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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如何向世界重新说明中华文化的价值—— 文化域外传播成功条件

更新时间:2021-11-29 23:48:43
作者: 张西平  

  

   四百年的中西文化关系历经了三个大阶段:蜜月期—文化相互的仰慕;不平等时期—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中国追随西方文化;平等对话时期—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中国文化真正显示出世界性的文化意义。19世纪中西方所形成的中西方文化观都应重新检讨,尤其是西方。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的承认和尊重,丧失了这个前提就根本不存在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中西双方应回到明清间的初识阶段,回到“大航海时代”。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交流和传播,应回到平等对话的起点上来。

   一种文化在域外的传播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接受方的心态,一个是传播者的心态。

   从西方接受者的心态来看,从整体上来看,西方的文化心态并未转变过来。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仍是持批判的态度,近年来西方借助各种问题对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问题的批评,有些也非出于恶意,而是一种疑惑。因为,中国的崛起是近二百年来世界现代化历史中的一个“另类”。按照西方既定的价值观念无法完全理解当下的中国,或者希望中国继续发展,或者希望这个“另类”崩溃,或者无法解释。这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中国,是一个西方文化尚不能完全理解的中国。但大江东去,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世界文化格局的改变已经开始,西方能否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回到一个正确的文化立场上来,决定着中西文化关系能否渡过这充满矛盾与误解的调整期。目前这个世界文化的主导者—西方文化的态度,对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的提高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文化传播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传播者对自己文化的理解和解释,如果传播者向外部世界所介绍的文化是清晰的、明了的、充满智慧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就一定会被理解和接受。但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恰恰在于:当下在中国、在我们的知识界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整体理解与解释上,在解释中国当代文化和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上仍处在混乱之中,在如何向外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是否能在世界上真正传播开来的关键所在。百年以西为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基本上是在西方的学术框架和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同时我们自己的传统知识和文化上也是在百年西学东渐中,被纳入了西方近代的学术体系后表述出来的。重建中国文化与学术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大使命,但否认近四百年的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形成是荒唐的,试图回到西人东来前中国自己的原有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的表达是幼稚的。因为,不仅今天中国的话语已经完全和前近代时期不同了,而且在于,在四百年的西学东渐中,我们的文化也融入了大量西方具有时代性和进步性的文化观念,这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观念,使中华文化在当代呈现出一种既不是完全的西方当代文化,又不是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种混杂而崭新的文化形态。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我们的文化表达和叙述已经不再是按照它的自然逻辑的表达和叙述,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史从清后期已经被打断,被强行纳入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当下崛起的中国希望在西方主导的文化体制中重新获得平等的对话权力,这将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我们感到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是文化的崛起,中国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资本这把双刃剑也将人们引向拜金主义;浓重的重商主义的风气在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开放的同时,也给我们的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困惑,给文化的崛起带来前所未有的困境和艰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学术界对近四百年西学东渐的历史尚未完成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对自己的近代思想文化史尚未完成系统的说明和整理,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中国当代文化体系,西学、国学、马克思主义处在一个艰巨的磨合期。而由于中国快速的崛起,我们不得不向世界重新说明中华文化的价值。如何完整地表达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世界性意义,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其二,文化自觉和自信表现在两个侧面,一个是始终对自己的文化持一种清醒的认识,批评其漫长的历史中的文化痼疾,使其文化的主流和底色凸显出来,成为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并未过时,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一些用语显得激进,但其自省精神仍是我们重建中国文化的精神来源。正像没有伏尔泰、尼采这些西方文化内部的批判者就没有西方文化的不断更新一样,崛起的中国仍需要从这样的维度思考问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文化心态上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敬重,将其作为文化大国崛起的基础。因为,在新时代被重新解释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主线肯定是以传统文化为底色展开与叙述的,中国的现代之路肯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特色的中国道路。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师的时代过去了:中国这个世界唯一从古到今传承不断的大国,它的精神价值的主流不可能是生硬地将西方当代文化嫁接到中国文化的复兴之中。由此,在“文化底色”与“转换型创新”之间就出现了紧张,这就是:我们在文化走出去中如何处理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关系?如何说明中国传统的当代意义?这都是需要厘清的。

   如何在历史的表象中洞察到历史的真谛,越过思想的表层,揭示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是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任务。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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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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