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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法学学风的灵魂反思

更新时间:2021-12-04 23:15:57
作者: 高鸿钧 (进入专栏)  

  

   各位代表,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我们今天的会议到这个阶段,再讲话就成为了多余的话,但是根据会议议程的设置,我不讲话似乎就没有完成预定计划。下面我讲三层意思。

   一、对今年年会的感想

   按照我的体会,本次会议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主会场与分会场相结合的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样的尝试是比较成功的。线路基本流畅,交流虽然有一些小的“bug”,但是总体来说比较流畅,没有遇到大的障碍。第二个特点是我们今年年会收到的论文多。我们一共收到98篇论文,汇编起来有1600多页,按照一页有1000-1500字,平均每页约也有1.5万-2万字。当然,字数多不一定代表论文质量高,但是有分量、内容比较具体、丰富的论文,通常需要通过一定字数来表述。字数多比字数少的论文,通常要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因此,今年年会文每篇平均字数多,在一定程度是哪个表明作者认真对待年对,准备论文。有了较高质量的论文,才能保证会议有较高的交流质量。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年的年会“新老结合”。我们上午聆听了严存生老师的发言。严老师已逾80高龄,但还能思考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新见解,思路清晰,讲话声如洪钟,特别难得。同时,我们的年会也有许多新生力量的发言、参与。实际上今天参会者大致可以分4个年龄段,第一是像严老师这样的“80后”,第二是以我为代表的,“60后”,也就是60岁以上的人。第三个年龄段是一批40岁上下的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第四个年龄段是20到30岁之间的青年学者。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四世同堂,我们在交流这个平台上都属于忘年交,其乐融融,非常好。第四个特点是会议交流的质量非常高。大家都有所见证,无论是发言人、评议人,还是主持人,都认真负责。每篇论文的作者都各有所长,评议人的评议也非常到位,在交流过程当中既有鼓励,肯定,也有改进建议,甚至有一些委婉的批评。由于我们采用了线上的形式,我们的讨论没有像线下讨论那样进行激烈交锋。我希望未来线下会议讨论得更激烈一些。学术研究需要批评,而讨论需要有些交锋。

   二、感谢对本次年会做出重要贡献的机构和个人

   到目前为止,今年的年会经过一天紧张而热烈的交流、讨论,已经基本取得了成功。首先,感谢西北政法大学领导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年会无法成功举办。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感谢西北政法大学的邱昭继教授及他所带领的团队。他这两年进行了认真、耐心、反复的筹备工作,为年会的召开做出了突出贡献。按照原计划,我们是2020年举行今天的会议。我们一直在筹备,但是由于疫情也没开成。在时间上、方式上也是反复几次修改。我们原本计划到古城西安线下交流,但是最后还是采取了线下线上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整体上,邱老师及其团队对于今年年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付出许多心血。在这里,我们要对和他的团队表示特别的感谢。

   其次,我要感谢我们全体代表、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的参与。我们把戏台搭起来了,但是如果大家不来演戏,或者演戏的过程当中演的角色不到位,这场戏也不是很好看。这一天时间会议的背后实际是大家长期的准备积极参与,比如论文的撰写,会议期间的发言,主持人精心的组织,评论人的精彩评论,以及各个分会场的总结人非常精炼的总结,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大家的积极参与,今年的年会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功。所以,要对所有参与代表,特别是发言人,主持人、评论人和各组总结人,给予特别的感谢。

   再次,我要感谢以王志华教授为领队的秘书组,秘书组除了在日常工作当中维持工作的运行以外,在筹备今年会议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特别是王志华老师负责和邱老师联系,协调有关年会的筹备事项。在会议议程的设置上,会议统筹安排以及其他一些细节问题上,我们的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华老师操了很多心,三位秘书长都做出了许多贡献。特别的感谢,要给特别的他们。

   最后,涉及我们年会的连续性和承上启下,我们要感谢明年年会的承办方——上海政法学院。今天上海政法学院郑校长到场来邀请我们,我们要对郑校长、上海政法学院致以特别的感谢。我们希望明年的疫情过去之后,能在上海政法学院开线下的年会。

   三、关于研究会发展的几点建议

   这里我讲三点,以下分述之。

   (一)加强队伍建设

   我上面提到,今年的年会的一个特点是“新老相结合”,但是我们也意识到,80岁以上的人,今年只有严老师参加。严老师也是我的师长,是我们敬重的前辈。对他的参与,我们特别感谢。我们也看到,今年年会,60-70岁之间的参会者很少。但我们高兴地看到,年青一代已经成长起来。这次年会做主题报告的发言人,基本都是年轻学者。王志华老师主导的秘书组挑选发言人的标准,一是看论文是否契合年会选题,二是看论文是否有新意,尤其看论文内容是否涉及新的领域或知识类型,三是看论文是否下了功夫,而不是“急就章”或一般性评论。这种不论年资仅仅考虑论文质量的挑选标准,我非常赞成。我们的年会是学术会议,不是联谊会或同业嘉年华,因而选取提交高质量的论文,让作者发言,从而使交流具有质量,听者有所收获。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人都学有专长,在某个领域具有深入研究,讲述的内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新颖性,有的还具有趣味性。同时,年长参会者都积极作为主持人或评议人,甘当年轻人的“绿叶”,陪衬和扶持“红花”。在这方面,年长学者高风亮节,默默奉献,表现出优良的长者风范,也代表了比较法研究的优良传统。我们为年轻学者已经成长起来而感到欣喜。同时,我们也应不断充实新生力量。有了一定规模精干强干的队伍,我们的比较法学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有了新生力量不断加入,我们的比较法研究才能继往开来,长盛不衰。近年来, 青年比较法论坛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质量很高,在比较法学领域和整个法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足以表明,年轻一代已经主动承担起承前启后的学术使命、实际上,中国比较法学的未来希望在年轻一代。为了强化队伍,增加新生力量,这次年会吸收了一批理事。未来的每届年会,我们都要吸收新生力量参加,并吸收新理事。我们学术队伍建设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应尽快完成新老交接。我们希望年轻人有更多的舞台,更多的表现机会,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大家可能也有所耳闻,我们研究会本来应在2019年换届,但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根据中国法学会的安排,我们研究会的换届一再推迟。我是快奔七的人,希望研究会尽快完成换届,让中青年学者走向前台。

