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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震 孙毅:我国民法典的时代价值

更新时间:2021-12-07 11:34:25
作者: 杨震   孙毅  
为此,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关系我国全局的一个重要发展理念。我国民法典充分贯彻了绿色发展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民法典》“总则编”的第9条确定了“绿色原则”,从基本原则层面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这也为后面各分编围绕着“绿色原则”加以贯彻提供了基础。其二,“物权编”与“合同编”对“绿色原则”的具体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比如,在“物权编”的第274条对“建筑区划内道路、绿地等的权利归属”问题予以了明确;第286条规定了业主“相关行为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第346条增设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绿色合法原则,体现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一章对绿色理念的贯彻。此外,“物权编”还在第325条和326条规定了“国家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并且“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而“合同编”不单在“通则”部分做出了“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规定,2还在“典型合同”中的“买卖合同”3与“物业服务合同”4部分对“绿色原则”做出了回应。其三,“侵权责任编”是“绿色发展”理念在分编中最集中的体现。《民法典》第七编第七章最突出的变化之一,就是在原《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生态破坏责任,此外,“侵权责任编”还在具体规范中规定了污染环境及破坏生态的惩罚性赔偿制度,5并确立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6还明确了公益诉讼的赔偿范围,7这些规定对遏制损害生态的行为无疑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其次,21世纪是数字时代。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移动通信、5G技术、万物互联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之前网络化时代的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凸显,与此同时,当今社会也已经迈入大数据、云端、区块链为代表的信息化时代。对此,我国民法典顺应新时代的到来和挑战:其一,为了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需要,《民法典》“总则编”在第127条对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将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纳入了民法的保护范围。可以说,《民法典》“总则编”对于个人信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此外,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了新的数字商业模式,鉴于网络时代具有远程、迅捷、跨地域等性质,现有订立合同的制度并不能完全适用,2对此,《民法典》“合同编”第491条第2款有关互联网交易的规定、第469条对于调取查用数据的规定,还有第512条对于电子合同履行规制的规定,可以用来回应网络化时代的诉求。其二,面对信息时代的到来,《民法典》加强了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除了《民法典》“总则编”在第111条规定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之外,《民法典》“人格权编”在第六章还用了八个条文构成一个规范体系,以重点保护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不仅在第1034条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定义,还通过第1035条提出了“个人信息的处理”的概念,并再次重申了处理个人信息应注意的原则和条件。同时,在第1036条新增了个人信息处理的三项免责事由,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兼顾了数字时代对于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需求,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划定了处理个人信息的边界。此外,第1037条还通过规定个人信息主体的查阅、复制、请求更正和删除的权利,赋予个人信息主体更大的决定权和自主性。尤其是有关请求删除权,使得现实生活中自然人可以及时通过行使自力救济,从而减少个人信息被侵害的风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人格权编”第1034条新增加了对于保护生物识别信息的规定。个人的生物识别信息是指自然人脸部特征、指纹、虹膜、声音、基因、步态、笔迹等可识别自然人的生理特性与行为特征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对个人而言是属于重要且敏感的隐私,同时也常常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故而,民法典对此予以特别的重视。3与此同时,《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五章还增加了对新闻报道、舆论监督、文学艺术、报刊网络等侵犯名誉权情形的规制,这些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信息时代所能引发的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其三,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民法典在保障民事主体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完善了对于网络的管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之前《侵权责任法》关于网络侵权的第36条的内容,扩充成了第1194条到第1197条这四条条文,对网络侵权责任制度进行了全面补充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增加了反通知规则,理顺了避风港原则的通知规则与反通知规则间的关系。避风港原则有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通知规则,另一个是反通知规則,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网络表达自由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平衡。第二,明确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从而理顺了网络侵权责任的一般性规则与具体规则的关系,使红旗原则更具可操作性,有利于司法实践。第三,对于错误通知情形的规定,理顺行使通知权利与错误通知的关系,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4关于网络侵权的修改,是此次侵权责任编的亮点之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以人为本的思想,符合私法自治精神,更是对科技发展和网络化时代的深切回应。

  

