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核心的三个论断并没有大的变化。第一，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在历史上，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影响甚至是改变国际政治格局。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几百年中，大国崛起有四分之三的概率会导致战争。第二，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与美西方存在明显差异。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心，会把这种意识形态差异转化为矛盾与冲突。第三，中国的历史悲情主义、天下观和刺激反应式的民族主义，会产生一种报复历史屈辱、实现大国梦想的整体冲动，从而激化中国与现存秩序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历史逻辑论断和形式逻辑推理，与其直接否决，还不如转移逻辑基础，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寻找新的答案：一是我们要承认冲突的可能性及其风险；二是我们应该关注世界的时代特征，即全球化、信息化和国际机制建设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塑造，以及中国与历史上崛起大国之间的差异。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更能被接受的沟通内容和表达方式。

　　 寻找沟通双方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双重认定”是有效沟通的前提，否则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甚至是会起反作用的自说自话。双重认定是指对要沟通内容中的绝大部分要素，沟通双方是有共识的。要实现双重认定这一目标，我们要寻找与沟通目标之间的历史和现实最大公约数，以自己人的身份与对方沟通，“在共中存异，在通中化异”。

　　 一方面，要寻找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最大公约数。不仅是中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经常会面临向国际社会解释自己、宣传自己的任务。英国在崛起之初，被认为是咄咄逼人的、蛮横自大的。日本和德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曾多次被打压排挤，并成为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美国也不例外。尽管美国在19世纪后期就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文化上曾被歧视，国际政治上也曾被矮化。到了“冷战”初期，种族问题还是损害美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成为苏联用来攻击美国价值观的一个有效武器。为扭转与苏联之间的舆论战形势，美国曾试图掩盖这一问题，但很快发现掩盖没有意义。最终，美国采取了“美国真正的故事是进步的故事”这一宣传理念，通过承认美国国内存在严重的种族问题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理解，以黑人的地位正在提高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上，美国政府精心挑选了4名黑人讲解员，要求他们在回答种族关系问题时坦承美国黑人没有获得完全的平等地位，但强调正在取得进步。为达到沟通效果，美国还自己张贴种族冲突的图片和画报，以显示自己的坦率和真诚。太阳底下无新事。发达国家经历过的很多挑战，中国虽然有可能缩短其历史长度，但不可能完全跨越。中国与西方在很多问题上是有共性的，只是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而已。

　　 另一方面，要寻找现实中的最大公约数。事实上，即使是在最容易被认为是冲突领域的价值观问题上，我们与美西方之间的公约数，也要大于我国与其他很多国家之间。随着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显现出“自我扬弃”的趋势，最终导致向社会主义的自然过渡。事实上，从美国到日本和欧洲国家，社会主义成分都越来越多，政府在终端消费品二次分配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如果从这种最大公约数的视角出发，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差异，其实并没有一些人所渲染的那样大。

　　 最大公约数法则是有现实基础的。一次有效的沟通行为，一般会包括价值观、故事、概念和语言几个要素。这几个要素不可能都是全新的，多数是可以与他国共通共享的。如果要在国内讲好世界的故事，就要用中国的概念和语言。反之，如果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价值观，则要用好沟通对象的概念体系和语言习惯。找到与沟通对象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以后，就可以缩小沟通范围，减少沟通目标对自己的抗拒心理和接受负担。这样沟通才会是交际性的、交流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

　　 多用行为语言。最好的沟通不是说话，而是不说话，就是受众不知道自己在沟通、在说话。西方国家也有宣传，但基本上是基于心理科学的宣传，润物细无声。美国的对外战略性沟通体系是一个由国安会领导的跨部门协作体系。在其中，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国防部负责信息战和心理战，广播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外广播和网络传播，此外还有国际开发署、国家情报联合体和国家反恐中心等机构。美国的对外沟通行为，是通过外交、援助、传播等方式完成的。虽然不能说很成功，但至少隐蔽性比较强。

　　 中国也有很多成功的对外沟通案例。在延安时期，在国民党政府的大力封锁和污蔑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照样可以突破新闻封锁，影响了很多美西方的记者，传达出积极的声音、塑造出正面的形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中国政治前途的看法。在当时，毛泽东等人积极主动的态度、坦诚开放的心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真实而又立体的延安形象。最近几年来，一些年轻人通过国际自媒体平台展示中华文化，高效而又生动。李子柒的网络视频，虽然主要是做菜，“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这种自发的、自然的沟通行为，应该是中国对外战略性沟通体系中的主要部分。

　　 简而言之，对外战略性沟通与传统的对外宣传有两个很重要的区别：一是，对外战略性沟通是双向的、多次复杂互动的长期行为；二是，对外战略性沟通的基础是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与沟通对象之间的价值观体系是共存关系，不是敌对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全球化“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这意味着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在这个更大更广泛的世界性视角面前，其实都是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提出的背景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对外战略性沟通中的核心价值观元素，要尽可能的简单、稳定，才能形成易被接受的、可持续的社会心理影响力。这些简单稳定的核心概念，与表达方式和渠道的多元性、多样性和丰富性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有效的对外战略性沟通框架。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