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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以钓鱼岛为视角透视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更新时间:2021-12-03 22:33:56
作者: 刘江永  
中日关系相对缓和,大局基本稳定。

   第六种类型:不承认有领土争议和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把钓鱼岛问题作为针对中国增强军事实力、日美同盟和修改宪法及国内相关法律的支点,拒绝就钓鱼岛与中方对话而加强对抗,同时,为防止过早发生冲突而同意与中方就东海海空危机管控进行对话(安倍晋三内阁的现行政策)。中日关系相当脆弱,难有根本改善,甚至潜在更大危机。这种危机可能仍与朝鲜半岛局势密切相关。

   相比之下,在钓鱼岛问题和对华战略方面,安倍晋三是介乎于伊藤博文和佐藤荣作之间的一种类型,是日本长州藩传统对华政策DNA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传承。

   二、中日关系围绕钓鱼岛问题出现反复的主要原因

   上述四个时期的中日关系演变,与中日两国的国内国际环境、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变化、中日两国各自采取的政策密切相关。其中,尤其需要了解的是日本决策者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对华政策特点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一)战后以来,在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内,围绕钓鱼岛问题有两条不同的对华战略路线

   一是佐藤荣作(岸信介胞弟)路线,强调这些岛屿是日本领土,没有争议;二是田中角荣路线,承认中日存在领土问题,主张对话,认同搁置。目前,在日本是前者的路线占上风,而后者则被边缘化了,因而中日关系受到严重干扰和影响并不奇怪。

   20世纪70年代初,佐藤内阁曾把岛屿主权问题与东海大陆架划界及资源开发问题分开考虑。佐藤荣作首相1971年12月15日曾表示:“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毫无疑义是我国领土,就领土问题不打算和任何国家谈判。而关于东海大陆架,各国有不同意见,作为政府希望通过与有关各国圆满的谈判,在解决大陆架问题的基础上着手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发。”

   然而,时任佐藤内阁通产相的田中角荣表态则有微妙不同。1972年5月9日,田中角荣在日本众议院表示,在没有确认有大量石油、天然气资源之前“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问题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有巨大埋藏量一公开就立即出现各种问题。就大陆架问题而言,也涉及与台湾的问题、与中国大陆的问题与回归日本的冲绳之间的国界线,非常复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必须一边对话,一边圆满地开发地下资源。”

   田中角荣在钓鱼岛问题上并未采取佐藤首相那种强硬立场,在大陆架问题上明确把佐藤所说的“相关国家”改称“台湾”和“中国大陆”。这或许是因为,田中角荣强烈地意识到他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是取得政权进而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所以绝不能给中方造成他在钓鱼岛问题上顽固坚持单方面立场,并像佐藤一样在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印象。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当选日本首相。中国政府认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邀请田中首相访华。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1972年7月28日会见田中内阁“密使”——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没必要涉及……不必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与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恢复邦交相比,这算不上什么问题。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其后,福田赳夫1978年任首相期间也转向认同田中路线,派遣园田直外相同中方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当时日方再度同中方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政治默契,从而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铃木善幸、竹下登、海部俊树、小渊惠三等,大体上都继承了田中路线。

   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自民党内原主流派田中派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亲台反共的岸信介派的“后裔”。例如,2001年小泉纯一郎执政后,他除了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之外,开始酝酿实施“购岛”和“国有化”,只不过当时日本政府采取的是所谓每年出资进行所谓“租借管理”即以类似“分期付款”方式“购岛”。21世纪以来,作为岸信介派政治传人的森喜朗、小泉出一郎、安倍晋三等人控制了自民党和日本政权。在这种日本国内政治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从友好合作为主转向防范竞争为主。在钓鱼岛问题上,其做法变本加厉。

   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宣布“购岛”,只不过是把按年“租借”改为“一揽子购入”。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一方面针对中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加强军事部署和日美同盟;另一方面与中方就海空危机管控进行对话,但刻意将钓鱼岛列岛相关海域排除在外。安倍晋三的一些做法与佐藤荣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诸多做法与甲午战争前10年的伊藤博文内阁对华政策颇为相似。这正是当前钓鱼岛之争成为中日关系改善主要障碍的症结所在。

   (二)1978年中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双方虽然再度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但各自想法不同

   1978年8月10日,园田直外相在与邓小平副总理谈及钓鱼岛问题时,未对中方关于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搁置钓鱼岛争议的主张表示反对。这等于默认中方关于搁置争议的主张,从而使中日两国搁置钓鱼岛争议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达成共识。中方主要是为争取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保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并为防止国际争端寻求新方法。日方内部考虑则是通过搁置争议,防止中方声索钓鱼岛主权,进而实现对钓鱼岛列岛“长期而平稳的实效统治”。

   时任日本外相园田直在1979年5月31日国会答辩时承认:“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问题既不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条件也不是议题。”其“基本想法是,就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不在这次会谈中提出。如果说为什么,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自古就是日本领土,业已实效统治。如果再去说是日本的中国也不能不表态主张领土主权。……那可就谈不成了。邓小平说‘可以就这么放它20年、30年。’换句话说,因为日本实效统治,所以可以就那么放着。”

