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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全球左翼的过去、现在、未来

更新时间:2021-12-03 22:14:57
作者: 沃勒斯坦  

  

   左翼社会运动和中左翼政党几乎总是宣称其价值观和政策是国际主义的。众所周知,他们的做法绝非空谈。我们将在三章的内容中尝试探讨在三个时期的左派实践,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希望证明,今天已经出现了“全球左派”,但他们不仅受到全球右派的质疑,而且还受到自称左派或至少是中间偏左的党派的质疑。

   一、资本主义与反体制运动:1789-1968

   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少数群体剥削其他群体的制度。而被剥削者们总是尽其所能进行反击。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出现在“长十六世纪”(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将1450-1640年称之为“长16世纪”,译者注)的现代世界体系,在攫取大多数人的剩余价值方面表现得极为有效。它通过利用等级制度的标准体制和两极分化的新特征来达到其目的。

   结果是剥削程度不断增加。这种两极分化目前表现为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现在1%的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令人愤慨。在现代世界体系中,99%的多数人的反抗最初主要有两种形式:要么自发起义,要么逃到1%的少数无法行使权力的地区。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企业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日益机械化和集中化,令城市化程度日益提高,于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城市化反过来为工人阶级挑战权力的剥削模式开辟了新的途径。

   法国大革命通过传播两个新概念进一步改变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一个是关于变革的概念。当然,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以前,变革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和例外的,一切变动注定要回归传统规范。“革命”一词说明了这一点,它最初的意思是旋转了360度的轮子,结束于它开始之处。今天,这个词的语义完全相反——革命在社会和政治术语中用来描述与过去的决裂,而不是回到过去。我们可以把这种用法视作对“变化的常态”的信念。

   第二个与主权概念有关。这里有两个问题:什么是主权?谁是君主?直到16世纪左右,我们才开始谈论国家的主权——从国家的外部来说,主权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对法律或决定的控制不受其他国家的控制;在国家的内部,其核心法律和决策不受任何内部团体的否决。这一双重含义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争议,尽管应该指出,直到国家成为了国际系统中的司法结构时,这一双重概念才正式成立。

   更困难的问题是关于谁行使国家主权的争论。历史学家通常把在某些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出现了所谓的专制君主(absolute monarchs)的世纪称作“长十六世纪”。专制君主声称他们是元首。专制一词的意思是说,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元首的权力都免受任何人的审查。当然,这是一种重要的主张,而不是现实。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君主的专制主义经常受到贵族或权贵的挑战。他们倾向于声称,专制君主应该放弃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将权力让渡给一个由君主和贵族共同行使主权的议会机构。法国革命者对这两种观念都提出了挑战,他们坚持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统治者或贵族。

   这两个概念——“变革的常态”和“人民的主权”——是一些新事物的基础,比如地缘文化(geoculture)。这种地缘文化遍及整个历史体系,并使“人民”对体系的彻底“变革”合法化。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对支配性的权力的威胁,三种现代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应运而生。

   每种意识形态都代表了一种政治行动纲领。保守主义是最先出现的也是最直接的回应,尤其是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的著作中。保守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否认重大变革的审慎性甚至可能性。保守派重申了当地传统精英的决策的是最重要的,他们往往得到了宗教机构的支持。

   自由主义作为遏制危险的另一种方式出现了。自由主义者认为反动的保守主义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的镇压,总是弄巧成拙的,会迫使被压迫者公开反抗。相反,自由主义者表示,精英阶层应该接受某些变革的不可避免性,名义上要服从人民的主权,但是,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而危险的过程,只有专家才能谨慎地做好,其他人都应该允许专家做出关键的决定。因此,自由主义者设想了一个缓慢而有限的社会转型过程。

   激进主义是最后出现的意识形态。它最初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附属品。激进分子认为依靠专家的社会转型只是换汤不换药。他们主张,下层社会应该在民主精神和平等主义理想的指导下,尽快进行制度转型。

   1848年的世界革命标志着三种意识形态——右翼保守主义、中间派自由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关系的转折点。它始于2月份巴黎的一次社会起义,激进左派似乎夺取了国家权力,哪怕只是暂时的。这场起义对大多数人来说出乎意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巨大的惊喜,对精英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这让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很害怕,以至于他们悬置了此前一直存在的巨大分歧,并组成了政治联盟来镇压社会革命。法国的镇压过程基本上持续了三年,最终的结果是建立了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第二帝国。

   当时泛欧世界发生的不仅仅是社会革命。同年,1848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纷纷爆发了民族起义——尤其是匈牙利、波兰、意大利和德国。历史学家称这些起义为“民族之春”(Spring of Nations)。就像巴黎的社会革命一样,这些不同的民族主义起义在几年内被镇压了。

   这两类发生在1848年的事件——法国的社会革命和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革命——迫使这三种意识形态的信徒重新考虑其基本战略。保守者注意到,1848年只有英国没有发生动乱。从表面上看,英国没有起义似乎很奇怪,因为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激进势力最广泛、最活跃、最有组织性。然而,在1848年的泛欧世界风暴中,它是唯一一个风平浪静的大国。

