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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吾师沈从文

更新时间:2021-11-27 21:20:06
作者: 萧乾  

  

   人家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其实我在文学道路上得到沈从文的指引提携,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师之一,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

   1929年夏,我进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这一年,我为清华大学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开的现代文学课所吸引。通过杨老师的讲授,我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一个轮廓的印象。

   我是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的。教美国青年威廉·阿兰中国话之余,我常同他谈中国新文艺运动,把从杨老师那里贩来的讲给他听。他是带着母亲给他的一笔钱来到中国的。他决定倾囊办一份起名《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的英文刊物。我负责其中介绍当代中国文学的部分。我选译了鲁迅、茅盾、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等人的作品片断。

   经杨老师介绍,我结识了沈从文、后来称他“师父”。我佩服沈从文的学问文章,还以《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为题,发表了一篇蛮长的访问记。我对他的评价很高,称他是中国伟大的讽刺幽默作家,他的笔调一扫陈规,采用新型的表现手法,为中国语言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1933年10月,沈老师将我的短篇小说《蚕》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他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那是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老师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林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这个刚起步的文学青年很大的鼓舞。

   1935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杨振声老师约我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吃茶,在座的有沈从文老师和天津《大公报》的胡霖总经理。我原是在杨、沈二位主编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从而同报馆发生关系的,他们很自然地成为我的引见人。

   当年夏天,我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7月1日走马上任。起初让我编《小公园》,那是以传统曲艺及旧闻掌故为主的副刊。征得胡老板的同意后,我把《小公园》改版了。知名作家如叶圣陶、冰心、知堂、朱光潜、巴金、靳以、芦焚、李健吾,当时名气还不怎么大的文艺青年如柳杞、韦丛芜,以及今天在台湾享有盛誉的张秀亚的名字,陆续在《小公园》上出现了。

   然而这样一来,《小公园》同《文艺》就没什么区别了。杨、沈二位老师索性把平时的《文艺》交给我编,他们只编星期日版。1936年上海《大公报》出版后,就连星期日的整版也交我来负责了。

   1937年的“八一三”后,报纸从十六版缩成四版,胡老板把我辞退了。我带着当时的妻子王树藏从上海逃难,到了武汉。恰好杨振声和沈从文二位老师由北平逃到了武汉。那时他们正在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就慨然收留了我和王树藏,并且让我们搬进了他们在珞珈山脚租下的五福堂。

   后来我们跟他们一道从武汉而长沙,又由长沙转到湘西沅陵沈先生大哥沈云六的家。1938年才辗转到了昆明。我失业的八个月期间,杨、沈二位老师收容了我,这是我没齿难忘的。

   在昆明,我接到胡霖从武汉写来的一封信,说许多读者要求《文艺》复刊,他要我从昆明“遥编”。到了8月,胡老板突然给我发来一封电报,随后还有一封航空信,要我赴香港编《大公报·文艺》。由于王树藏已进了西南联大,我就只身前往。

   在香港,我与一位四川姑娘雪妮双双坠入情网,我又不忍心逼着王树藏离婚。正在进退两难之际,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函,聘任我为该校中文系讲师,旅费自理。当时,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接着又进占捷克。胡老板很有眼光。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注定要打起来,现在支持我赴英,不啻是《大公报》派了个记者常驻英伦。胡老板垫钱,派人给我买了船票,办好护照,还说,这点路费嘛,只要勤写点通讯,就偿清了。

   我是1939年9月1日从九龙上船的,这一走,就是七年,战后才知道,王树藏和雪妮已分别结了婚。我把在英国结识的G带回祖国,于1946年在沪和她结婚。为了解决住房,我接了复旦大学的教职,在徐汇村一幢日本式平房安顿下来。

   那时,《大公报·文艺》副刊我仅仅挂了个名儿,主要工作是写写国际社评。我的范围原是欧洲大陆及英伦三岛,后来把美国也划给了我。

   旅英七载,我常看到英国人在海德公园里站在肥皂箱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内容大都是“下犯上”的,听多了,难免受到影响。1947年5月,社评委员会要我配合文艺节,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这时,我因为不谙国情,就在社评的一段中不知天高地厚地谈到人家英国的萧伯纳都90岁了,还在创作,而我国作家“年甫五十,即称公称老,大张寿筵”,这下子闯了大祸。

   郭沫若先生在1948年3月1日出版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上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声讨“红黄蓝白黑”五种反动文艺,最后一种以我为典型。刚好在这个月,G因水土不服,打离婚回英国去了,弄得我倍加狼狈。

