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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 李飔飏:从多元一体到差序多元的世界意识

更新时间:2021-11-24 11:26:06
作者: 赵旭东 (进入专栏)   李飔飏  

   内容提要:“走廊”作为一种隐喻,其背后是人与物的流动与交互。不同形式的走廊勾连起不同人与物的流动,启发着看待民族格局的多样视角。由此可以提出一种“走廊民族志”的新范式,考察文化意义上不断转型的走廊及其映射出的民族关系格局,揭示其中的流动性与多元互惠关系。回顾历史,中央政权建立的国家走廊曾映射出传统中原汉文化与少数民族对峙的中心—边缘格局,中心俯视边缘的同时,边缘也恰在反观中心;自然形成的民族走廊与多元—体格局联系在一起,则带来了一种人类学意义上对于主客二元对立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思;伴随着技术转型和文化转型,人与物流动的方式再次迎来了新一轮的革命,也带来了走廊的革命。在走廊的革命中纳入差序概念,以一种“差序性多元格局”重新审视“元”的意涵与边界,反思中心—边缘视角,有助于寻求一种世界性视野中的中国人类学独具特色的世界意识。

   关 键 词:走廊  走廊民族志  中心—边缘  多元一体  差序性多元格局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片广博的土地,自古就分布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与族群聚落。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受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出现了或大或小范围内的人与物的迁移与流动,使得不同聚落之间发生接触,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化乃至婚姻血缘等方面产生交流与融合,其区分边界趋于模糊。在这种较为特殊的民族构成方式及其变迁研究中,有一个兴起时间较短、尚待开发的概念显得极为重要,这就是“走廊”。这个走廊,更大意义上是文化属性的走廊,文化的特性是“变”,是与时俱进,对于走廊的理解也不例外。

  

   “走廊”概念的提出

  

   费孝通在最初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的过程中,意识到传统的以单一和孤立的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观念与方法有很大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不同民族很难保留其完整而独立的民族风貌,而是在不断与“他民族”的交流与碰撞中发生改变与融合。有些民族的特定分支由于长期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其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都与本民族原有的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明显受到所交往的民族影响,但也并非完全是所交往民族的成员。①因此,他提出并不断完善“藏彝走廊”的概念,将甘肃一带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珞瑜地区划为藏彝走廊②,以此为例,将依傍自然地形,如山脉、河流等形成的存有不同民族接触边界的特殊走廊型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分析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互动、交融过程,打破了以往对单一民族的分析,在走廊的整体语境下历史地、流动地探索民族关系,将涉及的多个民族作为整体,研究其历史、地理、语言、习俗、信仰等问题。

  

   “走廊”概念吸引了众多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在这一概念和范式上不断探索。20世纪末、21世纪初,李绍明、李星星等学者针对“民族走廊”的概念和分类进一步界定和细化,在费孝通提出的藏彝、南岭、西北三大走廊的基础上提出“二纵三横”的走廊格局,同时指出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具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世界性意义。③走廊的概念与研究范式引发了学界的持续性思考,其中衍生出两种走廊——一是中央政权建构的“国家走廊”(以苗疆走廊为例),二是依据地形自然形成的“民族走廊”(以藏彝走廊为例)。不同类型的走廊勾连着不同的人与物的流动,启发着不一样地看待民族与族群关系格局的视角。国家走廊由中央政权向边缘民族地区延伸,其背后映射出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而民族走廊带来的多元一体格局,却在人类学意义上重新审视了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对立起来的视角。

  

   人与物的流动是走廊最基本的功能与意义之所在,因此流动方式的革新与流动范围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走廊以及基于走廊的民族关系格局的革命。在当今技术转型的背景下,无论是人、物抑或是信息的流动方式及范围,与“走廊”概念提出的时代相比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走廊,在这场流动的革命中,会向何处延伸?与之对应的基于走廊而产生的民族族群关系与格局的思考,又将发生何种变化?本文基于此问题意识,拟以走廊为切入点回溯“中心—边缘”与“多元一体”两种民族与族群格局,并基于一种新兴的世界意识来讨论差序性多元格局和一种“走廊民族志”的新范式的可能。

  

   以走廊勾连中心与边缘

  

   在讨论走廊范式的学术脉络中,有一条极具特色的“国家走廊”,即苗疆走廊。它依托一条由中央政权修建的官方驿道,以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推动了不同民族与族群的流动与交融,与西南民族地区被纳入帝国版图的过程息息相关。④作为以汉文化中央政权加强统治为目标而建立的国家走廊,苗疆走廊映射出一种传统的中心—边缘的民族关系格局,作为中心的“华”与作为边缘的“夷”相互对峙,形成了主客二元对立的状态。走廊勾连起中心与边缘,使得他们在共同的场域中发生对视,在中心俯视边缘的同时,边缘也恰在反观中心。

  

   自西周始,在中国文化图式中已然形成了一种“天”的观念,其中,“帝”为“天子”,受命于天,统治着万民。⑤而天下则是以天和天子为中心,向外逐渐发散、延展以及扩充出去的一个系统。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天子及其直属领地,向外扩散出去的则是中原地区可以受到王权实际控制的“中国”,更外围一层才是由各少数民族构成的“四夷”。这样一个同心圆的模式,就构成了一种“中心—边缘”格局的天下。

  

   在先秦时期,所谓“蛮戎夷狄”,并非完全是以血缘为判断的种族区隔,往往是一种生产方式与文化意义上的区分。华夏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后又逐渐以儒家思想体系为主脉形成了一整套文化体系,塑造了文化意义上与“四夷”相对应的“中国”。由于这种区分建立在以“礼”为核心的文化意义基础之上,中原地区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区隔和边界,“天下”的边界也是模糊而流动的。

