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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 戴兆国:当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转换与发明

更新时间:2021-12-07 11:13:28
作者: 何怀宏 (进入专栏)   戴兆国  

   摘 要:如何实现伦理学知识体系的转换与发明,是当代伦理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难题。当代伦理学学者何怀宏先生的伦理学反思和理论建构对此做出了很好的回应。其伦理学理论创新的进路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大致展现了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自觉地做到了伦理学问题意识和话语的转换与调适;二是与时俱进地保持着其伦理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创新;三是构建了富有时代特点的理性主义的纯粹伦理学理论;四是在伦理学的方法层面实现了转识成智。

  

   关键词:伦理学;底线伦理;转识成智;何怀宏

  

   作者简介: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6);戴兆国,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芜湖  241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項目“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19ZDA033)

  

  

   一、伦理学问题意识和话语的转换与调适

  

   戴兆国(以下简称戴):何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与您就伦理学知识体系问题进行交流。作为当代伦理学研究领域富有建树的学者,您很多年前就着力于从问题意识出发,尝试为伦理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1您刚刚出版的《人类还有未来吗》,又一次凸显了您对人类整体生存命运的关切和忧思。您在该著作中提到,你们这一代人“在几十年间似乎就走过了人类上万年的文明历程,尝试过文明各个阶段的滋味”2。这种独特的文明体验,促使您对“何以为人?人将何为?”这类问题再次发声。在您的一系列有关伦理学的著作中,您都试图为人类总体上实现安身立命而深思。就伦理学话语体系而言,您一直努力建构一种带有普遍主义和个人适用的伦理学体系。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良心论》,其副标题就是“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从这一标题可以看出,当时您对伦理学问题的反思是以传统伦理学话语为出发点的。《良心论》出版至今已经27年了,您对传统伦理学的理论转换有没有新的想法?或者说,当前探讨伦理话语的转换,以及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重建,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

  

   何怀宏(以下简称何):在传统伦理学的理论转换方面,我想我还是基本持和过去一样的思路,那就是认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基本差异,也即从等级差序和公开认可的少数统治的社会,向平等和多数意见支配的社会的转变。人类社会文明进展所到达的水平应该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自由的人。这种自由不能建立在某种外在的权力约束的基础上,而要依靠一种平等而有序的社会予以保障。因此,社会伦理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转变,那就是借助普遍的理性,建设一种符合人性也符合人道的基本伦理。我最近发表了一篇《在人性的范围内》1的文章,主张科技的发展应该能够在人能自主控制的范围内,而伦理的建设也应该在人性能够负担的范围内。

  

   我以前反对高调伦理更多的是鉴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但现在可以看到,西方的道德理论和政治哲学也越来越高调了。这是不是与一种深信单线进步的理念有关?总之,这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并不否认过去传统社会的高尚伦理,而认为它只是在传统社会的结构里发挥作用才比较有效。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追求一种脱离人性和大众的高调伦理,是可能造成分裂乃至灾难性后果的。

  

   戴:应当说,这就是伦理学思考所具有的问题意识的自我转换和调适。您的伦理学思考非常好地贯彻了这一点。

  

   我看到《在人性的范围内》这篇文章了。您对人的控物能力和自控能力的矛盾又做了引申。您提出,当前人类科技与人文、控物能力和自控能力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提醒我们恰恰需要思考今人已经很少思考的人性问题。人类不可能无止境地朝着善的目标前进,相反要返回到自身,回看人类的本性是否有这样的能力保持永无止境的增长和进步。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还是需要确立某种基本的、普遍的道德规范,帮助人类实现某种文明的转向,也就是从一意追求控物能力和满足物欲、“体欲”转向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我觉得您的思考已经触及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极为深层的问题,也就是对人性能力的重新考量。

  

   记得您在《良心论》的序言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许并不是因为我们心肠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们脑子不够清楚。”2脑子不清楚主要就是因为思考得太少,或者说懒惰和怯懦使我们不去思考。人类面临网络时代带来的交往方式的变化,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媒体的发言人。网络言论暴露出许多问题,如各种以“喷子”“杠精”“佛系”等表现出来的偏畸之论,冲击着传统的伦理规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干扰。缺乏对伦理学知识的了解,以及对现实道德问题的具体分析,使得很多人失去了言论和行为的底线。面对这种局面,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改变伦理学的话语表达方式,以适应时代提出的挑战?或者说,伦理学能够发挥某种规劝的作用吗?

