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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的非正规经济

更新时间:2021-12-01 09:25:02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一、非正规经济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正负面影响

   对“非正规经济”这个用词,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我在《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第三卷《中国新型的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这本书中对它是这么定义的。

   首先,它是一个相对“正规经济”而言的概括。“正规经济”指的是城镇就业人员中具有劳动法律保护的劳动人员。对中国来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包含所有的职工。在工作条件层面上,都有上世纪20年代革命时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保障:譬如,8小时的工作日,超时要付多半倍的工资。此外,还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工伤保险、患病、失业、退休等保险。“非正规经济”则是相对“正规经济”而言的工人和工作条件,没有同样的工时限制,没有失业、退休、工伤等社会福利或保险。

   率先在上世纪60年代使用这个用词和概括的是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它的目的是要提倡劳动人民的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当时,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工人都有这些保障,“非正规经济”指的主要是在后发展国家中的工人工作状况。国际劳工组织在1969年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表了一个比较权威性的关于非正规经济的研究,说明“非正规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已经达到所有工人之中的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比例:在亚洲(不包括中国),三分之二,  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四分之三, 在拉美和北非,二分之一。

   (一)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兴起

   中国,由于其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改革之前,主要是正规经济。当然,仍然有临时工、民工、季节工、协议工、合同工等,实际上乃是一种“非正规经济”的用工方式,但规模较小,与改革之后的情况很不一样。

   198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大量“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地在新的乡镇企业工作。之前,他们习惯的是集体时期的工分制度,进入乡镇企业工作之后,初始时期有的仍然按工分来计算报酬,之后进入了拿工资的制度,但完全谈不上当时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工人那样的正规待遇和条件。这一段经历开启了非正规经济在中国的兴起。

   从1990年代起,大规模的离土又离乡“农民工”开始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几乎全都是在非正规待遇下工作的。

   到2010年代,两种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达到了将近3亿的总数,在城镇所有从业人员中占到四分之三, 成为全球非正规就业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这里,我们当然也应该加上1990年代后期,在国企“抓大放小”的过程中“下岗”的四、五千万工人。)今天,非正规工作条件已经成为中国最普遍的就业条件和情况。

   “非正规经济”甚至对“正规经济”也起到一定的去正规化压力。部分由于非正规经济的强大压力,如今,即便是较大规模的正规经济的企业和公司,都有不少采用996的工时条件和运作方式,不再遵循旧劳动法的规定。

   (二) 正负面影响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非正规经济大规模兴起背后的重要动力之一乃是国家采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决策。

   从正面看,非正规就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加强了中国招引外资的吸引力,使中国成为全球投资回报最高的国家——达到年利润率20到25个百分比的幅度,亦即三、四年便可以翻一番,促使中国成为“全球的工厂”,推进、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它也减轻了中国企业(包括国企)在人工费用方面的“负担”,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它们更强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中国的贫富不均,加大了劳资间的差距和矛盾,促使中国在三十年内从全球比较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之前,中国革命较大程度上克服了中国的贫富不均问题(当然仍有一定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后,基尼系数一度显示中国贫富不均非常严重,乃是社会不公问题比较严峻的国家。

   我们也要看到,近几年来国家的决策已经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决策转向国家宪法和党章一再申明的追求“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念。当然,那个过程的快慢、具体做法、运作方式和机制,都尚待观察。

   二、半工半耕的小农经济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的兴起要结合“半工半耕”农业模式的兴起来认识和理解,两者其实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

   我们要从中国的人地压力说起。明清时期,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一个男子能够耕种10到15亩的耕地,但实际的劳均耕地面积,则一直在递减,到清代后期才约六七亩,到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更缩减到劳均才约四五亩地。

   怎么办?明清时期的一个办法是转入按亩更高产出的农作物生产。最普遍的是从劳动投入已经高度密集的水稻转入更加密集的棉花-纱-布的生产,尤其可见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纱布生产按亩需要18倍于水稻的劳动投入,约180天相对10天。人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它可以从单一亩耕地获得3、4倍于水稻的收入。在长三角,它甚至扩展到当时称作“衣被天下”的程度。而棉农生产的剩余棉布与粮农生产的剩余粮食之间的交易则成为当时市场经济中的最大宗,占到其总额五分之四的比例。而农户之所以能够承担那么劳动密集的生产,主要是依靠家庭的辅助劳动力——妇女、老人和儿童,这些劳动力没有太大的“机会成本”,不容易在家庭外找到工作。这就组成了当时的种植业+副业性的纺纱、织布的紧密结合。它是以高密度劳动投入和不成比例的收益来组成的,我称之为“内卷化”,即没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乃是“现代发展”中至为关键的变化。所以,我将它表达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含义有点像今天的996非正规用工。

   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即便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业中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劳动力相对过剩问题,达到总劳动力中的大约三分之一到一半。这就是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和原因。