  

   而一种国家走廊的存在和作用的发挥,在中心—边缘的天下观中勾连起了“华”与“夷”之间的分别。这里所说的“华”,是指自先秦以来以汉文化王权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夷”则是指前一种文化认同将非中心地带少数民族作为他者加以观照。“华”对“夷”的凝视体现在一种称谓的变迁中,体现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征服与教化的尝试中,体现在近现代“科学性”的学术审视与描述上。“夷”作为权力相对较弱的一方,其主体地位常常被忽视,沦为“被凝视”的客体。

  

   而在湘、黔、滇一带,中央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称呼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三苗”“西南夷(蛮)”和“苗疆”。⑥先秦时期,中原地区以“三苗”“夷越”等概念统称和泛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汉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开始按地域进行划分,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西南夷(蛮)”,岭南地区则称为“百越”;自三国至唐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一直沿用“夷”“蛮”“蛮夷”等;宋以后开始以“苗”称呼西南少数民族,明清时期较为盛行;明时“苗”的概念更加细化与清晰,开始与其他少数民族有了一定的分别;清时则有了“诸苗”的概念,对于其内部的各族群也有了一定的认知与分类。而“苗疆”,作为一个极富政治意涵的称谓,始于元,盛行于明清,是对西南边疆地区以苗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统称。

  

   纵观西南地区“华”对于“夷”的称谓变化,可以看到一个历史性的中心对于边缘排斥、好奇、了解与征服的过程。最初的泛称展现出一种排斥与畏惧,“非我族类”的“蛮”与“夷”在汉语中都具有一种负面的含义,意味着尚未开化的野蛮。“苗”这一观念背后则具有许多奇幻、诡异、令人畏惧同时又令人向往的色彩,在中原汉文化对“苗”的想象中,充斥着一种具有地方性特征的鬼神之术、巫蛊之法以及野蛮而神秘的苗人观念内涵,也饱含着一种猎奇以及对野蛮之心的凝视。

  

   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国家版图不断扩大,“华”与“夷”终于越过了想象的鸿沟,正面相遇。随着对“夷”不断深入的了解,称呼也开始不断细化,但这并没有改变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想象,而是从想象开始进入实践阶段。“疆”字,就表达了这份野心。“疆”在中文里是边界的意思,富有政治意味,“疆域”和“疆土”有“国境”之意,因而“苗疆”这一称谓本身,就有将其征服、纳入“王土”的版图之意。这一点被付诸实施,也就是前文所述“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征服与教化的尝试”。明清时期,随着苗疆走廊的建成,国家权力得以跨越重重阻碍直达苗疆腹地,于是,汉文化中央王权对苗疆的“征服”从不同方面开始了。在政治方面,“改土归流”,下派汉族官员对苗疆地方进行统治,并进行建城设署、编户征粮;在军事方面,设立军屯,并开始屯兵,以作为一种武力威胁,在面对较大的冲突和暴乱时直接从中原派兵镇压;在文化方面,设立义学,传播儒家思想,并将礼乐以木偶戏的演绎方式深入非汉群体,进行教化。⑦同时,在面对强烈的冲突和反抗时,王权也有一定的妥协,比如在当地进行纠纷解决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土著民族的习惯法,并将苗例编入律例。

  

   进入近现代之后,“夷”已被纳入“华”的版图,而“华”对“夷”的他者凝视则在学术上有了诸多体现。20世纪前期,一部分学者开启了对于苗疆地区的关注,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撰写出一些民族志文本,如1939年的《湘西苗族考察报告》和1942年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⑧这些研究均立足于“科学的方法”,依旧服务于将疆域“国家化”的目的,试图通过科学的方式论证国家统治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一种主位对客位审视的视角下进行文本书写。这些来自中心的他者文本书写引起了土著的不满,尽管土著的声音大多被国家权力消解掉,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尚有片段留存。这些土著站在“边缘”,开始把边缘当作自己的中心,从边缘反观中心。其方式主要有三:武力抗争、民间叙事与土著自省。

  

   首先是武力的抗争。苗疆地区以尚武好斗闻名,传闻其“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⑨,具有很强的集团性和集体性,这些正是作为边缘地区“他者”的“夷”,对于中心地带作为“他者”的“华”的回应与表达。

  

   其次是一种民间的叙述与记忆方式。关于发生在苗疆地区的汉族与土著的战争,有许多不同版本的故事流传下来。以乾嘉时期的苗民起义为例,清史文献将其定性为“平苗逆”,宣扬其主要将领傅鼐等人的神威;而苗族当地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却将其看作是一场“复故土求生存”⑩的正义之战,渲染其领袖人物的威风气质,在故事叙述中细腻描写了一些清朝将领的洋相:

  

这样,楼上楼下,屋前屋后都找遍了,傅鼐还是找不到一个如意躲藏的地方。这时,只听寨前传来了呐喊声,傅鼐知道是起义军来到了,再找不出地方躲就要被捉了。于是,他只好指着牛栏说:“快去牛栏里挖个槽槽,让我躲进去。”粪槽挖好了,傅鼐急忙卧躺在粪槽里……这时,石宗四带领苗族起义军到了刘家大院,翻箱子,撬地板,开柜子,仍不见傅鼐的影子,只好失望地走了。过了好一阵,刘供养兄弟来到牛栏里,扒开牛草粪,将傅鼐抠了出来。这时的傅鼐,满脸满身都糊满了牛粪渣,好像一只花猫一样,实在太难看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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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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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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