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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云:中国政治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的反应

更新时间:2021-12-06 11:01:23
作者: 孙宏云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中国政治学会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各种研究国际问题尤其是中日关系的团体次第成立,相关的政论学术期刊也纷纷创办。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后召开的前两届年会均就中日关系与外交政策进行讨论,并将研究结果秘密提供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作为决策参考。与此同时,周鲠生、钱端升、徐淑希、张忠绂等中国政治学会的重要成员也在《外交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对日言论。无论是秘密建言还是公开议论,都告诫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问题上不要一味妥协,应明确解决条件,同时要注意联络苏联,尽可能地利用国联的力量,以形成对日牵制的局面,并致力于发展自身的实力。学者们基于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学术立场,运用国际先进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对事关本国的重要问题展开研究。这样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路径,在王化成、徐淑希等学者的学术实践中有显著的体现。

  

  

  

   九一八事变对当时正处于大萧条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对中国的冲击尤为强烈。从此,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日关系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难危机不仅成为党派政治的重心,也牵动着学界的视线,影响了学术共同体对于学术发展的取向。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现代学术逐渐步入轨道,成绩可观。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的气氛笼罩之下,战争的阴影与国难危亡的意识不断加重,政治宣传和局部的军事冲突此起彼伏。在这种看似悖论的表象之下,政治外交与学术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张力抑或相互诱导的因素?九一八事变及此后的中日关系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又如何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可以说是研究中國政治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对此课题的全面分析与整体把握尚需时日,本文暂以中国政治学会作为研究的主轴,初步探讨中国政治学会及其重要成员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中日关系的反应与对策主张,以及中国政治学研究在中日战争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局下所受到的影响。

  

   一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知识界特别是政治学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有人说:“‘五四时代国人之兴趣似侧重于哲学与文学。‘北伐前后,国人之兴趣渐移向于社会学与经济学。‘九一八后,国际外交学似已引起一般人之注意。”1此种印象或嫌笼统,但九一八事变以后,知识界确实对国际问题尤其是中日关系非常关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东北问题研究会、日本研究会等各种研究团体次第成立,专门讨论国际问题的期刊如北平的《外交月报》、南京的《外交评论》《日本评论》等纷纷创办,学者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所发表的评论与著述激增,各大学政治系也加重对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

  

   作为全国政治学界最高學术团体的中国政治学会即成立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的国难危机之际。1932年9月1日,由杭立武、高一涵等45人发起的中国政治学会在中央大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有卢锡荣、时昭瀛等数十人,推杭立武为主席。遂由主席报告该会之宗旨:(一)促进政治科学之发展;(二)谋贡献于现实政治;(三)帮助后学示以研究方法。会议通过了会章、组织国际政治研究委员会及发行有关政治之各种刊物等议案。[1]关于中国政治学会筹备成立的经过,杭立武有如下之记述:

  

   中国政治学会之发起,始于去夏。时愚在中央大学,初与政治系同事陶希圣、吴颂皋、刘师舜、梅思平、杨公达诸君言,皆表赞同。会暑期各地友人过京者,如张奚若、周鲠生、高一涵、皮皓白诸君等,与谈此事,感乐观速成,促即正式发起。经即通函各地,征求发起人,未匝月而京沪平津武汉青岛广州各校络绎赞同者,五十余人。足征研究政治学者之组织学会,实久具此需要,偶经提倡,竟群谋佥同也。惟以同志散居各地,召集非易,当与高一涵君等先拟会章草案,即以通信方法,征询各同志同意,并请推选筹备委员,共策进行。乃以东北事起,继以沪案发生,迟滞数月,至本年三月底,选举始告竣事。当选定周鲠生、高一涵、张奚若、梅思平、萧公权、刘师舜诸君及愚等七人,继续进行。遂于七月十三日在京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决议于九月一日召集全体发起人,开成立大会于南京,此本会筹备成立之经过也。[2]15

  

   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较大程度上归功于杭立武的筹划与组织。21930年,杭立武受聘担任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其时,他结束了在英美师从政治学名家拉斯基(H. J. Laski)和阿格(F. A. Ogg)的留学后返国不久,“詧于国内学术团体正如雨后春笋,惟独缺政治学学术团体,因而立意成立一纯政治学术团体”。[3]而国外方面如英国的费边社和美国的政治学会对于各自国家的实际政治,皆有重大的贡献。受其影响,杭立武认为:“盖政治之良窳,必由其历史之背景,与社会之环境所造成。倘能得专家若干人,先从事实上之研究入手,然后根据学术上之原理,参照本国之实情,对症发药,筹思切实计划而倡导之,则政治上之利弊,非不可藉以兴革也。”[1]15

  

   从杭立武关于筹划成立中国政治学会的动机与过程的陈述来看,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发起了中国政治学会的筹备工作。是故,中国政治学会并非“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的产物,但是这两起事变对于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及其宗旨与活动,无疑是有影响的。首先,尽管“以东北事起,继以沪案发生,迟滞数月”,但这可能反而激发了中国政治学界凝聚共识、加强合作研究的要求,从而加速了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其次,中国政治学会会章所列宗旨第二条为“谋贡献于现实政治”,以及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组织国际政治研究委员会,均体现了对于现实政治外交的关切,中日关系问题为其关注重点。为达到其宗旨所揭橥之目的,该会拟进行的事业分为以下几类(会章第4条):(一)阐明政治原理,(二)讨论政治问题,(三)设立分科研究会以进行政治科学范围内多种专门研究,(四)刊行政治学杂志,(五)编译政治学书籍。[4]