   感谢杨刚和李纯青两位老友的指引,我去了香港,并于1949年8月底的一天,登上华安轮,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平,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副主编,总算还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然而被举作“桃红色”的沈从文,尽管著作等身,却连参加文代会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1957年,沈从文在文联大楼礼堂公开批判我,竟把我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兰编了八期的《中国简报》(这原是一份朴质的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的英文刊物),耸人听闻地说成是萧乾“早在30年代初就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

   我感到,1947年5月5日我在《大公报》上刊载题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的社评,惹了娄子,实际上连累了沈从文。正因为他和我的关系深,只有这样上纲上线,声嘶力竭地批判我,才能让大家知道他跟我划清了界线。

   1964年7月,文化部党委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除了马上给挚友、畏友巴金写信,报告这一特大喜讯,我还请洁若的母亲(贵阳人)做了干烧鲥鱼、东坡焖肉、薏米银耳羹,请沈从文、张兆和伉俪到我们在朝阳门内豆嘴胡同自购的五间南屋来吃过一顿饭。席间谈得很愉快。

   两年后,风云突变。1969年,我们一家四口被一锅端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的五七干校。年近七旬的沈老师也被动员下去了。他从双溪给我写来一封长信,说:“有一份报可看,有个小收音机可听听重要新闻。住处在一个月内曾(遭)三次灾难性袭击,处境一生所未遇……”

   1973年2月,我由干校请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宿问题而奔波。沈老师已经在1972年返京,在东堂子胡同的一间北屋里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张双人床占去了一小半面积,再加上桌椅,就几乎转不开身了。

   张兆和师母住在相隔一条南小街的另一个胡同里。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每天得走一里多路去取老伴儿为自己做好的饭。我当时蜗居在北小街门楼胡同八米门洞改成的斗室里。干校把我们这些在京等待分配工作的外语干部纳入出版口的编译组,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的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

   有一次,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就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

   后来我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说一旦他去世,不许我参加追悼会,不许写悼念文章。我把此信转寄给兆和师母了。由于住房事是由她转告的,我希望她给说和,以便沈师父息怒。

   改革开放后,我们搬到天坛南门的套房。1979年9月至1980年初,我和诗人毕朔望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夫妇邀请,赴美参加三十年来海峡两岸以及中美作家之间首次交流活动。

   1980年秋,沈老师应邀赴美讲学,夫人一道前往。动身前,兆和来到我们的寓所,向我取经,我还给他们写了几封介绍信。我感觉出,随着命运的转变,沈老师和我的关系已解冻了。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老伴儿到我家来的事。

   1983年6月,丁玲大姐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谈工作,相处融洽。30年代丁玲被国民党绑架软禁期间,我曾在自己编的《大公报·文艺》(第130期)上发表了她的短篇《松子》。半世纪后重逢,谁也没提旧事,但从她对我的和蔼亲切态度中,我意识到她没有忘记当年处于逆境之际我对她的支持。

   同一个丁玲,80年代写的文章中对老友沈从文却毫不手软。也许可以这么说,丁玲的问题改正了,在政治上她对沈从文占上风。而1974年在南小街,沈从文对我说“我还要申请入党呢”,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闲事。我不相信他是真正想申请入党,只不过是用此话来表明,他没有像我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在政治上占我的上风。

   1988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拜访他。没想到,5月10日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

   他去世后,台港都打来了长途电话。我于12日写了《没齿难忘——悼沈从文老师》一文,刊载于5月15日台湾《中国时报》,收入《萧乾文集》第五卷。尽管我没来得及在他生前去拜见他,他既然已表示了愿意见我,就说明我和30年代以来的这位恩师总算和解了。

   最后,在与沈从文的关系上,我应该反躬自省。1948年春,我因离了婚,急于想离开沪一段时间。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家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了。我不但同意了,还曾赴沈从文住处,邀他参加刊物(后来定名《新路》)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他断然拒绝了。

   没等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上,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我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然而我却为此事背了足足三十年的黑锅。1957年,我又代表《文艺报》鼓动沈从文老师鸣放,他摇摇头,根本没答理我。倘若这两次他都跟着我跑,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因此,在1974年在我为他张罗房子的问题上,他做出强烈的反应,其实是由于勾起了惨痛的回忆。党的三中全会后,气氛宽松了,心情舒畅了,我曾力促朋友符家钦翻译金介甫先生(我的美国友人,我的自传《未带地图的旅人》的英译者)所著《沈从文史稿》一事,沈老师是知道的。他生前终于受到若干年礼遇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作品日益受重视,有的还被改编成电影。在九泉之下,他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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