   正因如此,1978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无人就两国政府搁置钓鱼岛争议而提出异议。时任日本外相园田直外相从日本的立场出发强调:“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是与条约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岛屿“由日本实际控制,尚未成为纷争地区。盲目提出这一问题,有从现有状态转而进一步损害日本国家利益的危险”。日本一些国会议员还明确表态:“不主张从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的角度反对和平友好条约”。故此可以认为,无论日方主观意图如何,“搁置争议”缔结和约的做法,事实上已获得日本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

   (三)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执政党和政府内部态度不一,政策因人而变,缺乏连贯性

   伴随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过去在执政党或政府内持反对意见的势力在日本掌权后,便公开否认中日之间曾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共识的政治默契,甚至不断采取单方面行动。结果,中日钓鱼岛争议便重新突出起来。

   1979年1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建立临时直升机停机坪。对此,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979年2月27日,时任日本外相园田直在日本众议院答辩时称:“我国与中国之间没有领土问题纠纷。关于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从历史、法理看分明是日本固有领土,现由我国对其实行有效统治。”同时,他反对在这些岛建立设施。园田直称:“如果是为有效统治而采取措施是绝对反对的。如果是特意为显示有效统治而为,将违反外交礼仪。我今后也将贯彻自己的信念”。

   1979年9月6日,大平正芳首相在日本国会明确表示:“关于在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附近大陆架开发,需要划定包括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的日中之间大陆架界线。为此,我国以往反复向中方表明有意同中国进行对话的想法。”大平首相还表示:“希望今后就日中国界划定问题同中方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包括共同开发问题,慎重对待。”这是日本政府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问题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

   据英国解密档案证实,1982年9月20日,时任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与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曾表示,就钓鱼岛问题同中国达成维持现状的共识,问题实质上是被搁置了。据铃木善幸首相称,当时邓小平说,求大同,存小异,可以把钓鱼岛问题交给下一代人去解决。结果,没明确表示妥否,而是就维持现状达成合意(共识),问题事实上是被搁置了。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会见铃木善幸众议员时,就钓鱼岛问题重申:可以搁置起来,“搞共同开发,不涉及领土主权”,并请他转告大平正芳首相。铃木说:“我将转达首相,请他考虑”。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方的立场则逐步出现倒退。在日本国会上,1985年4月22日时任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曾表示:“同中国之间本来就不存在围绕尖阁列岛领有权应该解决的问题。”这等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倒退回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内阁的立场,似乎是把前苏联1960年在北方领土(南千岛群岛)问题上对付日本的做法转用于中国。这无异于“己所不欲偏施于人”,中方当然不能接收。冷战后特别是1992年苏联解体NORTHEAST ASIA FORUM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3期后,日本政治保守化开始转向政治右倾化,对外战略也随之逐步调整。日本右翼团体时而登岛挑衅。1996年8月,池田行彦外相公然拒不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对此,新加坡驻日本记者卓南生指出,“东京公开否定双方存有‘搁置争议’共识一事,这还是第一次”。日本政府背离了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一味强调“根本不存在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要解决的领有权问题”,必然导致问题愈发突出。2012年9月,在日本右翼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动员捐款“购岛”的背景下,野田佳彦内阁宣布日本政府“购岛”,实现所谓“国有化”,彻底打破了中日双方1972年达成的搁置争议的谅解。

   向标与试金石。当下日本最有勇气在钓鱼岛问题上敢说实话的日本前政要当属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其对华政策思想继承了田中角荣路线。他作为日本前首相第一个明确表示:“《开罗宣言》并未说作为甲午战争结果所夺取的,而是说从清朝夺取的(应归还中国)。虽然马关条约没写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但没有不能说‘清朝被夺取的’的道理。问题就在这里。”鸠山还认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事实上,两国领导人之间当然就搁置尖阁(钓鱼岛)问题达成一致”。然而,这种主张在日本目前只是少数意见。

   三、以可持续安全观为宗旨思考中日关系的改善之道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始自甲午战争。甲午战争过去120多年了而钓鱼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可能成为中日冲突的新火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的立场上是一贯的,但根据不同时期日方做法的变化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要纠正日方在钓鱼岛归属认知问题上的系统性错觉,需要制定一整套系统性战略。

   (一)围绕钓鱼岛问题,必须与时俱进,更新观念,着眼人民加大说明力度,力促未来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

   虽然邓当年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仍不失为未来的一种政策选项,但前提条件是日方必须认同。目前,日方既不承认有领土归属认知争议,也不承认曾与中方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故中方不能抱有任何一厢情愿的幻想而要面对现实做通盘战略谋划与应对。

着眼未来20年,如果中日两国都能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可能为双方妥善处理钓鱼岛争议找到新思路和路线图。对于中国来说,继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内凝聚力是根本,但不能误以为只要中国国力大幅超过日本,日本就会在钓鱼岛问题上让步或退步,日本国民对华感情就会好转。长期以来,日本各界和普通民众如果不了解钓鱼岛为何属于中国,就有可能继续认为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执法巡航是所谓“入侵日本领海”,从而产生同中国对抗的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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