  

   政治为一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所谓“政治学界”也易流于笼统,但是中国政治学会是一个学科专业性较强的学术团体。它在成立初期对入会的规定尚为简略,但1933年8月2日临时干事会决议通过的《审查新会员资格暂行标准》,对于入会资格的规定就相当严格了,具体如下:(一)现任大学教授;(二)曾在大学或同等学校教授政治学或其相关学科两年以上而有专门著述;(三)在国内研究机关从事政治学或其相关学科之研究工作而有研究成绩发表者;(四)对于政治学有特殊贡献者。其中第一项之“现任大学教授”规定,于1936年7月1日经第四次理事会决议修正为“现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由于标准过高,见之于会议记录者,初期入会人数较少。1936年7月,第四次理事会仅通过黄正铭、裴复恒二人。1937年5月,第六次理事会也只通过黄廷英、蒋廷黻等8人。

  

   期刊最能反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动向,“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出现了期刊创办热潮,具有专业外交知识背景的《外交月报》《外交评论》等期刊的创办,均与日本的侵略相关。《外交月报》于1932年7月1日在北平创刊,其办刊动机和目的显而易见。“现在的时局,真是严重极了,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一齐逼来!我们这中华民族,究竟能不能生存?祖宗数千年的遗产,子孙亿万世的生机,是不是都由会我们这一代的手里断送了去?!这匹夫有责的责任,是何等重大;这危机一发的局面,是何等紧张!……那么,人人都要具备军事和外交的常识;时时都要明了国际的大势,集中力量去维持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等。不然内政的改革和进步,会容易受外来暴力的干涉,阻止和破坏,很难得到‘安全建设和‘顺序发展的机会。”“那讨论内政和研究军事的定期刊物也不少了,外交呢?虽然各报和政治刊物上有过许些名言谠论,但是专门的外交刊物很缺乏,我们愿意补充这一部分的工作,尤其希望大家的提倡和指导。”[5]其主编先后由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徐淑希、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忠绂,以及后来接替徐淑希任燕大政治系主任的吴其玉担任。其中,张忠绂担任主编的时间较长,自第2卷第4期(1933年4月)至第7卷第5期(1935年11月)。从第1卷第3期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化成列名为特约编辑,同时列名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他们都是中国政治学会的重要成员。

  

   比《外交月报》早一个月创刊于南京的《外交评论》,也是国难危机下的产物。“本刊发行于‘九一八‘一二八两次事变以后,正合着古人一句话,所谓:‘生于忧患。在当时,不论南北,国民怵于国难的万分严重,各自蕴蓄着悲愤不平的强烈情绪,纷纷发行刊物,发挥他们的政治主张,一时言论界如荼如火,顿然呈现活气。本刊也在这种情形之下,呱呱产生。”[6]该刊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主办,与外交部联系紧密并受其影响。1其作者队伍中有不少是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的政治学者,如吴颂皋、楼桐孙、吴昆吾、周鲠生、杨公达、袁道丰、刘师舜,他们当中有几位就是中国政治学会的发起人。

  

   当时作为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公共刊物”,《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也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刺激,分别于1932年4月和5月创刊。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谈到创办《独立评论》的缘由:“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7]501据阮毅成回忆,“淞沪抗日战争之后,中大教授张晓峰(其昀)兄与杨公达兄,发起创办时代公论周刊。……当时约定创刊宗旨,为‘对内鼓吹国家统一,对外号召全民抗战。”[8]两刊均以政论为主,而政论的作者又以政治学者占较大比例。《时代公论》的创办人为张其昀、杨公达、梅思平、何浩若与萨孟武,主要撰稿人有杨公达、萨孟武、梅思平、阮毅成、楼桐孙、雷震、田炯锦等,其中杨公达、梅思平、萨孟武、雷震、田炯锦均为中国政治学会发起人。[9]59而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文章的政治学者有陶希圣、萧公权、张奚若、陈之迈、张忠绂、张佛泉、王化成、钱端升、吴其玉、王赣愚、池世英、何鲁成、何会源、宋士英、李朴生、杜光埙、沈惟泰、邱昌渭、杭立武、胡道维、徐敦璋、徐道邻、高青山、崔书琴、张弘伯、张纯明、张锐、陈受康、罗隆基等,如果再考虑到胡适、陈序经、蒋廷黻在留学期间曾经以政治学为主修或副修专业的情形,则有专业政治学背景的作者在《独立评论》作者群中所占的地位更为重要。他们主要来自北大、清华两校政治学系。1他们关注的问题虽非仅着眼于中日关系,也大量涉及内政改革,但是中日关系作为现实政治的焦点,自然也是他们谈论内政问题的影响因素。

  

刊行政治学杂志本是中国政治学会拟进行的事业之一,但至少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并未发现该会创办有属于自己的刊物,原因不详。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会的成员主要是由南京与北平两地大学的政治学者构成,两地的政治学者大体上各据《时代公论》和《独立评论》发表政论,前者多任教于中央大学法学院,且为国民党员,因而被胡适等人视为“政府派”的人,两刊之间也就宪政、民主与独裁等问题发生论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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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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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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