   它造成了一个和西方发达国家历史很不一样的现象。进入城市打工绝对不简单是像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那样完全离开农村而进入城市的城镇化,不是农民简单转为工人的工业化,而是一种中国特殊的“半工半耕”社会形态。国家的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的二元划分制度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现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卫护、延续这种差别的制度。

   “半工半耕”的小农户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形态。如今,几乎所有农村家庭都有人在外打工,一开始主要是离土不离乡,随后一半以上是离土又离乡。在外打工的多是年青一代,年老的(也有中年的)留乡。

   从全球视野来看,这是个比较独特的中国社会形态,既源自它的基本社会经济实际,也源自它的户籍制度。

   如今这一基本实际已经导致一些大家意料不到的后果。我在《中国新型小农经济》这本书里有深入讨论。[1]这一后果中最重要的是我称作中国现代小农经济中的“新农业革命”,主要体现于新型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特别是高档蔬菜、水果、肉禽鱼养殖和蛋奶的生产。最典型的是1、3、5亩的小、中、大拱棚蔬菜生产。它既是一种资本投入相对密集的(拱棚设施、化肥、良种)农业,也是需要劳动投入相对密集的“资本与劳动双密集化”的生产。

   它的兴起反映的是中国人民,伴随收入的提高在食物消费上的转型:从原来粮食:蔬菜:肉食的8:1:1型转入香港、台湾等地区的4:3:3型。市场的需求导致了农民生产决策的转化。如今,这样高附加值农业的生产已经达到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农业耕地的三分之一。这是农业中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和半工半耕的社会形态密不可分。新的资本投入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是农民打工的收入,尤其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的打工收入。他们不仅会将非农收入投入其家庭的农业,还会在农忙季节回家帮忙收割。我和合作者在这方面有比较详细的研究证明:来自小农户家庭自身的投入要超过国家的投入和资助,也超过公司型农业的投入。

   最近十来年,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变化。如今,大田农业——主要是粮食种植——已经越来越多使用机械,在耕播收中的比率已经将近四分之三。这个变化背后的动力也来自“半工半耕”的基本实际:由于农民的外出打工收入超过了其雇用机耕播收服务的成本,因此农民愿意花钱雇用机械服务,推进了农业机械化。

   高附加值的新农业和大田农业的机耕播收,乃是中国农业近几十年中的最突出的变化和发展。

   此外,还有一种值得我们特别提到的变化:如今半工半耕状态不仅可见于同一家庭中的不同成员,更可见于同一位农民个人。正是这样的新兴状态促使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农业从业人员重新定义:从之前的从事农业6个月以上改为从事农业一个月以上的人员。它反映的正是上述第三种变化。

   我这里要特别突出的一个要点是:人们习惯使用“三农问题”这个用词,这个词更多指出的是“问题”,而忽视了小农户对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三农”其实不仅是个“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动力。

   当然,如今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小农户收入提高了,但城市的收入上升得更快。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基本实际才能真正设想中国农村和中国非正规经济的未来。

   三、从旧劳动法到新劳动合同法

   从劳动法律的角度来看,改革时期至为重要的转变是2007年颁布的新《劳动合同法》,基本完全取代了之前的劳动法。其中的变化,尤其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不能只靠法律条文来认识和理解,必定要结合它在实际运作中的效果来思考。

   1995年颁布的劳动法仍然保持了革命时期的旧劳动法的规定:包括8小时的工作日,一周44小时,超时要加付半倍的工资,基本保险和福利等。从2007年的新劳动合同法开始,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被转入基本没有上述保障的非正规就业。如今,非正规就业的职工已经占到所有城镇就业人员中四分之三的比例。

   仅从法律条文来考虑的话,我们看不到这个实际。首先,没有劳动法律保护的“合同工”名义上被限定仅适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职工,表面看来似乎仅涉及较低比例的职工。而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2014年也提出,规定企业要在两年之内做到不超过10%的非正规临时工的比例。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如今,被非正规地按照新劳动合同法来雇用的职工,实际上已经占到所有职工中的四分之三的比例,并且居高不下。

   新劳动合同法比较“微妙”地提出要区别“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用人单位乃是实际上的雇佣单位,但与劳动者签订合同的不是用人单位而是用工单位。后者一般仅仅是个中介公司,他们替代了真正的生产实体公司和劳动者签订合同。逻辑上,这些中介公司只须负责合同规定的条件,只管“工”但不管“人”,因此谈不上福利和保障。

   在旧劳动法下,雇佣单位需要对劳动者人身负责,包括工作安全,合理的工时和超时的补贴,医疗费用、退休等各种保护工人的规定。这是旧劳动法的基本目的和出发点。

   但新的合同法则从完全不同的原则和规定出发。名义上,工人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是一个双方平等的自愿协议、合同。它的条件不附带福利和劳动保障,仅附带合同中所认定的条件。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一举废掉了之前的劳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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