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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旧章新篇:“家国天下”的当代言说

更新时间:2021-12-04 23:09:23
作者: 梁治平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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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央视网刊出的一篇报道是这样开篇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身其……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圣贤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身行事、治国理政的生动写照。

   正己修身,他“修其心治其身”,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整齐家风,他入孝出悌,又防微杜渐,整治家风,清肃党纪;治国理政,他夙夜在公,勤政为民,不忘初心,不负期望;心怀天下,他不求一时之利,但谋天下之计,践行睦邻友好,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段话令人浮想联翩。句首的一段引文,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是所谓《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一部分,备极重要,故历来为读书人所看重、推崇、熟记在心。然而,对生活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这段话的意义全然不同。

   20世纪初,帝制解体、传统式微,四书五经顿失其经之地位。新文化运动兴,“孝道”由百善之首沦为万恶之源,“家”则被视为戕贼人性的怪兽,为时代之进步者所痛诋,弃之如敝履。此后数十年间,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交织继替,摧枯拉朽,逢旧必破。后之人睥睨古人,却不识“三纲八目”为何物,遑论奉之为君子修为理想、内圣外王之道。由此观之,前引官媒“修、齐、治、平”话语所透露出来的有关思想转变、时势变迁的消息,委实耐人寻味。

   关于上述话语转变之背景与意义,我在对当代中国“天下”论述的考察中已有讨论,此处不拟深论。下面要做的,就如本文标题所示,是对“家—国—天下”的当代言说加以检视。此类言说,无论在古时还是当下,都可以被视为“天下”话语的一个部分,然而,在本文所及的当代语境中,以“家—国—天下”或修、齐、治、平为论说架构的做法,较之一般所谓的“天下”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故不妨单辟一章加以考察。

   下面就由若干有代表性的论著入手,看这种句式所指陈的思想架构在哲学、经济史、思想史和法学上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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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国方兴未艾的“天下”论述中,赵汀阳所著《天下体系》虽非始作俑者,却是其中较具影响力,因此也引发较多关注的一种。该书试图为中国古代“天下”观念提供一种当代哲学阐述和论证。作者调用传统思想资源,批判性地审视现行国际理论,穷究当今世界混乱与冲突的根源,在汲取和运用古代中国智慧的基础上想象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理论,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用以解决人类当下共同面临的棘手问题,实现永久和平。

   赵著以中、西文明为背景,展示了一系列基于文明特质的二元对立,其中,我们熟悉的“家—国—天下”赫然在列,与之对应的则是西方之“个人—共同体—国家”。可是要注意的是,这一对句式中均列明的“国家”一词,其性质与位置却大不相同。

   依其叙述,作为天下要超越的范畴,民族—国家系产生于近代西方且意味着分离、竞争、冲突的政治单位,因此颇具负面色彩。与之对照,作为一种政治范畴的“国”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却不甚重要。它只是“家”与“天下”之间的中间项,其价值只是过渡性的,缺乏自足性。如果说,现代西方价值重心在个人和民族/国家,最终为个人,那么传统中国价值重心在家和天下,最终为家。在传统中国语境中,国乃家的扩展,天下则是最大的家,故有四海一家之谓。

   整体言之,“家—国—天下”乃是“家”的隐喻,家贯穿始终。饶有意味的是,赵著天下论述的对立式中,“家”与“个体”相对,八条目中略具“个体”色彩的“修身”一项则隐没不彰。这是因为,赵著以“家”为“具有自身绝对性的、不可还原的最小生活形式”,个体在“家”中获得其意义。

   换言之,“家”否定了具有自足价值的个体。在此基础上,赵著进一步标出“家”与“个体”的不同逻辑,即“家”以“并且”为其逻辑,故重视和追求“关系”“和谐”“责任”“和平”等概念;而以个人为政治理解的出发点,其逻辑是“或者”,故关心和追求“权利”“主权”“利益”“征服”等概念。

   进而言之,“家”不是个人组成的共同体,而是与“天下”概念一样的“理想化的先验概念”,具有先验的生活形式和道德意义。如此,家的位置就被提高到本体的层面,“家庭性”原则则被认为是处理一切社会问题、国家问题乃至天下问题的普遍原则。

   家庭性之所以具有此等性质,是因为它被假定能够充分地表现人性。赵著认为,“亲亲”便是其作为人性的直观确证,同时也“可能是我们在情感事实方面能够想象的唯一绝对论证”。相比之下,宗教不可证,故易为冲突的根源。最后,根据一种映射性的推论,赵著得出结论说:家庭性模式是完美共同体的标准。我们在幻想世界的幸福、和谐或和平时,理论上“有理由把家庭性原则推广地应用到整个世界”。

   “家”的意义如此重,自然成为“重思中国”或“重建中国文化自我理解”的重要一环。而在为数不多的当代学人关于“家”的哲学思考中,不久前面世的孙向晨所著《论家:个体与亲亲》一书正可与赵著并观。恰如该书副标题所示,孙著关于“家”的哲学论述在保留“亲亲”原则的同时,特别引入了个体概念,进而提出了家与个体的“双重本体”概念,即一方面要在现代世界为“家”正名,另一方面要在现代对“家”的理解中包纳“个体性”原则。

