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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敏:世纪孤魂:两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更新时间:2007-01-24 00:00:28
作者: 郭绍敏  

  既懂中国东西,又懂行为科学,建立新史学,这样才能叫人看得起。是么?”70应该说,林毓生、张灏以及殷海光看好的杜维明71等人没有令他失望。这一代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殷海光自然有其特定历史意义,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冷静的思考和著述。在专制社会中,自由斗士是稀缺品。在日趋自由、开放的社会中,自由斗士固不可缺,但专家学者也许更重要。知识分子首先应具专业性,其次才是公共性。做专家学者并非不可兼做自由的斗士,只是,做斗士也需要坚实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首先要捍卫知识上的自主性,这是走向公共生活、实现政治批判的根基所在”。72失去了专业性和自主性的知识分子,内心是空虚的,人格是萎缩的。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该以批判旧秩序、建构新社会为首要目标,如果硬要这样做的话,便会失去学者的本色,变成韦伯所言的假先知式的骗子。73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在坚实的专业基础上对社会问题发言,不妄谈,不滥用学术权威,74方才有可能真正起到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做一个斗士需要坚毅的勇气,而做学术工作同样是困难重重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因为困难重重而不肯花费功夫,那么,反知识非文化的野火就会继续扩展,直到把一切既有的文化成绩都烧成余烬为止。”75深受乃师影响的林毓生痴心于学术的探索,将自由主义思想继续在汉语学界予以阐扬、发挥,成为新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

  初到芝加哥的林毓生是兴奋的,也是痛苦的。一个人离开亲友到异国他乡求学难免产生文化隔膜及孤独之感。因此,他常盼望老师的来信,因为芝加哥的“生活紧张而寂寞,非常需要老师和朋友们的warmth[温暖]”。76但他更多的是兴奋,对于一个爱智的人来说,求学于世界一流大学,聆听自由主义大师的教诲,还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么?

  林毓生求学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是个奇怪的系,“学生个个被视为未来的学者,因此有计划自己读书和研究的绝对自由,爱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爱做什么题目就做什么题目……正如系主任John Nef[约翰?耐夫]所说‘Ours has always been an adventure in freedom’[我们的教育一向是在自由中的冒险]”。77当然,这种自由并非绝对的,因为按照社会委员会的硬性规定,每个学生必须研读若干部西方文明的原典,而在原典的选择上学生也没有很多的自由,比如必须包括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这和学术自由是否相反对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学术自由和其他任何自由一样,不是应该没有限制的(自由当然反对不合理的限制。然而,公平、合理的限制却是必要的条件。)”。78学术自由应该给予研究者足够的空间,让其凭兴趣进行研究,这样容易做出成绩;但研究者并非凭空乱想,而应在内在的心灵方面有所根据。79芝加哥大学的思想训练方法已足显自由之气息,这对林毓生不能不有所触动。一个曾在不自由的氛围中生活过的人,一旦处于自由的环境中,会更感自由的可爱!在此“自由的冒险”中,初始的林毓生曾颇感不适应。尤其是按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规定,要读许多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更觉不对胃口”。80当然,后来的林毓生日益明白了此种训练方法的必要性。

  研读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经典有利于深化对中国自由主义问题的研究。这是林毓生的关切,也是殷海光所深表赞同的思维方法。81其实,如林毓生所言,“从思想史的观点严格说来,中国实在没有什么自由主义,亦即没有自由主义的treatise,从严复一直到今天大概只有张佛泉先生的《自由与人权》算是一本比较系统的著作,但仍是介绍性质”。82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根基固然浅薄,但并非阙如。如果我们说自由符合人的本性,并同样为中国人所追求的话,我们应反思它没有从中国社会中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深层原因。如林毓生所言:“分析‘自由主义的趋向’的失败之政治、社会与思想的背景也是非常有意思、有意义的工作”。83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思维方法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问题与西方不同,以西方语境中产生的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参照,怎能达致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理解?对此,林毓生并非不明晓。他曾言,“中国的问题自有其特殊性,必须建立在一种创造性的思想上才能解决中国的独特问题”。84欲取得成效,既应建基于对西方思想和制度予以系统了解的基础之上,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的认同,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对西方思想有相当研究后,林毓生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问题,并写下《中国意识的危机》这一有关五四研究的经典名著。有学者认为该书体现的不仅不是“西方中心观”,而恰是“中国中心观”的理论设计。85其实,我们在反思自身问题的时候,除了中国历史传统之外,不以较为发达的西方思想和制度为参照,还能以什么为依据呢?而且,研读西方思想并非意味着会陷入,虽然有一定可能,西方思维模式中去。只要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灵,人类社会的任何思想成果,都可成为自我反思的工具。林毓生不也是反复告诫不可掉进口号式的、形式推演的、过于注重方法论的思维陷阱中去么?86

  

  结语

  

  行文至此,似言有未尽,但总该划个句号了。我想以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来结束本文。当林毓生得知殷海光先生患病的消息后,在1967年5月2日致殷海光先生的信中写道:87

  我们不相信世界竟是这么一个残酷的存在,宇宙间竟有这样不公平的事发生!后来再读来信,不觉已泪下如雨!

