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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新发展阶段东北振兴路径探讨

更新时间:2021-11-28 11:33:40
作者: 常修泽 (进入专栏)  
是否有重大进步呢?为进一步了解东北三省地方国有企业的最新情况,笔者查阅了《中国会计年鉴2017》有关数据(《中国会计年鉴2017》为本文写作时最新数据),见表9。

  

   除去负债以后,所有者权益总额是多少?见表10。

  

   如此大的国有资产规模,其经营状况如何?见表11至表15。

  

  

  

   从以上表9至表15来看,2016年东北三省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已经转负为正,三省的盈利面在41.9%至54.6%之间,三省简单算数平均为47.23%,比上一年(2015年)的盈利面49.56%。进一步缩小了2.33个百分点。可见,尽管企业利润总额已经转负为正,但国有经济缺乏活力、经济效益低下问题并没有解决。

   所有制之“锈”之二:民营经济不发达。国企的“翅膀”是如此“沉重”,那么民营经济如何?2017年2月北京某学者撰文说:“在横向比较中,东三省GDP构成中的‘民营经济’已相当‘充分’,甚至存在超浙、沪、粤现象。”这个结论符合实际吗?诚然,由于前面所提的在GDP增长缓慢、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东北民企发展数量上有所增加(中小企业数量确实不少),对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GDP中份额有所增加。但能不能就因此得出“‘民营经济’已相当‘充分’,甚至存在超浙、沪、粤现象”的结论呢?

   针对这一观点,2017年4月笔者在《东北振兴战略新论》一文中提供了一组与“民营经济”相关的2017年年初《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该指数由三个分项指数构成:(1)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所占比例(原为非国有经济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中所占比例);(2)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比例;(3)城镇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可知,在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的排位中,广东排第2位,浙江排第3位,上海排第10位,而东北三省的辽宁排第13位,吉林排第17位,黑龙江排第24位。[7]怎么能说“东三省超过浙、沪、粤”呢?如果从《2016中国民企500强各省区市上榜企业数量及总营收排行》来看,东北三省与浙、沪、粤的差距就更为明显了。(见表16)

  

  

   从上表可见,在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民企500强中,浙江占134家,广东占50家,上海占14家,而辽宁只有7家(大连万达集团股份、辽宁亿达集团、盘锦北方沥青燃料、辽宁环嘉集团、锦联控股、同益实业集团和沈阳远大企业集团),仅占1.4%,7家总营业额为3498.5亿元;吉林和黑龙江各只有一家(吉林修正药业,营业额为575.2亿元;黑龙江东方集团,营业额为362.9亿元),东三省远远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这怎么能说“东三省超过浙、沪、粤”呢?

   以上是2016年公布的2015年全国民企五百强情况,那么,2020年公布的2019年全国民企500强情况如何呢?从地域分布来看(见表17),2019年民企五百强分布在中国28个省市区中。浙江依然是冠军,高达96家(比2018年多了4家);第2名为江苏90家(比2018年增加7家);第3名是广东,58家,比2018年少了2家;至于上海,16家(比2018年增加1家);东北三省11家,比2018年减少3家。辽宁排到第14名(8家),为东北民企第一省,比吉林(2家)、黑龙江(1家)要好一些。

  

   还有,在2018年发布的2017年全国民企500强营业收入前二十名榜单中,辽宁的大商集团,曾经跻身榜单前十,位居第10位,营收达2808亿元;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跻身榜单前二十,营收达2018亿元。但两年过后,两家企业均在榜上被挤出前二十名(见表18)。

   图片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据全国工商联披露平安保险、太平洋建设集团、民生银行、阿里、腾讯、海尔等著名企业,未参加民企500强排序。如果他们参加排序,东北三省显得更弱。有人说,“制造业是咱们东北优势”,但从民营制造企业500强来看,此优势并没有显现。(见表19)。

  

  

