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壁生:经学诠释与经史传统的形成——以殷周爵国问题为例

更新时间:2021-11-27 21:27:37
作者: 陈壁生 (进入专栏)  

  

   摘    要:中国经史传统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汉代以后,经学诠释深刻地影响了历史书写。郑玄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以殷周二代的诸侯国为例,在郑玄之前,《史记》《汉书》对殷周诸侯国数量的记载各自不同。而郑玄在注经中,通过三代异制来平衡经书异义,把《王制》的大量记载都理解为殷商制度。因此,他判定殷制、周制是弥合群经异义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考证殷代、周代制度。而在郑玄经学的影响下,杜佑的《通典》则以三代异制构建三代制度,最终构建了一套相对充分的殷代制度。但是,郑玄的注经是把经文放在五经中进行理解,进而推导出殷周制度;而杜佑则是造史,是把郑玄在注经中推导的殷周制度转变成殷周历史。

   关键词:经学;郑玄;杜佑;

  

   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史传统。然经史之学,分合于注经考史、群书分类、治学方法诸方面,虽然经学的定义古今歧异,人言人殊,但自汉世以降,经是经,史是史,判然二分,不复合一,直至于今。

   然经史传统之所以形成,乃在于经书的价值不仅是对其不同理解塑造着经学传统,而且也塑造着古典史学传统。以史观之,经书所述涉及三代最多。于是三代史的书写,无论古今皆受到经学的重大影响。今以《史记》《汉书》《通典》中论殷周爵国之制为例,考察经学传统如何影响三代历史书写,并略论其是非得失。

   一、《史》《汉》之殷周爵国

   爵国之制,为一朝一代制度之大者,然殷史缺略,全无其文。成周之法,所言极简,各有歧异。是故两汉之世,对殷周二代爵国之等级、数量,所述皆甚简略。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开头,即以“太史公曰”言殷周爵国云: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由此可见,太史公不知殷世爵国之制,而于周爵则为五等,封国大小,各有不同。以司马迁之见,殷周爵国,殷世无闻。周爵五等,封国八百,大小不同。至于东京,班固《汉书》承司马迁而用新说,其于殷世亦无一语,而于周制,《汉书·诸侯王表》云:

   昔周监于二代,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于齐,亦五侯九伯之地。(《汉书·诸侯王表》)

   此语沿袭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但是《汉书·地理志》所言又不同: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汉书·地理志》)

   班固认为,殷周爵国殷世无闻。周爵五等,封国有八百、千八百之说,而诸国大小也有异说。

   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对殷周爵国的历史书写,都是经学影响下的结果。殷世爵国之制,太史公惟云“殷以前尚矣”,班固因之,也未有载。问题在于,两汉本来有大量关于殷、周爵国之制的记载,为何司马迁、班固皆弃其说殷,而用其说周?这涉及到经学如何影响历史书写。其根本原因在于,殷代爵国之制是说经过程中“制造”出来的,而周代爵国之制,则是注经的结果。前者无经书明文可据,后者是对经书明文的理解。

   殷之诸侯爵、土,经籍并无明文。汉初言周之爵等,皆与《春秋》相对,以成文质之别,而不与夏、殷相对,以成三代历史。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爵国》云:“周爵五等,士三品,文多而实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为一爵。”(《春秋繁露·爵国》)《史记·三王世家》载武帝时青翟、张汤上奏云:“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史记·三王世家》)盖以《春秋》为孔子立法,继周而为一代新王之法。汉初今文家说,本以周爵五等、《春秋》三等说文质之别,而无关于殷制。

   然《春秋》今文家说,又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故《春秋》质、爵三等,一变而为殷质、爵三等。西汉之初,董仲舒据殷、周异制说文质之别,《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制爵三等,禄士二品。…主地法夏而王,…制爵五等,禄士三品。”(《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但是,董仲舒所言,非言殷周之史,也不在殷周之异,而是言文质之别。汉景帝之时,《史记·梁孝王世家》载袁盎等对景帝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史记·梁孝王世家》)此亦以殷质、周文而论也。殷爵国之说,至《白虎通》而总其成,其说云:

   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殷爵三等,谓公侯伯也。……土有三等,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白虎通·爵》)

   据《白虎通》之说,殷爵三等,而封土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差。但仔细考察《白虎通》记载,可以发现,殷世爵国之说并不是经文的记载,甚至不全为经说的内容,而是根据《春秋》经传内容推断出其爵国之制,再根据《春秋》“从殷之质”的理论,把《春秋》之制视为殷制,实可谓一波而有三折焉。

