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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巴金的《家》——细思极恐的爱情故事

更新时间:2021-12-06 11:32:20
作者: 许子东  

   一 “家”的宗教意义

   巴金的《家》,是20世纪中国销量最高的小说之一。1931—1932年在《时报》连载时题名为《激流》,读者反应并不强烈,还差点被报社“腰斩”。但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后,迅速出名。吴福辉认为看报纸连载和读单行本的是两类不同的读者,前者是都市市民,后者是青年学生 [1] 。这是很精到的观察。市民或是已经妥协了的觉新们,现坐在茶楼看报纸连载,希望看各种八卦或白日梦;学生还是觉慧的同党,一腔热血无处奔涌。这说明报刊与学校两个轮子,不仅反过来影响车子(作家),也首先基于路面状况(读者需求)。《家》在1949年以前就出了三十几版。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种《家》的版本累计印刷90次,总数437万。再加上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巴金选集》,台北远流1993年出过繁体版本。总之《家》和《红楼梦》一样,是历来印数比较多的中国小说(50年代《红岩》等作品,也销量巨大,但有指定教材、政府推荐等因素存在)。

  

   数据虽不敢肯定,但是说《家》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读者最多的小说之一,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为什么后来一代代中国的青年读者都喜欢《家》?他们在里边读到了什么?另外,在什么意义上,《家》这个书名,可以和早一些的《药》,以及将近世纪末的《活着》一样,有可能概括20世纪小说里的“中国故事”?

  

   王德威说:“巴金的小说继承并糅合了‘五四’文学两大巨擘的精神:自鲁迅处,巴金习得了揭露黑暗,控诉不义的批判写实法则;自郁达夫处,他延续了追寻自我、放肆激情的浪漫叛逆气息。前者着眼群体生活的重整,后者强调个人生趣的解放。” [2] 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巴金仅在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个所谓“党史人物” [3] 之后。毫无疑问,巴金在20世纪中国有巨大影响。但他的影响力与他作品的纯艺术价值之间不是没有落差。王德威婉转指出,“文学史家每每诟病巴金小说感伤乃至滥情的倾向,及其简化的人道主义呼声……的确在同辈作者中,巴金不如茅盾冷静细腻,不如老舍世故幽默,不如张天翼辛辣刁钻,更不如沈从文宁静超越。” [4] 甚至巴金感伤煽情的风格,被钱锺书等人嘲笑。所以王德威把巴金小说概括为激情通俗小说,认为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宗,影响了不止一代年轻人。

  

   《家》之所以成为最多中国人阅读的小说之一,除了通俗、激情,还有别的原因。简而言之,因为小说切中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家与国之关系:社会怎样以家的伦理而结构,又如何以家的结构而运作。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宗教,不是以上帝、阿拉或佛祖为神,而是以“家”为中心。

  

   二 大家庭的恋爱悲剧

   巴金(1904—2005),姓李,名尧棠,字芾甘,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是浙江嘉兴。巴金自己的大家庭,有近二十个长辈,二三十个兄弟,四五十个男女仆人。祖父叫李镛,做过官,又买了很多地,修了很大的公馆,所以又是官又是商,还写诗,收集字画,和戏班子来往,生活中是一妻两妾,五儿三女。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广元县知县,后来辞官回家。小说淡化了大家庭的“官”的成分,好像只是乡绅地主。不过打仗的时候,大家庭还是有一些政治关系,可以使得军阀不来骚扰。

  

   《家》的公馆里边,有很大的花园、湖泊和树林。核心人物是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还有梅、瑞珏、琴、鸣凤,四个女子。四个爱情悲剧,各有其成因、细节、出路和结局。

  