   最后,21世纪还是经济全球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开始得到深入的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利益共同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法律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潮流。我国民法典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借鉴了两大法系交易规则的最新发展和新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增加了相应的法律规则。比如,为顺应电子商务的发展,《民法典》“合同编”中增加了有关电子商务的规则。《民法典》“合同编”第491条第2款对合同的成立时间进行了特别的规定,而《民法典》“合同编”第 512 条,则就通过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交付时间做出了规定。不仅如此,《民法典》“合同编”还修改了有关交易安全与交易秩序的相关规则,将原《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由效力待定修改为有效,从而保障了交易安全。与此同时,《民法典》“合同编”还在第503条中确认了被代理人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对合同的追认,这样的修改也是为了进一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除此之外,为实现担保规则的现代化,我国《民法典》将“物权编”中的担保物权的相关规定与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统一梳理,并通过登记制度来实现担保制度的统一。1这样就能够有效地解决担保物权的效率问题,符合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从而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三)立足国情的民族性

  

   《民法典》不仅要体现时代精神,也是民族精神的立法表达。民法典不仅是从广博的世界法治文明中来,也是从新中国的法治实践中来,更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来。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法律首先是由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决定的”2。民法典的民族性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立场、经济水平与文化传统,3无论是在政治理念方面,还是在经济制度方面,或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民法典都表现出了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

  

   在政治理念方面,民法典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在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立法宗旨之一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民法典编纂的旗帜和方向,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对民法典制度设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民法典编纂的“骨架”和基本原则,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民法典制度设计的灵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民法典编纂的根本遵循和落脚点,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典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

  

   首先,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典》的第一编第一章中就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其中第4条平等原则、第5条自愿原则、第6条公平原则、第7条诚信原则以及第8条关于遵守法律和尊重公序良俗的原则,分别体现出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平等、自由、公正、诚信和法治等价值,并通过基本原则,将以上理念贯穿于整个民法典之中。其次,民法典在具体规范方面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43条强调,“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是对我国“文明”传统的承继;第1077条增加的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价值的体现;《民法典》“总则编”在第183条和第184条分别规定了“见义勇为”的特别请求权以及“对善意救助人责任豁免”的“好人条款”,并在“侵权责任编”第1217条对机动车交通事故好意同乘规则进行了规定,这些条文都体现了民法典对“友善”价值的倡导;而“总则编”第185条对英烈的姓名、肖像及名誉等人格利益的保护,则是表现出了对于国家的热爱和尊重,这是民法典对“爱国”价值的强调。

  

   在经济制度方面,民法典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模式形态多种多样,其中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企业自主型市场经济(又称“个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又称“互助资本主义经济”)、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以及以欧洲一些国家为代表的“福利市场经济”等。5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如何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全新问题,民法典设置了一系列具体规则,以保障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融合与发展。6比如,《民法典》在第206条明确提出了对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原则的坚持,在“物权编”分别规定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在第207条中强调了对以上所有权制度进行平等保护。此外,民法典还对能够进入市场的各类交易客体予以了明确,并对交易的形式做出了规定,使劳动、土地、知识、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并通过市场进行评价的机制得以确立。另外,民法典还在总结农村土地经营权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新增土地经营权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成果。

  

   除了《民法典》“物权编”体现了民法典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保障之外,“合同编”同样也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规定,而这些规定主要是通过进一步强化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充分鼓励交易的方式予以实现。1比如,“合同编”第469条中增加了合同订立的形式,体现了民法典对交易的鼓励。再如,第483条关于合同成立时间的规定,在原《合同法》基础之上增加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但书,使得意思自治在合同的成立时间上也能发挥作用,表现出了民法典对于私法自治的强化。

  

在思想文化方面,民法典保护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法律乃是那些内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深深地植根于民族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 2为此,我国民法典立足本土化,把保护见义勇为行为、关注弱势群体、尊老爱幼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具体化为民事法律规范。例如,《民法典》“总则编”第184条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护,第16条对胎儿利益的保护;“物权编”第十四章增加了居住权制度;“婚姻家庭编”对收养年龄的降低,对收养人数的增加,以及对收养条件的放宽;“继承编”第1141条的“必留份”制度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给予特殊的例外保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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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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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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