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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张恨水《啼笑因缘》——鸳鸯蝴蝶派代表作

更新时间:2021-12-03 16:46:40
作者: 许子东  

   一 作家兼报人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于1930年3月到11月在上海《新闻报》连载,1931年12月由上海三友书社出版单行本。从30年代起,《啼笑因缘》不断地被改编成各种电影及电视剧。如果说1906年的《玉梨魂》是鸳鸯蝴蝶派早期代表作,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则可以称之为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的经典。在专家评审的《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里,《啼笑因缘》排第27名,《玉梨魂》排第59名。

  

   《玉梨魂》与《啼笑因缘》的区别,除了骈体文言与旧白话以外,还在于《玉梨魂》当时是打正旗号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对“鸳鸯蝴蝶”这个标签则有些犹豫。《啼笑因缘》的序文是用新文艺白话写的,写完以后张恨水还拿给他的邻居老舍看,老舍说写得很好。后来有一些评论者,包括张恨水的家人,更愿意把张恨水称为“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小说很出名,可是他并不把自己的小说拿给母亲看,他买来送给母亲看的就是张恨水的小说。张爱玲后来也很喜欢张恨水的小说,说“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 [1] 。

  

   张恨水(1895—1967),安徽潜山人,出生于江西广信府,本名叫张心远。笔名“恨水”取自南唐李后主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共50多年的写作生涯,张恨水创作了100多部小说,总字数达两千万,比较出名的还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八十一梦》等。除了写作以外,张恨水还做了安徽、北京、天津各地的报纸编辑和记者,1927年当了北京《世界日报》总编辑,他是一个作家兼报人。

  

   写作之外,大多数“五四”主流作家都在大学兼课教书,张恨水比较像李伯元、吴趼人等晚清小说家(后来还有金庸等报人/作家)。同样写小说,报人比较重视读者的反馈和销量,教授比较关心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简单来说,民国文学就靠这两个轮子联系社会,一个是报纸传媒,一个是学校教育。用什么方式连接地气,也会决定文学的倾向。

  

   但报人也有两种:为报纸工作,或为自己办报。张恨水从19岁到汉口投靠在报馆工作的本家叔伯张犀草起,前后媒体生涯40年,基本上还是“高级打工”。他当过天津《益世报》和芜湖《工商日报》驻京记者,兼任世界通讯社总编辑,并为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写稿。一度担任《世界日报》副刊主笔。1936年在南京与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到重庆,任《新民报》主笔及重庆版经理直到退休。除了短暂的《南京人报》,张恨水作为“报人”,主要是写手而非老板,作家身份比报人工作更重要。

  

   民国时期,中国最出名的两份报纸《申报》和《新闻报》都在上海。1929年5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到北京向张恨水约稿。“言情”当然是必须的,还附带一个要求——上海市民要看武侠,要看噱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具体的文化产品订货单。于是,小说里后来就有了一男三女模式。其中有个女的,关秀姑,就会武功。噱头是另外两个女的,卖唱少女凤喜,和都市富家女何丽娜,相貌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就引出了男主人公跟读者的不少困惑和白日梦。

  

   二 一个男子三个女人

   男主角樊家树,江南书生到北京。“五四”新文学或鸳鸯蝴蝶派,男主角都是书生,在作家是文人自恋,可为什么那么多读者也相信?这个问题值得探究。樊家树在天桥看到十几岁卖唱少女凤喜,美丽可怜,楚楚动人,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书生与风尘女的经典桥段,在文化工业流行文学里也不过时。刚要读书识字的少女凤喜,很快又被军阀刘将军看中。先是找她打牌,故意让她赢钱。凤喜家里太穷了,看到钱又诱人又烫手,白天很喜欢,晚上睡觉时,想起了樊家树对自己很好,就感到内疚、惶恐。后来刘将军索性派兵把少女带入府里,说是唱大鼓书,其实要逼其为妾。凤喜吓昏了,又醒过来,见到了刘将军跪着求爱……

  

   小说里的另一条叙事线索,讲一个美貌善良且习武功的女人关秀姑,也喜欢书生男主角,但知道樊家树喜欢卖唱女,就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还尽量来维护樊家树(侠女兼圣母)。凤喜被抢进刘府时,小说中有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情节设计——关秀姑的父亲关寿峰和他的习武朋友在屋外观察,如果刘将军强行施暴,众人可以立刻相救……可他们看到屋内什么情况呢?

  

   刘将军笑道:“这两本账簿,还有账簿上摆着的银行折子和图章,是我送你小小的一份人情,请你亲手收下。”凤喜向后退了一退,用手推着道:“我没有这大的福气。”

  

   刘将军向下一跪,将账簿高举起来道:“你若今天不接过去,我就跪一宿不起来。”凤喜靠了沙发的围靠,倒愣住了。停了一停,因道:“有话你只管起来说,你一个将军,这成什么样子?”