   (二)要深化专业分工

   我们研究会的年轻人各有所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然分工。今年讨论的议题范围涉及面很广,除了传统议题,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印度法与伊斯兰法的专题讨论。有的学者讨论了以色列宪法问题,有的学者还论及其他一些过去没有涉及到的领域。这都非常好。但从整体上看,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地推进分工专业化。目前国内对外国法和比较法的研究,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对于大陆法、英美法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对于美国法和罗马法的研究,成果尤其显著。一些学者近年来开始关注印度法和伊斯兰法,但总体而言,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仍显薄弱。此外,一些重要外国国别法或重要的论域,研究还处于空白或十分粗浅状态,比如说古以色列法、古埃及法和古巴比伦法等,还有该领域的专家,当然也没有重要成果。卢曼说《汉谟拉比法典》是关于占卜的文本,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否可以说《周易》是一部关于法律的经典?占卜与法律的共同性在于决断,从而消除不确定?总之,我们需要使专业进一步细化。否则,许多人都做相同的领域,结果会内卷,而一些空白或边缘领域却无人问津。许多人担心研究冷门或边缘领域被边缘化,都争抢热门领域。热门领域过热,但也会导致成果重复,不断内卷,不久就会变成冷门。学术研究领域和议题的选择,应倡导“与人不同”,敢于尝试新领域,甘居边缘领域。实际上,成果的质量不在于研究领域或论域,而在于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学术洞察力和方法。研究大象的成果未必比研究蚂蚁的成果更重要。在21世纪的自然科学中,许多重大突破都发生在边缘领域和交叉学科。人类学家研究的都是少数族群或边缘群体,但许多著名人类学家所取得的成果,其价值和影响力并不逊于研究国家等宏大主题的成果。

   我们比较法研究会的成员,基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从事比较法专业研究,另一拨人从事部门法研究。对于从事比较法专业研究的学者而言,存在如何能够和部门法与外国国别法结合起来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落到实处。我们的理论才有载体。我们的理论和方法才能与具体知识结合起来。

   同时,对于研究部门法的学者,应该强化比较法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比较法的研究虽然需要部门法的支撑,但是法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法律概念、规则和制度的一般比较,缺乏理论指导和方法自觉,往往会缺乏思想性,因而比较的结果失之简单,缺乏新意。当我们运用比较法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部门法的比较时,我们就会自问,我们从事的是微观比较还是宏观比较?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是意义比较还是功能比较?是从事规范性的论述还是描述性的阐释?是求同性比较还是求异比较?我们面临不同法系或法律传统的概念、规则和制度时,如何避免功能比较导致概念、规则和制度脱离语境,而忽略这些概念、规则和制度的意义?比如说,在比较法学领域,功能比较方法十分重要,通过功能比较,我们可以辨析不同法律传统中的“同名异物”和“异名同物”。前者是指在不同法律传统中,同样的概念却具有不同的功能,后者是指不同的概念却具有同样的功能。例如,中国的“法”,与古代西方拉丁语的“Jus”、印度的“达摩”以及伊斯兰法的“沙利亚”似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进行跨文化的“法”概念比较。但当我们把这几个概念置于各自的语境中,就会发现它们各自承载的意义具有很大差异,无法通约。因此,我们是否需要超越概念比较或功能比较,而通过“移情潜入”另一种法律传统,把握该法律传统的概念关系和整体意义,从而对该法律传统的概念、规则和制度进行融贯性理解,进而运用深描的方法来诠释“地方知识”,并运用比较的方法实现不同“地方知识”的穿越?我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比较法的理论和方法,对于部门法的比较,具有指导意义。实际上,立法比较往往着眼于概念、规则制度的异同,也失之简单。因而立法比较也应结合司法判例,并应探索法律规则和制度背后的义理和法律运作的时间效果。因此,比较法研究应是立体化的比较,理论指导和自觉运用比较法的方法,十分重要。当然,比较法的理论要自觉接受社会理论的指导,而社会理论要吸收自然科学的晚近成果。

在选择专业时,最忌讳挣主流,抢热点和赶时髦,而应注重与他人的专业不同。当然,填补空白虽然重要,但空白领域研究起点低,填补空白的并不等于是高水平著作。换句话说,填补空白或从事边缘领域的冷门专业,研究者也不应满足于“有聊胜于无”,而应严要求和高起点。不然,你的成果很快被后来者所碾压。我们青年学者一旦有了“专业拿手戏”或“专业绝活”,就在研究领域有了立足之地,就有可能经过持续努力,使自己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我以为,专家与学者不同,专家只是掌握了某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技术和方法,类似于匠人。现在提倡工匠精神,主要是强调人们做事做工应精益求精,不要粗制滥造。但高级工匠也不等于科学家。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技术发达,四大发明等技术都走在当时其他文明之前,但中国没有产生古希腊和近代西方那样的科学。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这里我无需展开。我的看法是,中国古代重视技术型专家,与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导向有关。我们的文化重视经世致用,排斥“无用”或超越的想象。学者与专家不同,他们不满足于作为专家,仅仅掌握知识、技术和方法,还致力于探索技术背后的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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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雅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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