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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虎:人格权何以成为民事权利

更新时间:2021-12-02 13:21:31
作者: 朱虎  

   摘要:  人格权作为权利,包含了指向性义务,因而具有独立的规范力。这种规范力来源于权利人对指向性义务的控制这种独立于个人利益的个人自治,作为法律权利的人格权必须诉诸来自于人的尊严的道德权利,法律权利的实在化赋予了人格权以法律力量,但道德权利凸显了作为法律权利的人格权的规范限度。这种关系在法领域中,就表现为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人格权和作为民事权利的人格权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人的尊严是共同善的一种而非全部的共同善,使得宪法多元价值的协调成为必要。《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的诸多规范据此得以解释。

   关键词:  人格权 法律权利 道德权利 基本权利 民法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人格权是否独立设编存在持久而激烈的学术争论。《民法典》最终做出了将人格权单独设编的政治决断,但理论的叙说并不会因为政治决断的做出而偃旗息鼓,这恰恰是法学的意义所在。对人格权的理论研究也许会发生一些方向和表述的转向,但对人格权概念自身的“本体论”式的研究,仍然是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其涉及关于法律的一些最基本命题在人格权上的投射,包含道德论证、政治论证和法律论证的多种可能性。

  

   无论是否支持人格权独立设编,都共享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和理论前提,即人格权是民事权利,人格权的保护应当加强,不同之处是有关人格权的规范是否可以在独立的一编中规定。但是,真正的实质性问题依然包括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1)人格权何以是权利?这涉及到对人格权概念的分析理论,包括对人格权内部结构(人格权概念意味着什么)和对人格权力量(人格权概念的力量是什么)的描述。(2)人格权何以是法律权利?这涉及对人格权的功能(人格权保护什么)、作为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人格权之间关系的规范理论。(3)人格权何以是民事权利?这涉及在法系统内部,对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人格权和作为民事权利的人格权之间关系的规范理论。上述三个问题即构成了本文的分析结构。

  

   一、义务与权利之间的人格权:人格权概念的规范力

  

   (一)人格权概念的内部结构

  

   人格利益需要被保护,是一种理论共识,但人格权是否能作为权利,在于其是否具有规范力,从而在实践推理中具有独立的力量。权利的规范力来源于权利人对指向性义务的控制,因此要首先分析人格权概念的内部结构,寻找其内部是否蕴含指向性义务,以解释人格权概念的规范力之所在。《民法典》第109条和第990条第1款仅是对人格权的不完全列举,而并未对人格权是什么做出界定。运用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概念矩阵,对人格权内部逻辑结构予以描述可能是妥当的。[1]人格权是一种分子式权利(molecular rights),其还可以被细分为最基本的元素。

  

   以“我享有肖像权”这个权利主张为例,首先是我针对我肖像的权利,是一阶情形,类似于哈特的“初级规则”。(1)我有对我的肖像免于你以丑化、污损等方式侵害的请求(claim);(2)我有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我肖像的特权(privilege)。[2]其次是二阶情形,类似于哈特的“次级规则”,即我关于改变一阶情形权利的权利。此时,(3)我有许可他人制作、使用、公开我肖像的权力(power)。(4)我有免于你许可他人制作、使用、公开我肖像的豁免(immunity)。

  

   在每一项下,又存在涉及“我-你”的相关关系以及“我-我”的相反关系,例如,我有对我的肖像免于你以丑化、污损等方式侵害的请求时,相关关系是你负有不得以丑化、污损等方式侵害我的义务(duty),相反关系是我无请求(no claim)。同时,请求和豁免涉及“我享有要你做什么的权利”,而特权和权力涉及“我有做什么的权利”。据此,可以图示如下:

  

  

  

   (二)人格权概念的规范力与指向性义务

  

   人格权作为一项权利,所涉及的利益(简称为“人格利益”)需要被保护,这当然存在诸多背景性理由。如果不追求基于单一理由的“深度证成”,而追求经过对多元理由的反思性均衡形成的“广泛证成”,至少不同背景性理由的结论共识是清晰的,即人格利益需要被保护,因此,相关主体就负有保护人格利益的义务。但是,如果他人不得侵犯人格利益这个命题具有独立的理由,那么人格权还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没有人格权这个概念,他人不也同样基于背景性理由负有不得侵犯人格利益的义务吗?换言之,义务人的义务并不必然蕴含着他人所拥有的权利,义务并不必然伴随着权利。此时,可能得出的推论就是,人格权的概念是冗余的。反之,只有在人格权具有独立于上述义务的背景性理由的独立力量——即人格权的规范力——时,人格权的概念才成为必要。

  

