完备官员建制,只是一个具有部分民政职能的中央官署,故不能视为郡级行政区。1

  

   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太常所领11个陵县,除了除奉明县缺乏考古成果印证之外,其余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杜陵、万年、南陵、云陵10个陵县,皆得到考古发掘资料的证实,2因此太常下辖诸陵县与其他普通县一样,皆有明确的行政边界,是无须争议的事实。太常所领诸陵县的边界尽管并不完全相连,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太常郡这一郡级行政區的实际边界自无疑义,当然太常郡的边界构成与其他郡、国也因此而略有差异,也是事实。其次,从陵县管理机构设置、运作方式、下属更低一级的乡里机构以及人口构成、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来看,也与其他普通县没有差别,因此,太常作为县以上的郡级行政区划,既然统辖有实土、民众以及职官机构的众多陵县,则其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职能的郡级行政区——太常郡,也就是不争史实了。

  

   不过,由于太常同时又是中央九卿之一,位列中二千石卿之首,以此身份兼具地方郡级行政区的功能,就使得它与地方普通郡级行政区又显得有所不同,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兹就此略加阐释一二。

  

   一

  

   太常郡是否“隐形”,是一需要厘清的争议性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太常郡的形态是否具有特殊性。前揭周振鹤认为陵县属太常,太常与一般郡国没有分别,可以当成一郡看待,但又因陵县随皇帝的更迭而逐个增加,不像一般郡国具有固定边界,因此“太常郡”只有专名“太常”,而无通名“郡”,故而应该是一种“隐形郡”。前揭赵志强基本赞同周说,但没有将之称为“隐形郡”,而是称为“特殊的郡”,核心观点是太常所领陵县呈点块状分布,没有在地理上连为一体,故曰“特殊”。不过,上述二说也存在牵强之处。因为就西汉太常所辖陵县来看,其分布的地理范围,大致在由茂陵、阳陵、杜陵所构成的三角形区域内,而这个三角形的区域作为陵县分布地,在太常成郡之后,就大致构成了太常郡的郡界。在太常郡的疆界范围内,陵县之所以无法联成一个整体,则是由于陵县并非同时设置。因为陵县是在一个皇帝驾崩之后,经过设置陵邑、徙民实陵之后方才成立。也正因为如此,太常郡表现出与其他郡不同的特点,地方其他郡国的地域范围一旦划定,其下辖县也多固定设置,而太常成郡之后,其下辖陵县则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会随着新陵县的成立而增加,从而造成论者所说的陵县呈点块状分布,没有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这一情况的出现。尽管这个情况与其他普通郡国相比,显得有些特殊,却不妨碍太常郡具有明确的郡级行政区地位,是确实存在的汉郡这一事实的成立。

  

   传世文献中有关于太常领郡的记述,如宋敏求在《长安志》中明确说:“徙民置县者凡七。长陵、茂陵各万户,余五陵各五千户。陵县属太常下隶郡也。”3所谓“陵县属太常下隶郡”,即指陵县属于太常治下的太常郡。太常郡也得到了出土文献的证实,据肩水金关汉简73EJT37:1586载:“太常郡茂陵始乐里公乘史立年廿七,长七尺三寸,黑色。轺车一乘。駹牡马一匹,齿十五岁。弓一,矢五十枚。六月乙巳出。”1明确记载了太常郡茂陵县始乐里公乘史立,于六月乙巳日出关之事。此简按照“郡—县—里”的顺序介绍史立的籍贯,不仅直接证实了太常郡的存在,而且也显示出太常郡作为地方行政区在管理模式上与汉代“郡—县—乡(里)”的通行模式并无区别。

  

   太常郡作为地方郡级行政区,其职官设置情况如何?是否拥有一套与其他普通郡级行政区一样的管理机构呢?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对此都没有明确记述,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方面的情况就无迹可寻了呢?我们还是先从太常郡下辖诸陵县的职官构成说起,然后再对此进行分析。太常郡下辖诸陵县拥有一套与其他县级行政区一样的完整行政管理机构,诸如县令(县长),尉、丞、曹,县下设乡,有亭长、三老,所有设置都与普通县没有二致。陵县首长的禄秩,除长陵令为二千石外,余者皆为六百石。2陵县尉、丞,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不等,皆称长吏。3这些已经得到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证实,如李广曾被霸陵尉所辱4,张汤亦曾“调茂陵尉,治方中”5,这是传世文献所载陵县设有县尉之事例。出土文献所载这方面的事例更多,如肩水金关汉简中有“章曰平陵丞印”(73EJC:654B)、“子男……印曰阳陵左尉”(73EJC:531B)、“申朔辛巳茂陵令狱丞福□□□□乡□”(73EJT24:535)6等记载。另外汉代封泥中有“长陵丞印(奉常属)”“安陵丞印(奉常属)”“霸陵丞印(京兆尹)”“高陵丞印(左冯翊)”“阳陵邑丞印”“栎阳丞印(左冯翊)”“长陵丞印(左冯翊)”“茂陵丞印(右扶风)”“杜丞(奉常属)”等7,传世铜印中有“霸陵尉印”“茂陵尉印”8等。

