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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金江:中华文化对宗教中国化作用机理和路径研究

——以济宁伊斯兰教中国化为例

更新时间:2021-12-06 09:51:25
作者: 齐金江  

  

   摘要:中华文化对伊斯兰教中国化浸润作用的逻辑起点是人能弘道,仁者爱人,敬德保民,诚意正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中华文化对伊斯兰教中国化浸润作用的内在机理是坚持“伊儒贯通”;培养“伊儒会通”的经学人才;构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形成爱国爱教相统一的优良传统;注重教化信教群众,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崇儒家“一以贯之”,探索思想层面的会通融合。中华文化对伊斯兰教中国化浸润作用的实践路径是问题导向、释疑解惑,道德优先、伦理准绳,入乡随俗、见贤思齐,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文明互鉴、美美与共。

   关键词:中华文化;宗教中国化;儒家文化

  

   2015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种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御极端主义思潮影响。”新时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积极总结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文化对宗教中国化的重要支撑和作用机理,进而探索新时代宗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对于今天推进宗教中国化、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伊斯兰教自元代传入儒家文化发源地山东济宁,经过“以儒诠经”活动,形成伊斯兰教中国化“山东学派”(以下简称“山东学派”),用中华文化浸润伊斯兰教,加快了伊斯兰教与中华文化的和谐共容、融会贯通,促进了伊斯兰教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

   一、中华文化对伊斯兰教中国化浸润作用的逻辑起点

   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现实,开展了“以儒诠经”活动,以“伊儒会通”的方式实现了中国化,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滋养。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一)基于“人能弘道”,提倡“以文化人”,奠定文化认同的前提

   以儒家文化为重要标识的中华文化,始终重视“教化”的社会功能,彰显了道德主体性和世俗伦理性,通过“文以化人”的德治实践,追求“化民成俗”和“以文化天下”的人文境界,体现在人文教化的价值追求和文化传统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自身生存发展,主动调整适应中华文化。明末清初的“以儒诠经”用儒家传统思想阐发解释伊斯兰教教义,建立了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体系。

   (二)坚持“仁者爱人”,主张“和而不同”,奠定伦理认同的前提

   “和合”精神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身心、人际、社会、文明、自然中多元素和谐的核心理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样式、风俗习惯的集中表达,有效地化解多种矛盾和冲突,保持了统一体的稳定和健康。伊斯兰教教义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心同理同”“时异事同”。“五功”不脱离传统“五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典”尽人道,“五功”尽天道,“五功”尽“五常”,“五功”全“五典”,两者俱为社会伦常,互为补充,不可分割。刘智调和伊斯兰教与儒家传统,把伊斯兰教的宗教功修和儒家的修养功夫联系起来,认为“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就是伊斯兰教的“五功”(念、礼、斋、课、朝),提出:“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第后世不之讲求,而遂渐失之矣。惟幸天方之礼,为独存。是书也,始著立教之原,中述为教之事,天道五功、人伦五典,穷理尽性之学,修齐治平之训,以及日用寻常、居处、服食之类,皆略述大概”。刘智认为,儒家传统的“五常”是伊斯兰教“五功”的内在依据,前者为前提和基础,后者是表现和发展。

   (三)立足“敬德保民”,变通“神道设教”,奠定道德认同的前提

   中华文明德治思想主要体现为秉承天道,以德治国。“敬德保民”施行了一种从“克明峻德”到“黎民于变时雍”的德治模式,是“仁”“德”“礼”“义”等核心理念得以形成发展的基础和渊源。伊斯兰教主张义利结合,义要求人们行为要符合宗教信仰和宗教道德的规范,利是现实利益。前者为精神信仰,后者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伊斯兰教主张今世的幸福既来自对真主的信仰,也来自对今世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使用。

   (四)着眼“诚意正身”,重视“修身齐家”,奠定修养认同的前提

   修身即修养身心、涵养德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具体方法和途径,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目的。个人只有先做到修身立德,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树立起道德标杆,通过自身示范来带动家人效仿,从而带动形成良好家庭风尚。明清时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学习儒家文化经典,“读儒书,应科目,登皇路,率伦常事,笃乎君父兄友者,不爽分毫”,“吾辈生长中华,共读儒书”,“所读者本孔孟之书”。其兼有两种文化属性,即伊斯兰教信仰和儒家文化修养;其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崇儒敬儒,经常引用孔子话语加强自己的论述。

   (五)反观“己所不欲”,推及“勿施于人”,奠定做人认同的前提

   《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看作仁道的首要标准,具有“一箭贯穿”之效。“忠恕”之道,“忠”在于内,乃是诚意、正心、修身,即“明明德”;“恕”形于外,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新民”。若能把“忠恕”一以贯之,能从己身之修,发展到治国平天下,似可渐渐步入“止于至善”。伊斯兰教主张诚信首先是对自己内在的要求,要求穆斯林群众从自身做起,尽其在社会中的责任。“敬主爱人”贯穿在伊斯兰教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中,对真主的“敬”必然通过崇拜、忠实、顺从和畏惧来完成,在人心中能够产生“自律”的功效,敬畏真主和惧怕其威严会使人自觉遵守真主的一切法度,从而处处谨防禁戒。

