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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新发展阶段东北振兴路径探讨

更新时间:2021-11-28 11:33:40
作者: 常修泽 (进入专栏)  
笔者研究东北的经济结构,最关注的是三点:第一点是“对外”方面的结构;第二点是需求结构;第三点是产业结构。重点是第一点和第三点。

   封闭的对外结构:对外开放度低。在东北亚局势出现缓和迹象之后,东北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在东三省和内蒙五盟(市)的大格局中,辽宁省条件是最好的:既沿海,又沿边。其中,海岸线东起鸭绿江口,西至绥中县老龙头,全长2294.4公里,占全国海岸线长的12%,居全国第五。另,边境线鸭绿江流域长235.6公里。

   吉林、黑龙江以及东五盟虽然不沿海(吉林属于近海),但皆属于我国沿边境省(区)之一,且边境线都很长: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边界线长达3045公里;即使夹在黑辽两省中间地带的吉林省边境线也有1438.7公里。优越的地理条件为东北的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东北的对外开放度则一直不高。1979年,笔者第一次赴东北作系统调研时了解到,1978年东三省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3.56%,比全国当时的平均水平要低6个百分点。40年后,随着全国各地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东三省2017年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6.74%,纵向比有明显进步,但与全国当年的平均水平比,差距则进一步扩大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7个百分点。这与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其所承担的中国对外开放前沿的战略角色是极不相称的。

   板结的内力结构:新旧动能难转换。首先看需求:三个层面的消费需求相对减弱。需求结构是经济结构的重要方面。笔者是一个“需求侧与供给侧结合论”者,主张“供需并重,两侧发力”,[11]并且在逻辑上把居民消费放在突出位置。2015年笔者出版的《人本型结构论》在需求结构上,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并把需求结构放在“人本型结构六大结构”之首。[12]对于东北的需求结构,笔者从三个层面来进行“砸核桃”式剖析。

   第一层,从三省最终消费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来看,在1993年到2013年20年间,黑龙江省由3.66%下降到2.65%,吉林省由2.09%下降到1.83%,辽宁省由4.62%下降到3.73%。

   第二层,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比重下降: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总和)的比重,在1993年到2013年20年间,黑龙江省由83%下降到62.49%,吉林省由83.68%下降到68.39%,辽宁省由80.02%下降到78.89%。

   第三层,在居民消费中,除拥有较多国营农场的黑龙江省外,吉辽二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下降较多,仍按上述20年统计,吉林省由34.51%下降到26.17%,辽宁省由31.19%下降到17.15%。同时,“板结方式病”还体现在拼资源、拼人力、拼设备,增长方式粗放。东北“投资驱动型”经济特征明显,有数据佐证。

   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年度投资额2003年为4212亿元,2004年为5580亿元,2005年为7679亿元,2006年为10520亿元,2007年为13920亿元,2008年为18714亿元,2009年为23733亿元,2010年为30726亿元,2011年为32643亿元,2012年为41043亿元,2013年为46540亿元,2014年为45899亿元,2015年为40806亿元。前10年,投资与GDP之比大概平均在56.78%左右,最高的年份达到86%。从2003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时的4212亿元,到2016年中央第二个《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发布的前一年(2015年)的40806亿元,能够明显看出东北“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还能继续下去吗?

   另外,“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形成,也是缺乏新动能的突出表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较弱。虽然,东北有一定研发基础(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的信息和自动化专业水平较高),但相关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这很耐人寻味,原因主要在于创新动力不足。据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东北GDP占全国的8.4%,而高技术企业在全国的占比只有4.5%,高科技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也只有3.65%。“失衡”的产业结构:现代服务业和新型产业滞后。东北是中国“工业的摇篮”。在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形成的,同时也是东北经济的优势之所在。

   从三大产业结构来看,2003年至2012年第一轮振兴的“政策驱动期”,驱动第二产业一度回升,但自2013年之后,第二产业再度回落。整个东北产业结构有向“三、二、一”转变的迹象,但是仍有不少问题。

   首先,产业结构:服务业仍发展滞后。2015年,整个东北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7.6%,比全国平均水平(46.1%)低8.5个百分点,而更为值得忧虑的是,这比2010年同样比值还要低6.3个百分点。尽管2018年三省服务业比重有上升趋势(从2018年政府报告来看,吉林第三产业已经达到49.1%,辽宁称“逐步提升”),但服务业仍未成为该地区的支柱产业。其次,工业结构内部:重工业比重超高,新型工业滞后。由于历史原因,东北三省二产比重过高,二产中重工业超高。1980年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黑龙江省的轻工业为什么如此薄弱?》。[13]40年后,东北三省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仍在70%左右,尤其是煤炭、石油、钢铁、有色等“原”字头比重过高,而新型工业发展滞后。尤其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且离中国东北渐行渐近的情况下,更应从全球和