   对古典史学而言,经文可以成为历史写作的直接材料,但经说则不行。正因如此,司马迁作《史记》之时,虽然已有董仲舒言主地法殷,制爵三等,禄士二品,但此是经说之言,于经文无征。甚至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犹云:“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汉书·王莽传》)也就是殷爵三等,乃经师说经之言,而非经文所载之言。

   所以司马迁惟云“殷以前尚矣”,而班固作《汉书》也从周爵国开始,而不及殷。可以说,两汉经说虽然屡言殷世爵三等,但是,皆是借殷、周之爵三等五等不同,来论证文质相变的理论。经说中的“殷”只是一个代号,代表文质之质,法天法地之法天,根本不是夏殷周三代历史中的殷代。因此,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皆不言殷代爵国之制。

   周世爵国之制,经传有明文。《孟子·万章下》孟子答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有云:“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孟子·万章下》)下略言班爵禄之制。董仲舒《春秋繁露·爵国》言《春秋》制,与《孟子》大同小异。但无论《史记》还是《汉书》皆不用二书之说。

   周世爵五等,屡见经传,如《左传》襄公十五年传云:“《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左传》)《孝经·孝治章》:“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孝经·孝治章》)更别说像《周官》详述五等爵之封国大小。因此,《史记》《汉书》皆以为周爵五等,据经传明文也。然而,封国大小问题,《史记》列鲁、卫、齐诸国情况,皆据史载与实际地理相结合而言之,考古说以合事实,此良史之法也。

   然而,《汉书》言周世封国数量、大小,则有二说,自相矛盾。《诸侯王表》云“封国八百”,《地理志》云“盖千八百国”,其书相同,而国数之差竟至千国。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差别,事实上背后乃是古典史学的一个大问题,即历史书写要不要根据经义进行书写。

   西汉人所理解的周代封国,主要皆言惟八百之数,《史记》尤其如此。《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周有八百封国也,征诸史迁以前史料,《三王世家》曰:“盖闻周封八百。”(《史记·三王世家》)皆云周之封国八百。

   然以经本无文,经说又异于此,故八百之数出自何典,至今已不得而知。及至东汉仍有沿用此说者。《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五年诏云:“古者封建诸侯,以藩屏京师。周封八百,同姓诸姬并为建国,夹辅王室,尊事天子,享国永长,为后世法。”(《后汉书·光武帝纪》)

   及至班固修《汉书》,未成而卒,其妹班昭续之,《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云:“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后汉书·曹世叔妻传》)班昭所续八表中,二表言及周世国数,皆云八百,上引《诸侯王表》云周“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又有《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周封八百,重译来贺。”(《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书》中周世爵国八百与千八百的差别,事实上是班固与班昭兄妹著史的差别。

   班固《地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汉书·地理志》)这一结论主要是信奉纬书、王莽解读过的《王制》的结果。

   西汉时期,除了司马迁所说的周八百国之外,还有千八百之异说。《汉书·贾山传》引《至言》:“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汉书·贾山传》)《盐铁论·轻重》御史曰:“周之建国也,盖千八百诸侯。”(《盐铁论·轻重》)此皆非经义。

   经说也有言千八百者,《孝经说》曰:“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许慎《五经异义》引《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五经异义》)这些内容大多出自班固之前,但都不是班固的根据。班固述周世爵国的依据,是刘歆、王莽以来把《王制》部分经文理解为周制的传统。

   《王制》一篇出于《礼记》,与《周官》同为制度之书,但是所属何代,经无明言。王莽重之,合以周制。《王莽传》载其上奏有云:

   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诸侯。周公居摄,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盖诸侯千八百矣。《礼记·王制》千七百余国,是以孔子著《孝经》曰:“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汉书·王莽传》)

   《王制》之天下千七百七十三国,正略合周制千八百数,《孝经》列爵有公、侯、伯、子、男,亦合周爵五等说,故王莽一归于周。王莽后来又说:“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汉书·王莽传》)这又是周分五爵而有千八百国。

   及至东汉,白虎观诸儒议礼,颇用《王制》,其言爵制有云:

   《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谓公侯伯子男也。此据周制也。《春秋传》曰:“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白虎通·爵》)

   班固《汉书》,用王莽、刘歆经说以董理史事者甚多,虽谓《汉书》是在古文经学思想指导下编写,亦不为过。而班固又撰诸儒集议所成的《白虎通》,则于《白虎通》内容,自然极为熟悉。本来,王莽、刘歆经说与白虎观诸儒经学立场不同,说经迥异,遥若河汉,但在以《王制》之爵制为周制这一具体问题上,恰好皆以《王制》有周法,而班氏之构建周世爵国之制,也因此而以《王制》所定即成周历史。

《王制》之文云:“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9940.html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21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