  想想这些年来,您几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您为了理想不顾一切,坚持到底,论精神,论风格,论对思想的贡献,五四以来的学人无人能比;而社会却从未给过您公正的待遇,您个人精神的寂寞与艰苦也是五四以来任何学人所没有遭受过的!想到这里,悲恨填膺我要诅咒这个社会,这个人间!

  2年又2个月后(1969年7月27日),殷海光最后一封致林毓生的信发出。

  2年又4个月后(1969年9月16日),一代知识分子陨落!

  

  郭绍敏:河南大学法学院教师,南京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生

  

  注释:

  1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载《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代序二,第6页。

  2同上,第9页。

  3同上,第10页。

  4大陆学者通常将Hayek译为“哈耶克”,台湾学者往往译为“海耶克”,此处从大陆学者译法。此外,大陆学者往往将Polanyi译为“博兰尼”或“波兰尼”,而非林毓生所译的“博兰霓”,此处从第一种译法。

  5林毓生:《试图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略述我的治学缘起》(代序),载林毓生:《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6殷海光在1967年3月26日致林毓生的信中写道:“我真希望我得到一个机会,把我的时间用到‘运用现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及知识来了解中国近百年来的思想变动’这一件事上。”参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97页。由于上天不假于殷先生更多的时间,殷海光终于抱憾逝去。但愿他在天国知晓其弟子替他完成了心愿而欣慰。此外,在1962年4月25日林毓生写给殷海光的信中言:“您信上说,准备从事中国近代史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听了都非常高兴。”参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38页。我查询了此前的信件,没有发现殷海光有如此说法。是否收录的信件有缺?在1962年10月12日,殷海光给林毓生的信中写道:“我唯一努力的工作就是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51页。照此说,韦政通先生的某些说法值得商榷。韦政通先生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纪念殷海光的文字中曾言,由于殷海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计划是为了要去哈佛大学而拟定的,“既不是出于自发的兴趣,又不是发之于创造的冲动。”参见韦政通:《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1965-1969)》,载贺照田编选:《殷海光学记》,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5页。如果说,殷海光因为要看许多有关近代思想史的资料而感到厌烦这一说法基本无误的话(因为要强迫自己读许多不喜欢的作品),那么说他没有对此题的创造性冲动,似乎不能成立。因为,以殷海光的道德热情言,关注近代中国思想发展问题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否则,殷海光何以写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

  7王中江:《炼狱——殷海光评传》,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8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载《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代序二,第3页。

  9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载《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代序二,第16页。

  10《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56页。

  11“一个知识分子,唯有如此(保持自我,且有超越环境的气概),才能发挥他原创的力量。” 参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9页。

  12韦伯说,“在今天,学问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在于获得自我的清明(Selb-stbesinnung)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参见[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即使是研究西学,未尝不能体现爱国精神。国内著名逻辑学学者王路曾言:“既然人们提倡和追求社会的多元化、思想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就应该看到实现这种追求的方式也是多元的。在这一点上,西方的科学和学术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此,多讲一些对我们欠缺的东西,有时候甚至过分强调一下,也是自然的事情。”参见王路:《寂寞求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13《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26页。

  14林毓生:《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载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10页。林毓生先生认为,“以殷先生之天赋与为学之诚笃,如能稍减其对社会的关切,在一个学术流通的地方,积十年之力,是不难有重大成就的。” 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310页。但殷先生的秉性、他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不可能沉下心来专门做学问,我们也可发现他所写的大多是政论文字,甚至他将“逻辑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参见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载《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代序二,第6页。至于殷海光成为优秀学问家的素质,我们可在师生的通信中处处感觉到。比如就为学热忱言,殷海光先生在得知自己患病时曾言:“我整个的心情,被愤怒和绝望所支配。愤怒的是天道何其不公。无论是就为学的热忱说,就对理想的追求说,甚至就年岁说,总还轮不到我就此撒手人间。何况我觉得我的工作,刚刚开始哩!”(第106页)此外,作为学者的殷海光是那样谦虚,他称呼林毓生为学弟,并时时视自己的学生为自己的天窗和一面镜子:“现在寄来我写的Notes[笔记]。希望得到你的批评,切切实实的批评。因为,于史学一道,无论怎样,我还是一个初手……”(第61页);“毓生老弟!我不是老早说过,你是我的小天窗之一”(第42页);“毓生真是我的一面镜子。这段对我的了解,实在比我自己深透而且清楚。”(第154页)而且他善于反思,并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初始的殷海光是个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可谓继承了五四遗风(林毓生称五四运动的特色之一就是激进的反传统),但在晚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原先之观点。殷海光先生在1968年10月9日写给林毓生的信中最能体现这一转向。“无疑,直到约五年以前,我一直是一个antitraditionalist[反传统主义者]。现在呢?我只能自称为一个non-traditionalist[非传统主义者]。虽然,我现在仍然受着中国文化的许多扼制,但是我已跳出过去的格局,而对它作客观的体察。”(第160-161页。)

  15林毓生对此评价言,殷先生“面对政治压迫所表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风骨,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以及对同胞与人类的爱与关怀,在在使我感受到一位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得一致的努力所显示的道德境界。” 参见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载《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代序二,第12页。

  16[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汉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2页。

  17“我自命为五四后期的人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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