   (六)放眼“大道之行”,恪守“天下为公”,奠定理想认同的前提

   儒家天下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天下,其基本特征是和平、和谐,反对通过武力实现天下一体化。就其社会理想而言是天下大同,承认文化多元,坚持用文化去浸润、去融合,体现了对不同文明兼容并包的态度。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其和平教义源自伊斯兰教《古兰经》及“圣训”。《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的明敌。”“伊斯兰”在阿拉伯语中的本意是“崇尚和平”,穆斯林群众之间见面时的“赛俩目”是问候彼此和平。先知穆罕默德传播的是和平的伊斯兰教理念。伊斯兰教的本质是和平,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是和平的手段,生命终结时理想的归宿仍然是进入和平的天园。

   二、中华文化对伊斯兰教中国化

   浸润作用的内在机理明末清初,以常志美、李永寿等为代表的穆斯林学者,在济宁东大寺、西大寺创立伊斯兰教中国化“山东学派”,坚持“会通”为基本精神,促使伊斯兰教主动融入融合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伊斯兰教经典,积极开展“以儒诠经”活动,推动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儒家化、中国化,在伊斯兰中国化进程中产生了积极作用。

   (一)文化上尊重儒家“文化底色”地位,坚持“伊儒贯通”,全面融入孔孟文化

   “山东学派”主张“义以穆为主,文以孔为用”,开展“以儒诠经”活动,在坚持伊斯兰教核心信仰的同时,吸收儒学的概念、术语、思想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教理,阐释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礼制法规等问题,既保留了伊斯兰教精髓,又实现了“会通儒学”。在此过程中,穆斯林群众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在清真寺建筑、服装语言、民风民俗、饮食习惯、学习教育等方面,顺应当地儒家文化,与当地群众和睦相处、和合相生,体现了伊斯兰教在“伊儒会通”上的努力。

   (二)在人才培养上,依据儒家“德学兼优”标准,培养“伊儒会通”的经学人才

   在教职人员培养选择上,“山东学派”提出“永禁掌教世袭”,推崇儒家文化“德学兼优”标准,依据“有学、有传、有德、有言、有守”的“五有”标准选择教职人员,为伊斯兰教培养了一批“伊儒会通”的经学人才,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伊斯兰教经典,促进伊斯兰教与当时社会相适应。

   (三)在理论体系上借鉴儒家“纲常伦理”,构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

   论基础“山东学派”穆斯林学者在《经学系传谱·序》中有这样表述:“夫道之在天下者,无存亡,道之寓人心者,有断续,然而人之伦常至大者,虽盈贯于耳,充塞乎口,而周程诸子摹拟太极以来,未见实迹所谓如何耳。”积极借鉴、吸纳儒学经典的“人之伦常”,创新发展“太极”“大道”观念,比拟伊斯兰教中的“真主”信仰,构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四)价值理念上吸收儒家“仁义”“忠孝”思想,形成爱国爱教相统一的优良传统

   “山东学派”从“五大功修”中引发“仁义”“忠孝”思想,与儒家伦理相联系,促进了伊斯兰教扎根中国儒学土壤。在实践中,穆斯林群众始终坚持忠君爱国立场,从明清时期以皇家为荣、以君权护教扬名,到创办矿业、大兴民族资本企业,到组建回民支队、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再到新时代积极投身经济文化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无不体现了伊斯兰教爱国爱教相统一的优良传统。

   (五)实践上融合儒家“修身明道”,强调“知行合一”,注重信教群众教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山东学派”认为“讲经本身就是修行,且修行不离日常生活”,侧重“修身讲道”,在讲经解经时注重教化信教群众。同时,注重“教政分离”和“教众结合”,教职人员不干预、不介入行政事务,只是在教众有需求的时候,参与婚丧嫁娶等事务,为信教群众提供服务。

   (六)在标准上推崇儒家“一以贯之”,探索思想层面的会通融合

“山东学派”用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思想,去阐释中国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思想,促进了对伊斯兰教教义理解阐释的与时俱进,在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都加强了对儒家文化的主动认同和主动靠拢。明清两朝,是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大发展、逐步成熟的阶段。济宁地区,明末清初常志美、李永寿创办经堂教育,授徒上千人,其弟子成为名经师上百人,他们学成后或在山东讲学或返回原籍讲学或留居他地授徒,对华北、东北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山东学派”提倡“义以穆为主,文以孔为用”,常志美著作《识认大略》即以儒家观点全方位解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概念,可谓是“以儒诠经”的先行者。后来运河地区其他具有高层次学术素养的伊斯兰教学者“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相继开展了汉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和著作的活动,在译注过程将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义相结合,对伊斯兰教经典作出了中国特定现实生活化的论证,让伊斯兰教更深层次地贴近中华传统文化,建立起浓郁中国风格的伊斯兰教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运河地区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关键地带,这里产生了一批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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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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