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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纪念老师李泽厚

更新时间:2021-12-02 22:22:11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终者近义”这句话大有深意,等于指出了,既然有始有终,那么就有处于两端的两种“本体”,一个是自然给定的,另一个是人的理想。李老师提出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也是两种本体,与此相关,但在定位上似乎有些不同。这个解释还没来得及向李老师汇报,近年每次通话都说些眼前的事情,以为有的是时间“下次再谈”——这是每次通电话结束时李老师的结束语。

   李泽厚老师讲“人化”情感,意味着承认理性的作用,不过他更强调社会作用和历史作用,以经验主义的“积淀论”来推想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特别表现为“经验变先验”。现在还没有确切研究来显示社会和历史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性,但已知的是,在不同社会和历史语境里,人情有不同表现方式。另有科学证明,要达到生物上或基因上的改变,文明的历史还太短,因此观察不到人情或人性的结构变化。或许,情感或人性深嵌于人的生物性之中,而社会和历史只能改变其表现型而不能改写其基因型。

   第三,人如何解释人的生活?李老师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大量分析,涉及生活、社会、历史、伦理和美学,如此多论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辐射面,需要在思想史里研究。其中的“巫史传统”论题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却是以小见大的论题。巫史转换是史学界普遍承认的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现象,是解释中国文明性质的关键。在文明初期,巫术普遍存在,不是文化特色,有些文化一直延续巫术,有些文化则从巫术升级为宗教,甚至演变为一神教,但中国却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在某处拐弯绕过了宗教而走向历史,成为一个以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为本的精神世界。

   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描述了“从巫到史”的转换,但解释何以如此的理由就不容易了。李老师以颇多笔墨讨论了巫史转换,指出其中必定发生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这个论点很重要,可难点是,必须找到导致发生如此特殊演变的动机和理由。古人不是总想着花样翻新的当代艺术家,文明早期的生活条件和资源的有限性也不允许进行看不到明显好处的变革,“法先王”是文明早期的常态。《商君书》记载有言“利不百不变法,功不什不易器”,《战国策》也有相似表述“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在这样的古代状态下,巫史转换作为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必有强劲的非常理由。

   李老师发现了一个有助于形成理性化意识的演化环节,即巫术的规则积淀成为礼,称为“由巫到礼”的演变。礼既是行为规范,也是用来检讨行为的形式,在反思中久而便形成了理性化。周公对传统旧礼进行了全面修订改革而建立更合理的礼制系统,史称周公制礼乐,就是一次最大的反思运动。建制化的礼无疑是意识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巫化为礼仍然不是由巫到史的充分理由,但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条件。近年我做了一点相关工作,试着从另一路经来解释。李老师去世前一天,我正准备一个视频会的关于历史性的发言,涉及巫史问题。第二天在视频会上,我的对话方是法国的历史学家阿赫托(Francois Hartog),我介绍了李泽厚问题以及关于巫史转换动因的一个补充解释。李老师虽不在场,但也是向他的汇报。殷墟甲骨文几乎90%都是关于占卜的记录,这意味着最早的“历史”档案,尽管只是关于占卜的专门历史档案而不是一般历史事件的档案,但初民或可能已通过占卜档案而意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并建立了初步的“历史性”反思意识,就是说,历史始于建档,而建档使人意外地发现了历史。接下来还发生了周克商之上天“西顾”变局,以及西周以德取民心的人文主义的兴起。不过这个证据链似乎仍然还不够完整,还有待继续研究。

   李泽厚老师处处从历史意识来建立对人对生活的解释,或者说,生活总是被历史所解释的,这是一个使解释变得深厚的路径。

   建构论的三个假设

   在李老师哲学中有三个反复被强调的原则: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这三个原则实质上是三个建构性的假设,能够用来解释许多事情,但这些假设还有待证明。有一次李老师说,或许要五百年后才能证明。为什么是五百年?估计只是表达“很久”的意思。这三个假设是连环套,都与“积淀”概念有关。“历史建理性”需要在“经验变先验”之中被解释,而“经验变先验”又需要通过“心理成本体”来说明。