   对此必须从权利的一般概念出发。权利要成为一个规范性概念而非描述性概念,则权利本身就应当是价值判断的根据,即使可能存在其他背景性理由,但价值判断无需诉诸这些理由,而仅需诉诸权利本身。这即意味着,当他人做出了侵犯的行为,权利人仅需要主张“这是我的权利”即可,即仅根据权利概念就可以将这种侵犯行为评判为错误的。此时,权利概念具有独立于其他背景性理由的独特力量,在相反的背景理由面前,权利主体可以通过权利概念自身,而无需通过其他背景性理由证明其主张是正当的,即使权利具有非常强的背景性理由。权利概念就成为不同于其他背景性理由的独立理由,而通常具有排除集体目标等相反背景性理由的能力。[3]德沃金就此认为:“权利最好被理解为王牌,它能够压倒对政治决定做出正当性论证的某种背景理据,而这一背景理据为整体共同体设定了一个目标。”[4]对权利概念的批判者会认为,权利的这种力量“使得纯粹的断言(assertion)凌驾在了说服解释(reason-giving)之上”,[5]但权利规范力的存在使得权利的概念并非冗余,而在实践推理中具有独立的力量,遏制了对于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其他目标的不加约束的追求这种后果主义倾向。

  

   权利在实践推理中的规范力,也可进一步通过权利所蕴含的“指向性义务”(directed duty)得以解释。[6]基于诸多可能的背景性理由,一个人负有不得侵害其他人的义务,则一个人侵害他人,会据此被认为是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并非当然是针对特定人的,其仅是纯粹的错误,不必然涉及权利。权利概念则蕴含了义务人的指向性义务,义务人的义务是“指向”(directed at)或者“归于”(owed to)权利人的。在霍菲尔德的概念矩阵中,至少请求(claim)包含了此种指向性义务。因此,当你侵害我的权利时,不仅你的行为是错误的,而且是指向我的错误。此时,你的错误并非纯粹的错误,也是一种指向性错误,权利就获得了更为严格的保护,其本身具有独立的规范力。

  

   人格权自然也是如此。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纯粹的错误可能对应着公法责任,而指向性错误可能对应着私法责任。《民法典》第991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其规范意义在于,侵害人格权的行为是一种指向性错误,因此,不仅侵害人要承担公法责任,还要对被侵害的人格权主体承担私法责任。同样,《民法典》第1005条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它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依据该规定,负有救助义务必须在法律有规定的前提下,例如《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27条第3款、《执业医师法》第25条、《警察法》第21条、《武装警察法》第28条、《消防法》第44条等,但是这些规范仅意味着义务人应救助而不救助是应当承担公法责任的错误,但并不当然是应当对未被救助者承担私法责任的指向性错误。《民法典》第1005条则使得义务人的违反义务行为不仅是错误,而且是针对未被救助者的指向性错误,故义务人应当对未被救助者承担私法责任。《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的很多条文都具有此等作用,故即使其规范与其他公法中规范的文辞相同,也是“字同意不同”。

  

   据此也可以解释《民法典》中所规定的人格权的范围。例如,在编纂过程中,有的意见认为,环境是公民作为生物个体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和空间场所,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应当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也应当作为独立的民事权利。[7]《宪法》修改后,生态环境保护仍然并非可主张的公民基本权利,而是以国家目标为基本方向,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重要客观法义务。[8]毫无疑问,保护生态环境是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并非当然地指向特定民事主体。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利用并不具有排他性,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无法指向特定个人,此时无法确定指向性义务。只有在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而产生侵权责任时,指向性义务才得以确定,但此时的指向性义务无需解释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而是特定主体被侵害的人身权或财产权所蕴含的指向性义务。换言之,保护环境是义务,但并非对应着权利,故《民法典》未将其作为人格权。[9]此种指向性义务与非指向性义务区分的意义,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区分私益与公益的保护中也有所体现。对于私益保护,《民法典》第1229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造成他人损害”意味着特定主体的权利受到了损害,存在指向性义务,被侵权人当然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而对于公益保护,《民法典》第1234条的表述是“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这种义务违反的错误仅是一种纯粹的错误,并不指向特定个人,因而不存在指向性义务。在公益保护中,虽不存在指向性义务,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仍可以提起诉讼,只不过该诉讼的提起并非源于指向性义务所对应的权利,而是来自国家和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对国家机关和组织的授权。区分环境私益与公益保护,意味着相关规则的适用也要区分对待。例如,对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私益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举证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由举证能力更强的行为人承担举证责任,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在公益诉讼中,国家机关往往具有较高的举证能力,无需进行举证责任倒置。又如,惩罚性赔偿原则上不适用于公益诉讼。《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被侵权人”的表述意味着权利受到侵害的特定主体才得以请求惩罚性赔偿,即仅在私益诉讼中才得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公益诉讼没有特定的被侵权人,由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取得惩罚性赔偿,也缺乏正当性。[10]

  

   二、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之间的人格权:双重属性的和解

  

   (一)人格权的功能

  

人格权蕴含着指向性义务,具有独立的规范力,但问题是,指向性义务为何具有更强的规范力,这涉及权利规范力的来源。这就涉及到人格权或者权利的功能问题,即人格权或者权利能够为权利人做些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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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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