   整个民营制造业企业500强中,辽宁只有2家、黑龙江只有1家,吉林没有企业入围。难怪有分析此新闻的人士疾呼:“东北振兴,太需要努力了。”

   经济调节之“锈”:市场化程度低,政府干预“沉重”。前文重点分析的是“所有制之锈”,下面转而分析“经济调节之锈”。这里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与“所有制结构”形成表里)。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基调是市场不姓“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继之,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20多年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一个闪光思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性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更好作用”。最关键的就是五个字——“决定性”和“更好”。笔者认为,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调节结构”方面最大的理论进展。这是一个理论突破,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向政府干预型模式告别”。[8]

   那么,东北“经济调节结构”,究竟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主导”(或称“政府干预型”模式)?东北长期以来存在的“政府主导”模式到底改了多少?笔者调查的结论是:东北地区政府权力存在明显的跨界,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在揭示东北“体制病”时第一个判断就是“市场化程度不高”。这是符合东北实际情况的,需要从“市场化”视角切入进行深入探索。在资源配置方面,世界各国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市场化,总会有政府调节的一定空间。如何从统计数据上测算上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性中起决定作用和政府发挥更好作用”的程度,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王小鲁教授、樊纲教授等于2017年1月和2019年分别出版了两份《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该报告是从五个方面来测算市场化程度的:(1)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非国有经济的发展;(3)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4)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5)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9]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有三个分项指标:①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②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③缩小政府规模。应该说,用上述五大方面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个分项来反映市场化程度是具有合理性的。

   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里,虽然没有找到中国分省份市场化进程的某一年份“距离市场化目标的进程数据”和“政府与市场调节的各自比重数据”,但是该书披露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相对数据(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得分为10,最低的省份得分为0,然后确定某一省在0与10之间的得分及其位置,并且把报告期与基期相比)还是很有价值的,为研究东北三省的市场化新视角提供了新材料。

   基于王小鲁教授、樊纲教授等《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的数据,辽宁省在2014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排在全国第21位,“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方面排在第13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方面排在第25位;“缩小政府规模”方面排在第19位。吉林省在2014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排在全国第19位,“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方面排在第12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方面排在第16位;“缩小政府规模”方面排在第21位。

   黑龙江省在2014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排在全国第15位,“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方面排在第14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方面排在第14位;“缩小政府规模”方面排在第15位。另外,在“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方面表现较差,其中“金融业的市场化”排第26位,“金融业的竞争”排第27位,“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排第25位,明显居于相对靠后的位置。[10]倘如用第二份指数报告,即2019年最新的指数报告进行分析,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略)。

   上述数据尽管只是位次的相对数,而且在采集时也难以避免被误报,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化指数情况,与笔者在实际调查中获得的一些案例感悟大体符合。笔者的结论是:东北三省市场化程度依然不高,政府干预型模式仍在发挥较大作用。

   东北的“体制病”不是“伪命题”而是“真命题”。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确实发展不充分,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且效益不佳,国有经济存在“沉重的翅膀”;在“经济调节结构”方面,东北地区确实市场化程度不高,行政调节存在“沉重的翅膀”。

   不过,对此学界是有争论的。这里的核心命题是,“东北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且效益不佳,民营经济不发达”,究竟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是个“伪命题”,还是“真命题”?其实,只要看看上述《中国会计年鉴》等经济资料,并到第一线做些调查,不难得出相应的结论。

   当然,对于东北复杂的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笔者再次建议:各界应正视东北的“体制病”。这不是个“伪命题”,而是一个“真命题”。体制病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经济体在具有足够弹性和韧性的条件下,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在东北,由于市场体制尚不完善,经济体资源配置的灵活度不足,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弱。在宏观经济下行情况下,会产生比较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致陷于困境。这种体制的“锈带”必须寻求突破。

  

   结构的“锈带”:封闭的对外结构与板结的动能结构

“经济结构”一词,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别,人们在使用时也有各自不同的指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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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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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21年第10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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