   全国产业布局来思考这一问题。这属于结构调整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明方式的“锈带”:“官本位”较重、契约精神淡薄与传统的“工业文明”

   前面,我们分析了体制“锈带”和结构“锈带”,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还有文明方式方面的“锈带”。它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而且涉及社会、文化和生态发展样式,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官本位”较重。东北的“官本位”并不是东北人民天生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1949年建政伊始,中央选定东北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因当时没有经验可依,便把苏联斯大林30年代至50年代初的体制移植过来,东北逐步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而斯大林30年代至50年代初的体制是什么呢?历史文献显示:斯大林3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是一个“最大限度的集中起来”的纲领。有学者分析道:斯大林是要“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的集中起来”。这样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14]这就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来源。

   在这种“整个社会联系体制官僚化”的影响下,会产生许多问题。笔者于1992年在《南开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一是,“行政依附(包括人身依附)”;二是“特权”;三是“封闭”。这是“束缚和抑制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主要问题”。[15]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一书的扉页上写有题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16]书中指出,“权力拜物教”是一条通往奴役人的道路。这是东北文明方式“锈带”的突出问题。这种“官本位”,如果不能破除,所谓转型,所谓改革,所谓振兴,都难以突破。

   契约精神淡薄。契约就是我们常说的“合同”。契约精神是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一般来说,契约精神有四个支点:(1)契约自由精神;(2)契约平等精神;(3)契约信守精神;(4)契约救济精神。其中,契约信守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也是契约从“习惯”上升为“精神”的伦理基础。我国核心价值观把“诚信”作为公民信奉的基本原则之一,可见契约社会与诚信社会是紧密相连的。

   契约精神这四种精神内涵在社会发展和进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则,契约精神促进商品交易的发展,为法治奠定经济基础;二则,契约精神为市民社会提供良好秩序;三则,根据契约精神办事,有利于控制公权力的滥用(避免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害)。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契约精神都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起着积极作用。

   从工商文明史角度研究,虽然中华民族曾是一个重视商业的民族(夏朝之后,中原曾以“商”为国号),但是,在世界进入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商人群体未能成为一支经营工商业的独立力量。此后,由于近代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的打压,使民间资本和工商文明受到极大的限制和阻遏。新中国成立后,在上面所述由苏联引进的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和“整个社会联系体制官僚化”(“官本位”)的双重压力下,工商文明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其结果是那些工商经营者虽然能积累起可观的物质财富,但是未能争取到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精神财富,这一点在东北表现比较突出。

   经常听到人们说东北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法治社会”。并不是说东北乡亲没有对契约精神和法治环境的渴望与呼唤,而是说,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整个社会联系体制官僚化”,而使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和契约救济精神相对薄弱。这个问题,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所说:可能与“政府的权力太大”有关。陈旧的“工业文明”而非“生态文明”。从文明形态来研究,东北还是处在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阶段。这就涉及第三个文明方面“锈带”问题。长期以来,东北的工业化尚处在初期阶段。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按照国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库茨涅兹的模型标准,[17]总体上判断东北多处在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阶段,其中沈、大、哈、长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因此,需要思考如何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迈向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的问题,建议以“天地人产权”,打造“天地人生命与共”的东北。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东北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病”,而是“综合症”或“并发症”——体制病:“沉重的翅膀”;结构病:封闭的结构和“失衡的格局”;文明方式病:“官本位”较重、“契约”精神单薄和传统“工业文明”而非“生态文明”的模式。面对东北存在的“综合症”和“并发症”及其深层内在矛盾,必须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和转型。唯此,方能突破“三重锈带”。全方位的改革和转型,应回答四个问题。

   一是面对世界和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东北观”来观察东北的战略地位?笔者建议应确立“大三观”:第一,纵向上,“大历史观”;第二,横向上,“大格局观”;第三,内向上,“大角色观”。具体内容,另文专门论述。

   二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东北问题,我们该认定什么样的“战略根基”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建议采用“扎根人本、全面转型、突出重点、精准发力”的“16字诀”,尤其应强调东北转型的战略根基在于谋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此战略导向基础上,全面转型,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其中,“精准发力”含有“私人定制”之意。

三是在新阶段我们该转型出“什么样”的东北?笔者建议可提出“五个新东北”的具体目标,即:(1)在所有制上,针对东北“国有经济缺乏活力,民营经济不大不强”的实际,打造“国有经济增强活力,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的东北;(2)在资源配置机制上,针对东北“‘婆婆’干预过多、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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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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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21年第10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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