   保守党后来意识到,历史学家后来也证实,英国保守党发现了一种遏制激进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远比强力镇压有效。至少二十年来,英国保守党一直在对社会和制度变革的要求做出让步。这些让步实际上相对较小,但它们的反复妥协似乎让激进者相信了变革正在发生。1848年后,英国的例子说服了其他地方的保守派,特别是欧洲大陆的保守派,去效仿英国的例子修正他们的策略。这一修正使得保守派更接近自由主义中间派的立场。主要的修辞差异在于,保守主义版本,在“开明保守主义”的标签下,积极地在地方机构而非国家机构中扮演主要角色。

   与此同时,激进者对所发生的事情同样感到不安。1848年以前,激进分子采用的主要策略要么是自发起义,要么是乌托邦式的撤退。1848年,激进分子观察到他们自发的起义很容易被平息,乌托邦式的逃避也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必须用“有组织的”革命来取代自发性——一个需要时间、耐心并创立官僚结构的纲领。这种策略的转变使激进分子更接近中间派自由派的立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激进主义的版本中,扮演着指导变革的专家角色的人只能是激进的官员。

   最后,自由派也从1848年的世界革命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他们开始强调自己的中间派立场,而不是以前对抗保守派时的角色。他们开始意识到战术的必要性,这种战术会将保守派和激进分子拉进他们的轨道,把他们变成中间派自由主义的变体。凭借努力,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直到后来的1968年世界革命——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正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我们看到了反体制运动的组织出现。有两种主要类型——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以及不那么强势的运动,如妇女运动和族裔/种族/宗教运动。从某种简单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运动都是反体制的:他们与现存的权力结构进行斗争,试图建立一个比现存的更民主、更平等的历史体系。

   然而,这些运动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例如,如何界定最受压迫的群体,应该优先考虑哪些运动的目标等等。这些各种运动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第一个根本性的争论是,在建立新的历史体系时,国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人认为,国家是由体制内的精英建立的结构,精英阶层通过这种体制可以控制其他人。因此,国家是一个在此变革中需要回避的敌人,各运动必须不断与之斗争。因此,主要的策略必须是教育和改变那些被压迫者的心理,使他们成为永久的反抗者,实现民主、平等世界的价值观,并将其传递给他人。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家是统治精英的工具,在社会运动的政治战略中不能忽视其作用。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运动不能夺取国家权力,统治阶级将利用他们的力量——军事和警察力量、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来粉碎所有的反体制运动。获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是他们改变历史制度的政治战略中最关键的因素。因此,这些运动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控制国家。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着手改变世界。我们把这称为“两步走”战略。

   第二个争论是在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前者坚持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基本斗争是每个国家内部资本所有者(“资产阶级”)和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供出售者(“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民主和平等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而且还在不断恶化。由此可见,变革的真正“历史行动者”是无产阶级。

   民族主义运动对世界有着不同的评价。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国家要么被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控制,要么被外部势力控制。他们认为,最受压迫的人是被剥夺了自治和民主权利的“人民”,因此生活在日益不平等的历史体系中。由此可见,真正的“历史角色”是被压迫的民族。只有当这些被压迫的民族在自己的国家掌权时,人们才能期望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历史体系。

   这两种分裂——放弃国家权力还是首先夺取国家权力的分裂;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历史角色与认为被压迫民族才是真正行动者之间的分裂——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都坚持“垂直(vertical)”结构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们都坚持认为获得国家权力的成功之路在于反体制的结构(这是社会运动的现有状态,也是民族主义运动设想的虚拟状态)。他们说,除非所有其他类型的反体制运动都服从于“最首要的”运动,否则反体制运动的目标无法实现。

   例如,以妇女或女权运动为例。这些运动在历史上,特别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坚持男女之间存在不平等和不民主的关系。他们认为,反对所谓的“父权制”的斗争至少和任何其他斗争一样重要,是她们最首要的最关心的运动。与这种观点相反,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都认为,主张女权运动的独立作用削弱了他们自身的目标,因此女权主义“客观上”是反革命的运动。

   “垂直”运动承认,社会或民族主义运动中可能有女权运动的同情者。然而,他们同时认为,女权主义期望的变革,只能是“主要”历史行动者(无产阶级或被压迫民族)要求实现的结果。实际上,垂直运动的建议是将女权运动的斗争推迟到后革命的时代。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运动,如工会运动或社会定义的所谓“少数群体”运动(无论是按种族、族裔、宗教或语言)。所有这些“其他”运动必须服从于主要运动并推迟实现他们的要求。他们只能是主要运动的附属品,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反革命的。

   十九世纪,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都发展缓慢。它们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才开始在政治上引发关注。那时的运动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们或许引人注目,但在组织和政治上仍然相当薄弱。“运动可以实现国家权力”的想法,充其量只是一个信念问题,但凡对现代世界体系中各方力量有清醒的评估,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想法。

第二,他们的组织都是以建立国家为目的的。他们自称在精神和实践上是“国际主义者”。但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和成员都在寻求在特定国家内可以实现的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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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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