   觉新不能跟梅表妹结婚,因为两人的母亲不合。表面理由是钱姨妈找人排了八字,说命相克。实际原因,根据琴在小说第七回里叙述(此事觉新本人并不知道),是钱姨妈和觉新的继母打牌不开心,在牌桌上觉得受了委屈,再要来讲亲事,赌气拒婚。小说把梅表姐的第二次婚姻写得很不幸,出嫁不到一年就守寡,婆家又对她不好,之后孤苦伶仃,跟着妈妈到高家暂住。梅后来病死,她母亲非常伤心后悔,觉得自己害了她。人物原型,巴金大哥的表妹,其实婚后变成白白胖胖的太太,养了三个儿子,但为了体现反封建的主题,小说里的梅只好凄惨忧郁而死。

  

   觉新和梅不能在一起,是因为礼教,母命难违(母命难违,鲁迅也没有办法);觉慧和鸣凤的悲剧,是因为阶级鸿沟。觉慧虽然整天读《新青年》,他对鸣凤的好感其实也还是少爷喜欢丫头。喜欢她的脸、她的姿态,同时又幻想鸣凤如果是小姐就好了。他曾在花园嬉戏时说,“我要接你做三少奶”,叙事者当时马上补充,“他的话的确是出于真心,不过这时候他并不曾把他的处境仔细地思索一番……” [5] 这话对一个丫头、一个少女的影响难以估量。鸣风理智上也知道,“你们少爷、老爷的都是反复无常”,但是感情深处被种下了一个致命的希望。所以,后来当周氏说要将她给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小时,鸣凤哭着求情,坚决不肯去。

  

   鸣凤走投无路去找觉慧。觉慧忙着写稿,kiss一下就让鸣凤走了。鸣凤也不怨,反而更爱他,想到以前大小姐说过,死就是薄命女子保持清白的唯一出路。这段细节设计十分煽情,稍后觉慧已知鸣凤要被嫁,他去了仆人住的地方,没找到。此时鸣凤已经走向湖边,临死她想,“我的生存就是这样地孤寂吗?”生存,孤寂,这些台词丫头说出来有点太存在主义了,但总体气氛还是写得很感人。“最后她懒洋洋地站起来,用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了两声‘三少爷,觉慧’,便纵身往湖里一跳。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湖里起了大的响声,荡漾在静夜的空气中许久不散。接着水面上又发出了两三声哀叫,这叫声虽然很低,但是它的凄惨的余音已经渗透了整个黑夜。不久,水面在经过剧烈的骚动之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空气里还弥漫着哀叫的余音,好像整个的花园都在低声哭泣了。”

  

   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煽情、最悲情的一个瞬间,穷富鸿沟、新旧冲突、男女矛盾,都聚集在这一瞬间里。当晚觉慧也没睡好,次日赶去上课,还读托尔斯泰《复活》,并决定放弃鸣凤,“有两样东西在背后支持他的这个决定:那就是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他不知道鸣凤昨天晚上已经自尽。听到鸣凤跳湖的消息,觉民则不无称赞地说,“看不出鸣凤倒是一个烈性的女子”。

  

   对照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对节烈观的批判,几乎就是在批判觉民的价值观,而觉民在小说里基本上是一个正面人物。所以巴金真实,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热情,也真实地暴露了自己的局限。

  

   黄子平在给巴金《激流三部曲》写序的时候指出,觉慧、觉民跟高老太爷在道德观上有其相通的地方,违反传统道德的是克安、克定那一辈人。“‘你们说,你们在哪一点上可以给我们后辈做个榜样?’准则是礼教的准则,权威是爷爷的权威,产业是先辈的产业,支撑‘严辞’的‘正义’并非来自叛徒们信奉的‘新思想’,而是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礼教。” [6] 但是,觉慧怎么放过自己呢?他在湖边愤怒,“我是杀死她的凶手。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任何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成反比的。在觉民的劝告下,觉慧在湖边有一段独白,体现典型的巴金文风——“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其实这句“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就够了,不用再说“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了,后半句可删,这是巴金小说里的普遍现象)“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开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的慢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似的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