  

   何:除了澄清概念,明晰道德语句之外,我想伦理学还是可以发挥一种实质性作用的,尤其是底线伦理的理论或许可以发挥一种警醒的作用。不是说学了伦理学就能让人道德高尚——道德的人格其实更多的不是教会的,而是在生活实践中养成的,甚至有天赋的作用。但是,在面向社会,旨在避免那些大的社会灾难的道德理论看来,最重要的是从理论上,也从历史事实、生活常识上说明,如果违反基本的道德,我们过去已经付出了,今后还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是,伦理学自身的确也要改变自己的话语方式。我的确觉得,追求深奥的道德形而上学并不是很好的话语方式。从世界层面来说,形而上学或者说玄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太热衷于此,很可能只是一种很少数学者的“自说自话”——同样是待在象牙塔里,还不如做一些虽然琐碎,但毕竟还是能明晰字义的工作,或者做一种哲学史的研究。还有一种趋势就是对西方思想学术的亦步亦趋,除了好高骛远,也“好新骛奇”。所以,我曾经说过不必过多强调和国际学术(实际上是和西方学术)接轨,倒是需要注意它们的古典和经典中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未必需要搭建什么国际学术对话的平台,并将之看作中国伦理学术发展的唯一方向。相反,我们要眼睛朝下,关注现实社会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力图用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道德话语,帮助大众树立起健康的正向的道德价值,以此来推动社会道德建设。底线伦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接地气”的伦理,是让更多的人明白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要有基本的道德意识,要有最起码的公共生活的伦理共识。这是保持一个平等而有序的社会的最基本的前提。这一点在以往的思想家那里往往没有得到重视。

  

   二、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创新要与时俱进

  

   戴:如果一个社会连最起码的伦理生活都不能够得到保证,那么何谈那些高尚的道德行为,何谈圣洁的道德典范?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这就涉及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如何能够过上一种适度的伦理生活。这与传统伦理话语的转换有很大关系。对此,您也做出过很多独立的思考。在《良心论》中,您就希望自己能够承继梁启超的《新民说》,构建出一个适用于现代社会的个人伦理学体系。为此,您特别借鉴了从康德到罗尔斯的义务论思路。根据我的日常观察,普通的中国人往往更加重视自己享有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至于自己是否履行了应该履行的义务,或者说积极地去承担自己的义务,则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一段时间,人们讨论是否要把回家看望父母作为子女的法定义务。在疫情期间,我就看到来自英国的报道,其中提到英国法律就有规定,子女应该承担定期探望父母的义务。如果要从义务论的角度构建现代社会的个人伦理学体系,在当前的最大问题和困难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这些困难?

  

   何:的确,我一直遵循从康德到罗尔斯的义务论的立场。但在义务的实质内容方面,我可能更赞成康德而不是罗尔斯。在康德那里,对义务的内容不是要求很高,虽然可能比休谟要高。而到了罗尔斯这里,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他还是坚持义务论,但却把义务的内容拔高了。他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问题,但的确有一种你上面所说的,过于强调权利,乃至将权利变为义务的倾向,甚至于还不仅是普遍的公民权利,而是一部分人的权益,要通过社会结构来保证和提升这一部分人的权益,就必须提高大部分人的义务和负担。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社会义务的无止境的攀升。一些人可能因为考虑到社会总有一天会承担自己放弃的义务,由此导致社会层面的义务负担逐渐加重,许多人们本该履行的义务也就慢慢消弭在社会的公共义务体系当中了。这一点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就体现得很明显。当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达到物质繁荣的某一特定阶段都会出现这一问题。这也是当前伦理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戴:社会总是处在变化当中。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伦理规范体系和话语表达系统。今天的中国也逐渐摆脱了物质匮乏的状态。面对繁荣的物质生活,人们越来越感到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其中对道德生活的设计和安排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内容。我读《良心论》的最大收获,就是感到您抓住了中国人伦理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核心概念。《良心论》通过对良心的层层解析,为中国人揭开了现代社会讲求良心的价值和途径。在《良心论》的创作中,您还特别避开了现代新儒家那种良知体认的方法,充分借鉴了康德伦理学的理性分析方法。

  

   记得您给我的《康德道德哲学研究》拟定的主标题就是《明理与敬义》。当初,我还没有完全领会您的意见。回到《良心论》,我终于明白您为何让我用那个标题了。“明理与敬义”就是强调良心对义务的理性认识和情感态度。这是接近良心的主要途径。对理性的信任和对情感的敬重,二者缺一不可。在国学热的潮流中,有许多追求“原教旨”的儒学或者国学传播者,他们将理性的分析弃之若敝履。我想问的是,在国学热的当下,如何避免那些自认为对传统伦理学有过深度体验,进而大肆渲染回到传统社会的伦理框架中去的想法和做法?同时,又如何避免那种想仅仅依靠西方伦理话语来取代特定民族的伦理话语传统的做法?在探讨伦理学话语的转换过程中,必然会触及伦理思想的中西古今之争这一话题。

  

   何:是的,我说过我的思想学术大概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我不希望走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路,或者说,在理解上应该是尽量接近原典的本来意思,但实践中不是照搬或者说完全按照原典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本来就不存在中西之争的问题。因为人类从其总体文明发展趋向来看,不同人种有身体形式的差异,但在精神层面应该没有实质的差异。否则,不同文明区域的人类群体之间就难以进行交流了。古今也是如此。现代人类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可能已经发生了若干次的重大变化,但是就人性本质而言,几千年前的人所渴望的人性的自由与今天的人区别应该不会太大。人类的生物性基因和社会性基因总体还是保持相对稳定的。

  

我想我还是立足本土的,但不是历史上的本土,而就是今天的本土。但今天的本土已经不止是受过去传统的支配性影响了。我曾经提出过“三种传统”:一种是以周文汉制为核心的“千年传统”,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传统;一种是以启蒙革命为核心的“百年传统”;第三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全球市场为核心的“十年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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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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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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