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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曼丽 杨宝强: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更新时间:2021-12-06 09:16:59
作者: 钟曼丽   杨宝强  
遵循“乡村价值-农民主体性-乡村振兴”的逻辑主线,在分析乡村价值流失、农民主体性多重缺位的基础上,通过再造乡村价值,重构农民主体性,进而推动乡村振兴落地见效(见图1)。

  

  

  

   乡村在其长期的存续过程中,形成了与其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价值和功能,推动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协调与融合。农民作为乡村的主体,既是乡村价值的承载者也是受益者。乡村各价值的作用发挥必须依托于农民,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保障了乡村社会的有序运行。

  

   然而,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下,乡村社会各要素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弱化了乡村社会运行的内生动力,进而导致乡村价值流失。“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微不足道。农民流动性、分散化以及自身的权利弱化,一方面导致了乡村振兴中农民“缺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农民主体性的多重缺位,导致乡村振兴的各项措施难以有效推进。因此,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再造乡村价值,在注重保留乡村传统习俗与文化的同时融入现代元素,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提升农民认同感,进而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教化方面重构农民主体性,筑牢乡村振兴的根基。

  

   二、问题聚焦:乡村去价值化与农民主体性缺位

  

   乡村价值存在于乡村特定的空间场域,依托于乡村长期形成的村域文化,作用于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这一切保障了乡村社会的存续和发展。但由于当前农村人口外流、农业价值降低、村庄治理资源和财富流失等造成了乡村发展动力缺失,进而导致乡村去价值化,加之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缺场”也导致其主体性的多重缺位。

  

   (一)动力缺失:乡村的去价值化

  

   1.人口稀疏化导致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缺失。乡村人口的稀疏化既是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工农差距造成的结果,也是农民对城市生活接受和认同的结果。当农村预期收入显著小于城市收入时,农村人口的外流将不可避免,导致乡村的生产和生活缺乏必要的人口支撑。外出务工的农民感受到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反差后,在思想、行动和生活方式上也会发生面向都市的变化,从而使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产生强烈的脱离乡村、面向城市的思想[19]。人口稀疏化一方面造成了农村土地抛荒,公共服务设施落后,村庄空心化以及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的主体力量缺失,也改变了维持区域正常运行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生产关系,进而导致乡村振兴面临如何实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导致家庭共同体的残缺,“三留守”群体出现,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2.农业价值流失导致村庄意义下降。农业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外出务工收入在整体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逐渐降低。据统计,2013年农民务工收入就已经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50%,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成本的不断下降和城乡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减弱,农业生产对农民经济收入的影响将越来越弱。农业的风险性、高投入、低收益也影响着农民的务农积极性,如一亩土地种两季,产粮不过1 000公斤,价值3 000元左右,扣除投入,纯收入也就千元左右[20]。在这一背景下,农业的价值逐渐流失,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壮年不愿回村或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当农业在农民认知中变得不那么重要时,村庄存在的意义势必下降。

  

   3.村庄财富外流引致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缺失。资金的有效供给是保障乡村振兴中各类资源科学配置和要素合理流动的基础。从资本收益率角度讲,资本会流向能为其带来较高收益的行业和地区,而欠发达的经济体将逐渐被边缘化。当前,一些通过外出务工或农村土地承包实现财富增加的村民,为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大多会选择在城镇买房。农村婚嫁中除“天价彩礼”外,女方也会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除城市买房造成村庄财富外流外,存款外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农村金融机构本应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但大多数农村地区却面临金融资源匮乏和存款外流,农村资金外流从1978年的3 830.10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0 566.71亿元,其中,2008-2012年,约51.26%的资金通过金融机构从农村净流向了城市[21]。农村金融机构并未成为农村经济的“助推器”,反而成为农村资金的“抽水机”,进而导致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缺失。

  

   4.村庄治理资源的流失引致乡村治理失效。村庄治理资源流失是导致乡村去价值化的深层次原因。乡村治理资源一方面可助推乡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但由于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农村培养出的高学历人才往往因脱离了乡村而被作为榜样。这些人才大多流向城市,甚至国外,返乡者寥寥无几,且学历越高,返乡意愿越弱[22]。随着乡村人才的流失,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村干部只能在一些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的群体中选取。一定程度上讲,乡村当下的人口结构既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对基层干部的政策理解力、执行力以及专业技术能力的要求,也难以保障基层治理的高效,导致乡村陷入人才缺失与治理失效的双重困境。

  

   (二)“缺场”与组织化不足:农民主体性的多重缺位

  

   农民主体性指农民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呈现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历史维度表现为农民逐步确立自身主体地位的历史生成过程, 现实维度集中体现为乡村振兴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23],即乡村振兴的实施要有农民在场,但由于当前农村人口结构失衡、村庄共同体的衰落、农民组织合力的缺失也导致农民主体性的多重缺位。