  

   这个从气愤到怀疑到领悟再到坚定的新青年,之后做了一个梦,梦见鸣凤变成了小姐,但两个人私奔还是不成。

  

   三 让人细思极恐的“胜利”

   鸣凤的原型,其实没有投湖,也没有嫁给冯乐山或冯乐山式的人物,她后来嫁了一个普通的长工,但巴金需要她的死来控诉封建罪恶。

  

   第三个悲剧,小说把瑞珏写成美丽贤惠,处处体贴觉新,甚至善待梅表姐。这是小说里非常成功的一笔,打破了凡父母决定的婚姻必定错误的新八股。但是最后为了避免刚去世的老太爷所谓的“血光之灾”,瑞珏要搬出城外待产。难产而死的一章,强调觉新的痛苦视角,也是为了揭露大家庭黑暗迷信,觉新没有寻找任何医疗协助。

  

   《家》中的爱情悲剧其实不止三个,还有一段爱情故事就是觉民和琴。年轻时读《家》,只要琴出场,就觉得光明。这次重读,才发现第四个也是悲剧,而且更加可怕。大家族里众人对觉民的婚事都无异议,没有人要来拆散觉民和琴。唯一的障碍,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老太爷许诺了觉民的婚事给他一个朋友,当时恐怕觉民也不知情。重要的不是谁跟谁结婚,重要的不是家人有什么意见,重要的是老太爷的决定——哪怕是错误的,或者是丝毫不重要的决定,因为是老太爷的决定,所以不能违背。因为如果违背了,不仅挑战了“家长”,而且挑战了“家长制”。

  

   所以,觉民和琴的故事,比另外三段爱与死的悲剧更加重要,更加沉重。最后觉民和琴之所以获得“胜利”,只是因为老太爷临死前想见见孙子——反抗“家长制”唯一的胜利的可能性,来自家长。这就是细思极恐。再仔细想想,高家人,服从高老太爷,可以说是因为血缘,长幼有序,孝敬忠诚,不可违背。可是社会上也有“高老太爷”,并无真正血缘关系,甚至也不一定最年长最资深,为什么众人也会服从忠诚?这时就需要人们将实质上的趋利避害的利益权力关系,想象成、模拟成血缘、亲情或“共同体”。久而久之,甚至无意识中,对上无条件服从忠诚的心理传统文化习惯,便从“家长治”变成了“家长制”。

  

   简单归纳:梅与觉新不能成亲是因为母亲斗气;鸣凤与觉慧无法恋爱是由于阶级鸿沟;瑞珏难产要归罪迷信习俗;第四段,觉民与琴,他们的失败和胜利,则完全基于“家长制”的权力结构。从今天穿越回去,沙盘推演:第一个,母命——难违?第二,阶级——有点难度。第三,迷信——或可避免,觉新可以多找医生。但第四,不管是婚姻、爱情或者其他事情,“家”里谁最大,说的话就最正确。家庭专制演变成道德结构,恐怕更值得思考。

  

   巴金也是回头看,才知自己既在写“家”,也在写“国”。1984年给《家》的新版写序,巴金说:“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四周‘徘徊’……我父亲是四川广元县的县官,他下面有各种小官,他上面有各样大官,级别划分十分清楚,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我‘旁听’过父亲审讯案件,老百姓糊里糊涂地挨了板子还要向‘青天大老爷’叩头谢恩。这真是记忆犹新啊!” [7] 谁说巴金的作品浅?如果这种“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的现象消失了,我们才有评说巴金通俗煽情的奢侈。

  

巴金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里面又说,“我至今不能忘却在牛棚里被提审或者接受外调的时候,不管问话的人是造反派还是红卫兵,是军代表还是工宣队,我觉得他们审问的方式和我父亲问案很相似(我五六岁的时候在广元县衙门,经常在二堂看我父亲审案),甚至比我父亲更高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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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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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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