   “历史建理性”的假设意味着,理性的概念、原理和方法都是在历史中慢慢发展出来的。其未决问题是:一、被历史“建构”的理性是否落实为物理或生理的变化?李老师想留下大脑等待科学验证,就是想证明这一点。与经验论相反,乔姆斯基曾经试图证明先天语法,这种激进的先天论并不能完全自圆其说,尚无定论。语言的先天语法虽有疑点,语言却可能真的有某种给定结构,但不太可能是语法,倒很可能是逻辑结构。逻辑存在于任何一种有效思维形式之中,并非专属自然语言,数学证明了这一点。应该说,是语言就总要使用逻辑结构。无论哪一种自然语言,其语法都等价地表达了情景化的逻辑图像,即安排人与物或物与物的关系规划。我疑心正是语言里隐藏的逻辑规划导致乔姆斯基误以为存在着先天语法。略感意外的是,李老师对与之对立的乔姆斯基论点却有些同情,他说过,“先天语法”是有的,但不是先天的,而是很早就“积淀”成功的,以至于人们以为事情从来如此。二、我曾经给李老师提出反论:逻辑是先天的,而且是先验的,逻辑不可能还原为历史经验,很大部分的数学和科学是无法经验的甚至是超验的,这至少证明历史经验不能解释所有理性形式。数学和逻辑是理性之本,如果不算这两种,就基本上没有理性了。对此,李老师认为关键在于搞清楚如何实现“经验变先验”。

   “经验变先验”的杀手锏是“积淀”,但问题是如何积淀。至今被承认的积淀方法是归纳。由于很少有完全归纳,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归纳的结果是概率,而不是先验原理。这里不得不面对休谟问题:全部经验加起来也不能必然推知未来,也就等于不可能推出普遍知识。康德知道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因此试图以先验论来解决,但今天的科学以及哲学都承认康德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李老师有个不同于康德的策略,他反先验论之道而行之,以一种比休谟更加经验主义的历史经验论来解释,他不满足于归纳和概率,而采取皮亚杰式的心理建构论而相信积淀的成果不是归纳,而是心理结构,不是保真原理,而是建制化结构。这确实是有别于康德的另一条出路。

   问题还在继续。如果说,有限经验就足以建立绝对原则,那么等于说,不同的经验集合就会产生不同的先验原则,各种文明之间就不存在可通约的思想了。另外,数学和逻辑的先验有效性肯定不是来自经验证明。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李老师的“心理结构”却很接近历史事实,就是说,人类在事实上就是基于有限经验来强行建立普遍模型的,往往只需数次经验就足以让人相信一个普遍模式,所谓“事不过三”,甚至“一朝被蛇咬”,似乎一次就够了。这件事情涉及无穷性的思想困境。人类没有能力达到无穷性,就像康德嘲笑的那样,像“乡巴佬一样等着河水流干”是非理性的。因此,就“实用理性”而言,人们倾向于相信一瓢水和万瓢水在“道理上”是一样的。实用理性果然是个妙计,不过以实用理性来建构的心理结构却无法成为真理和知识的根据,而涉及信念和思维的经济成本。

   “心理成本体”是一个事先假设的结论。李老师的观察角度常采用历史唯物论和心理学的混合方式,他认为人类的稳定心理结构是通过历史生成的本体。这里的“心理”实为身心一体化的合成状态,有别于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即并非有一个事物是身体,另一个事物是意识,而是包含身体感觉和意识影响的合成结构。按照笛卡尔,主体性属于意识,身体虽属个人所有,却属于认知客体,是意识的对象,是主体语法里的宾语。李老师却以心理来定义主体性,也就把身体也化入主体性里,相当于说,不仅“万物皆备吾心”,而且“万事皆从吾身”。这种心理化的主体性比笛卡尔的心灵有着更强的主体性。笛卡尔主义的主体性只是把意识定义为时间性的自变量,而把主体性落在心理上,就不仅是时间性的自变量,而且在空间性上成为万物的自变量,如果没有心理,万物无价值。

   这个论点却不是唯我论,而是人类中心主义。心理虽落在个人,却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因此,个人携带的心理结构实为人类性或社会性的,既是我的,又是我们的,在此可以看到李泽厚从康德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除了老子设想的“婴儿状态”,主体性总是包含着大于主体性的意识设置,即主体性中存在着“共主体性”。这是我杜撰的概念。我对以“结构”来定义主体性会比较犹豫,结构有着固化性,不太符合主体性的自由、变通性和自反性(reflexivity)。自反性意味着反思能力,是自由和变通性的基础,而自反性正是结构所无的性质。

   李老师的心理本体不属于存在论,无意解释事物何以如此存在;也不属于知识论,并不解释万物如何显现为我的表象或“内化现实”;而是价值论或广义伦理学,即人的主体性以积淀了社会和历史的心理结构来对万物进行价值判断,在此可以发现李老师又从马克思主义转到孔子。虽然他常用本体论这个概念,实质上是广义伦理学,在中国哲学的语境里,本体往往同时就是伦理。

   李老师打开的问题,我愿意将其视为思想遗产,通过讨论而使“李泽厚问题”存在于进行时,以此来纪念老师李泽厚。

   李老师,“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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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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