  

   1.农民的分散化引致经济主体性缺失。当前,农业生产经营的小型化和分散化客观上决定了农民在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方面的弱势,而大量青壮年农民的长期不“在场”加剧了农民经济主体性的缺位,加之资本下乡、规模化经营的冲击,也进一步挤压了小农户的生存空间。此外,农民的分散化也使其在经济权利获取方面缺乏谈判能力,如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分散化小农往往因谈判能力弱而只能被动接受较低的土地补偿价格。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也存在未征求农民意见强行让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现象,分散化的农户往往难以抵御政府的强势推行行为。在集体经济决策中,农民同样处于弱势,如农地流转中,基层政府对相关政策的选择性执行既影响了农民的参与自主权、知情权和收益权,又导致了土地流转的整体水平差、农地流转自愿性不足,流转合同签订比例低等问题[24]。

  

   2.权利贫困引致农民治理主体性缺位。农民贫困的根源并不在貧困本身,而是深藏在农民贫困背后的另一种贫困——权利贫困,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不足[25]。村民自治组织是农民参与村级治理的重要渠道,能否有效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重要决策是农民权利实现的重要标志。但当前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大多数决策,农民很少有参与的权利,在村庄公共事务方面,农民参与权、利益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等也未被重视。如2020年山东部分地区为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在多地农村开展了“合村并居”工程,执行中却因配套方案不完备、急于求成等,使乡村振兴演变成了“强拆运动”。这一过程中,乡村自治赋予农民的利益表达权、申诉权利被无视,农民治理主体性难以体现且进一步丧失。

  

   3.农民的流动性导致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位。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客观上增加了城市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农民不断增多。农民长期游走在城市和乡村已成常态,乡村社会逐渐被边缘,农民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文化理念也趋于城市化,乡村文化陷入了多重发展困境[26]。乡村文化主体的抽离加重了乡村文化的空心化,青壮年人口的外流造成留守群体大量出现,留守妇女不得不承担起乡村文化建设的重任,但由于文化水平和认知有限,其难以发挥作用。儿童作为未来乡村文化建设的“后备军”,在手机、自媒体的影响下,大多将城市的生活和文化作为理想的场景,加之教育中乡村文化的缺失也使其难以对乡村文化产生认同。青壮年的外流、留守妇女的文化认知局限性、乡村文化教育不足等在引发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的同时,也导致了乡村文化的认同危机和文化表达缺失。

  

   4.乡村共同体衰落引致农民组织合力弱化。农民主体性缺失不仅在于原子化、分散化以及权利的不足,更在于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的衰落。在后乡土社会, 现代性霸权和城市资本的双重驱动, 使得农村变得空心化、离散化和原子化, 进而弱化了农民对血缘和地缘的依赖性[27]。乡村共同体的衰落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村庄公共性丧失,村民更关注自身的利益而非村庄公共事务。村民组织合力的弱化,既造成农民主体性难以有效发挥,又导致乡村建设缺乏内生动力,在没有外生型组织介入的情况下,村庄的秩序将难以达成。此外,由于乡村治理资源外流,村委会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对接国家资源的能力也持续弱化。乡村振兴的实施只能通过上级政策和外部资本运作来主导,而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则因组织合力的弱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价值再造与主体重塑:促推乡村振兴落地见效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在引发乡村人口稀疏化、农业价值降低、村庄财富和治理资源外流的同时,也导致乡村的去价值化和农民主体性的多重缺位,进而引致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与乡村振兴各项政策难以有效推进。因此,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政府政策支持,更需要再造乡村价值和重构农民主体性,以保障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一)再造乡村生产价值,重构农民经济主体性,奠定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受制于城乡工农收入的差距,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失导致了农业和农村的凋敝。因此,乡村振兴的有效实施必须要再造乡村的生产价值,留住农民,使其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

  

   1.提升农业价值,对接现代农业。农业价值降低是导致农村生产要素外流的根本原因,如何留住农民,吸引农村精英扎根农村便成了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政策导向上应当从鼓励资本下乡转向大力支持外出农民返乡创业, 推动建立城乡相互吸纳机制和城乡精英循环机制[28]。加大各类要素的投入力度,尤其是与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相关的配套设施要能高效供给,为农民回流提供充足的外部支持。当然,农民回流不能再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而是要对接现代农业,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农民合作组织以实现农民与市场、农民与产业的有效对接。有条件的地区还可推进农业与服务业融合,让农民在实现致富的同时乐业。

  

2.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培养农民企业家,使农民成为受益主体。对接现代农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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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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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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