   具体言之,“亲亲之义”需经“个体之义”而重建现代“家”的观念,“个体之义”需经“亲亲之义”而重构“修齐治平”的传统,最终,“家”得以恢复其在现代世界的本体论意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孙著结尾处收录了“民族国家、文明国家和天下意识”一文,在这篇“基于‘家’的文化对于‘国’与‘天下’问题的思考”中,读者可以看到许多我们在流行的“天下”论述中熟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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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于2016年的《儒学的经济学解释》,是经济学人盛洪基于其课堂讲论、问答以及列为“延伸阅读”的十数篇文章编成的一本著作。该书内容上的特点,除了以经济学讲儒学这一点之外,便是以《大学》的八条目为全书纲目展开。基于本文的主要关注,我们且略过前四目,只观其“修齐治平”之论。

   盛著论修身,注目于文化精英的养成及意义,包括其“宪政(上的)位置”。而此一问题首先体现于家庭之中,由此过渡至“齐家”,盛著称之为“家庭主义”。依其所述,“家庭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家庭代代相续,绵延不绝;二是家庭中个人既不能独立,又非平等,而是互为效用,无分彼此。正是这一原理,令“孝”得以一般化为一种政治原则,也使得“家庭主义”与“天下主义”相通。据说这在经济学上是可以严格推导出来的。

   当然,在进入“天下主义”之前,盛著还需要考虑“治国”问题,而在这方面,儒家思想资源甚丰,盛著也破例将此章一分为二,先论“经济制度与政策”,再论“宪政与政治结构”。儒家的经济思想,在盛著看来,受到一种“自由主义的自然秩序哲学”的支配,因而表现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而这本身就具有政治和法律含义,因为“经济自由主义也是一种宪政原则”。

   不过,具体讲到政治方面,盛著提到的儒家治国理念与制度至少有七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天命观、民本主义、王道理想、礼治、史的制衡、君子治国和谏议制度等,这些均被视为古人留给今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最后的第六讲讨论“天下”问题。

   盛著先引梁漱溟的看法,认为在个人、家庭、团体、天下四层中,中国人重家庭与天下,西人重个人与团体,进而申论家庭与天下的内在联系,即通过“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观念将家庭关系扩充至世界。与之相对的,是建立在个人观念基础上的国族主义,以及支配了这种西方式国际秩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著认为,要实现世界和平,就需要建立“天下主义中心”的君子国,通过以善至善的途径达成这一目标。

   4

   查尔斯·泰勒注意到,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个人、法律和国家渐次游离于神意的宇宙世界中,获得其自主地位,他将此一革命性过程称为“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

   而在思想史学者许纪霖看来,发生于清末民初的中国的“大脱嵌”,则是“一场[个人或自我]挣脱家国天下的革命”,于是,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脱嵌之后的个人是因此获得了自由,还是成了现代国家利维坦的奴隶,或者,无所依傍,堕入虚无?为了重新获得个人生活的意义,是否需要“再嵌化”,将个人重新置于家国天下的新的意义框架之中?若回答是肯定的,那又当如何构想家国天下新秩序,如何重建现代的自我认同,且这二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许氏不久前出版的《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一书便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依许著的叙述,作为传统中国意义框架的连续体,家国天下的主体和出发点是人。所谓家国天下,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在此连续体中,国的地位相对而暧昧,因为它只是这一连续体中的中间环节,在下受到宗法家族伦理的规范,在上则有天下价值的制约。然而,与前述几位学者不同,许著并未因此而突出家与天下的关联性,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自我与天下的两极。这里,自我既生活于家国天下的共同体之中,又可以“天民”身份直接与天道相接,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超越。

   近代的“大脱嵌”改变了这一切,其标志便是家国天下连续体的断裂,而这种断裂的最重要的动因或结果,与其说是“本真性自我”的出现,不如说是国家的崛起。新的国家以富强为目标,不再受家与天下的束缚,只凭世俗性、功利性的国家理性独立于世。与此同时,“脱嵌”的现代自我变成了孤立的原子化个人,其存在意义尽失。

   基于这样的观察和判断,许著提出了一种家国天下秩序的新构想。在这种新的家国天下秩序中,家与国分离,但不应截然两分,致“政治生活完全去伦理化”,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不只是一个“程序共和国”,也是具有公民德性的“伦理共和国”,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命运共同体”。此外,国家理性不是最高原则,它应当受代表了新的天下价值的启蒙理性的制约和支配,否则,它可能自我膨胀,“最后催生出反人文、反人性的国家主义怪胎”。

   最后,为了摆脱“占有性个人主义”,走出原子化的孤立状态,个人应当重新嵌入家国天下的新秩序,在其中获得自我认同。在此环节,许著特别强调了自我与天下的联系。尽管具有普遍人性的自我同时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脉络之中,但是具有从中作出自由选择的能力。这使得自我得以绕开家国的中介,直接与天沟通,后者[天下]“代表了普遍的人性以及在普遍人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普世文明”,因此也是自我实现之正当性的最后证明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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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要提到的最后一个代表性文本是苏力的《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苏著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基本架构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宪制,但它对这一表达式的用法与众不同,甚至不遵古义。

   按其界定,“家”与村落同,指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齐家”即农耕村落共同体的构成问题。与之相关但不同的是,国是在农耕村落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治国”主要关乎广大农耕区的治理,具体地说就是如何“构成并建立持久的大一统王朝”“构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至于天下,它所指向的是文明共同体。所谓“平天下”,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各种“一国两制”的制度实践,即在作为中华文明共同体核心区的农耕区实行中央集权制,而在周边地区采取、接受和容纳各种类型的地方自治。

更重要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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