  

   刘将军道:“你不接过去,我是不起来的。”凤喜道:“唉!真是腻死我了。我就接过来。”说着,不觉嫣然一笑。 [2]

  

   张恨水的这个情节设计太厉害、太阴险,他给女主人公一条她不知道的活路,也给了女主人公一个严肃的道德审判。纯真女子被都市、被权贵、被财富所毁了,用沈从文的话说——“毁了的故事”,现代小说有很多。张恨水在这里,偏偏就是不给这个堕落的女人一个别无选择完全被迫的理由。就因为这个女人,在“No,no,no……”以后“Yes”,还“嫣然一笑”。小说后半部再写她在将军府里挨骂、被打、受虐,甚至羞愧、成疾、发疯,人们始终不会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情。就是说社会固然害了她,她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

  

   我们今天重读《啼笑因缘》,不仅因为张恨水的名字不能在文学史上遗漏,还因为这部小说,可以用来分析现代通俗文学的一般特征。通俗小说的一个基本格局,就是先让读者满足白日梦,突然遇上了一个富人、才子、大官,但后来总要惩罚金钱虚荣冒险当中的失足者,这种惩罚就让读者安心:亏的我没碰到这样的事情,或者亏的我不会这样做。

  

   张恨水后来解释:“至于凤喜,自以把她写死了干净;然而她不过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意志薄弱的女子,何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可是要把她写得和樊家树坠欢重拾,我作书的,又未免‘教人以偷’了。总之,她有了这样的打击,疯魔是免不了的。” [3]

  

   这段话典型体现了通俗文学的严肃原则,作家在满足大众趣味的同时,又要兼顾世俗道德。通俗文学必须有一个道德包装,但核心还是满足人的欲望。就像香烟外壳警告危害健康,烟还是有人买的。

  

   凤喜这条故事线,其实来自当时一个社会新闻。地方戏演员高翠兰,被一个军阀旅长抢去了,当时舆论纷纷谴责旅长。张恨水在家里吃饭时说:“如果高翠兰一点都看不上旅长,旅长何以用动念抢她。” [4] 果然,不久人们就看到两个人愉快的结婚照。张恨水利用且改造了这个“逼良为娼”模式,《啼笑因缘》既不同于传统小说“贞女不屈,维系世风”,又有别于左翼作家的“弱者无辜,社会有罪”。

  

   小说中的第三条线索,写财政总长的女儿何丽娜,长得和凤喜一样美貌,她也痴情樊家树。何丽娜常常跳舞、买花用去两千块。为了爱情,倒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还到西山学佛念经。

  

   好了,现在的问题是樊家树最后选择谁呢?一个是卖唱的,有点小堕落,现在军阀府上发疯了;第二个是会武功的关秀姑,默默地爱着他,还要救他及他的情人;第三个女人,美丽,有钱,痴心,还为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不能一直在三个女人之间左右逢源的——当然,这种左右逢源也是作家和出版商在拉长篇幅延长市民读者的白日梦。

  

   三 作家与读者共创的市民白日梦

   1930年秋,张恨水的小说还在写作过程中,他到上海和三友书社及明星电影公司签约,后来就有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因为小说在《新闻报》连载,每天有人排队买报,目的是看小说。作家看到这种情况,有些压力(接下去怎么写,才最符合市民的阅读期待乃至潜意识愿望呢?)也有些得意:“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5] 近现代中国小说有很多作品,最初都在报刊上连载。但是连载方式不同,文学生产机制不一样,都会影响作品的内容。第一种连载是根据作品内容发展,连载方式也转变,比如《阿Q正传》,开始是“开心话”,后来就转到文艺版,先喜剧后悲剧。第二种是作家已经全部写好,连载就是多一个出版方式。比方巴金的《家》,后来报社被炸,没法付连载稿费,巴金说免费连载。当时其实连载的效果并不明显,巴金的《家》真正引起轰动,还是出书以后。第三种情况是作品内容决定报刊销量。被陈伯海、袁进称为“中国最早的职业小说家韩邦庆”,在1892年独立创办小说期刊《海上奇书》就是为了连载他的《海上花列传》和《太仙漫稿》 [6] ,当时并无严格稿费制度,作家就是期刊老板,既是“文艺生产力”(作家)又是“生产关系”。为文学而做生意?还是为生意而文学?如果文学第一,自己的期刊少卖一点也无妨。问题是第四种连载,报刊是人家想卖得多,文章自己怎么写才好?李伯元、吴趼人虽然也是连载,但只是连串故事,没有主干情节要和读者共创。而且文学期刊,市场利益也没主流报纸那么大。在《啼笑因缘》这个典型案例上,《新闻报》在上海发行,小市民的阅读要求比较倾向于有钱、漂亮、人又可爱的都市摩登女郎何丽娜。相比之下凤喜可怜、不幸,但是她堕落,自己有责任。秀姑真是传统美德,会武功,但是好像一个会武功的女人,不大像一个江南书生的“菜”吧?所以我一直怀疑,如果《啼笑因缘》当年是在北平《世界日报》连载,让咱们北方的爷们来挑,还会找财政总长女儿吗?张恨水小说的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

  

   所以,就有学者认为这些通俗小说作品背后,可以见出民国早期中国市民的白日梦。 [7] 而大众世俗白日梦里,更包含集体无意识的想象。我们大胆想象一下:如果说凤喜是一个需要拯救的苦难中国,秀姑体现传统道德但救世无力,何丽娜或者象征现代都市文明方案?

  

   一男三女模式的《啼笑因缘》在30年代如此受欢迎,是否说明当时报纸受众其实以城市男性为主(相比之下,时代变迁,现在琼瑶、亦舒等人的言情小说主要吸引都市女性读者)。但如果回到中国男人的心理,与何丽娜在一起,实际上多少有点靠女方财力;与关秀姑在一起,男人一直处在被关心、被帮助、被保护的地位;也许只有面对沈凤喜这个可怜动人的小女子,才最满足男人的救人爱欲?事实上,张恨水的第二个妻子就是妇女救济院里救出来的,本名招娣,后来改名叫秋霞。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包办婚姻,第三任是崇拜他的女学生。张恨水自己的私生活倒真是有点一男三女“小团圆”。

  

   简而言之,在阅读《啼笑因缘》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

  

   第一,作者兼报人比作家兼教授,更注重读者需求和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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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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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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