  

   作为太常郡下辖县级行政区,各陵县的职官机构设置,既与普通县无异,那么,作为这些县级行政区的上级领导机构,太常郡的职官设置为何却难得一见呢?我们认为这正是太常郡作为地方郡级行政区与其他普通郡在管理模式上的差异性所在,体现出太常郡作为郡级行政区的某种特殊性。因为从秦汉职官制度发展演变史来说,太常从始设起,就是中央九卿之一,其主体职能是主管中央礼仪文化事务,这也是它的本职工作。然而,到了西汉时期太常却又成为兼具地方行政职能的一个郡级行政区,完全是西汉陵邑制度的发展所造成的。陵邑或陵县的设置,原本与皇室祭祀礼仪直接相关,正属于太常所管的礼仪文化事务范畴,为了方便领导或指导工作,将陵邑或陵县直接划归太常管辖,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陵邑一旦进一步发展成为拥有实土、人民的实体县级编制行政区,那么,作为其上级领导机关的太常,其职能也必定发生相应的调整或改变,从以前较为单纯的中央礼仪文化事务主管官员,转而兼治地方行政事务。太常因为下辖陵县而成为郡级行政区,但是并没有像其他普通郡那样,另设一套包括郡守、郡尉、郡丞以至卒史、书佐、啬夫等在内的职官僚属,而是采用了类似今之“两套班子,一套人马”的管理办法,以太常首长及其下属分别承担太常郡作为地方行政区所应承擔的职能。这在文献有较为明确的记述,如《汉书·韦贤传》载韦玄成兄韦弘“为太常丞,职奉宗庙,典诸陵邑,烦剧多罪过。”1这则材料中所记述的太常丞职掌包括“职奉宗庙,典诸陵邑”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奉宗庙”为太常寺所负责的祭祀礼仪事务,属作为中央职官机构太常寺本职范围内的工作;后者“典诸陵邑”,职责性质则属于地方行政事务,因为陵邑即陵县为太常郡下属的县级行政区。这两项工作原本分属两个机构承担,但是现在却要由太常丞一个机构或职官来完成,故而不免“烦剧”以至于“多罪过”,也就是因为事务烦杂沉重而犯了不少错误。如果太常丞只承担原属中央官署太常寺中的单项事务,而不是同时兼任应属地方行政管理的那部分工作,大概就不会出现“烦剧多罪过”的情况了。

  

   从太常丞以中央太常寺属官的身份,同时负责太常郡所应承担的地方行政管理事务的情况,可以推知太常寺的其他属官也应该是相同的情况,即一职而兼中央、地方双重职任,相对应的,太常一方面是中央太常寺的首长,一方面又兼任太常郡的长官——郡太守之职。

  

   二

  

   太常身为中央太常寺和地方行政区太常郡领导的双重身份,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并不明显,为世人多所关注的是其位列中央九卿之首的权力和职掌,而对于其作为地方郡级行政区首长的事实则多所轻忽,不仅古代文献记载如此,今人相关研究亦然。实际上,太常郡作为西汉郡级行政区,其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与其他郡级行政区并无二致,拥有西汉郡级行政区的完整职能。这可以从如下方面得到反映:

  

   其一,以地方行政区的身份接受诏书。据肩水金关汉简73EJT1:126:

  

   地节三年(按:前67年)十一月癸未朔辛丑军令史遂敢言之诏书发三辅大常中二千里□□自言作日满·谨案□□□□□□□□□十一月乙酉□□□□。2

  

   在这份简牍中,太常与三辅并列,都是作为地方行政区出现的,诏书发给的对象是作为地方行政区的太常郡,而不是作为中央机关的太常寺,诏书所要求处理的是属于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

  

   其二,处理太常郡辖区内的司法、钱谷事务。据《汉书·杜缓传》载:“(杜缓)父延年薨,征视丧事,拜为太常,治诸陵县,每冬月封具狱日,常去酒省食(师古曰:‘狱案已具,当论决之,故封上。),官属称其有恩。元帝初即位,谷贵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缓辄上书入钱谷以助用,前后数百万。”3这段史料所言杜缓任太常时的事迹,所突出的正是他治理诸陵县即治郡的职责,如每年冬月的“封具狱日”,即处理太常郡内的司法事务;汉元帝永光年间,因为粮食短缺,西羌反叛,杜缓又从太常郡征调钱谷以助军。这两项职能均非中央礼仪文化机构太常寺所能办理,而只能是地方行政区太常郡可做到。除了这条传世文献的记述外,出土文献也有相关记载,如悬泉汉简中就有太常郡接收司法文书的内容:

  

元康四年(按:前62年)五月丁亥朔丁未,长安令安国、守狱丞左、属禹敢言之:谨移髠钳亡者田 等三人年、长、物、色,去时所衣服。谒移左冯翊、右扶风、大常、弘农、河南、河内、河东、颍川、南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金城、西河、张掖、酒泉、敦煌、武都、汉中、广汉、蜀郡 …… (Ⅱ0111④:3)4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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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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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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