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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得 韩喜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基本内涵及理论意义探析

更新时间:2021-11-24 11:24:01
作者: 杨虎得   韩喜玉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应该包括我国境内56个民族和还未识别的人口群体、旅居海外的华侨,以及已经加入我国国籍的外国居民。从中华民族“政治属性”的代表性上看,广大海外华人虽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但是,由于不具有中国国籍,在国际关系中也就不属于中国人,即使有些华人长期工作、学习、生活在中国境内,也不含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范围内。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构成。

  

   (二)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荣辱与共利益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把这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同义’。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住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强调‘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都是大一统的组成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把我国各民族命运空前紧密地连在一起。血与火的共同抗争让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11]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内涵的新认识。其核心要义表明两个方面,其一,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各民族成员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近代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前赴后继,英勇不屈,共同参与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无不包括各民族地区许多英勇的反帝反分裂斗争,终于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彻底破产,并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尔后,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终于汇聚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聚于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之中。特别是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共同经受苦难,共同抵御外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共同的经历也使各民族形成了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共同体意识。其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也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逐渐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还要面对国际国内各种风险和困难的挑战。共同的理想确定了共同承担的责任,只有各民族将自己本民族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各尽其责,维护好中华民族这个为各民族遮风挡雨的共同体载体,各民族才能获得美好未来。历史实践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孕育而成的,是共同的利益和命运把各民族凝聚在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56个民族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将中华民族看成是一个“复合虚体”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认同中华文化的各民族共同体

  

   文化不仅是组成共同体的人们在精神领域内的某种价值共识,而且是共同体最根本的维系力量,它“如同一个活的细胞膜,将共同体和个体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并使他们有了作为该共同体和个体的身份”。[12]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以宪法认同为核心构建公民国家认同的。美国在很多人眼中是公民国家的典范,但美国在现代公民国家建设过程中,实施所谓的“熔炉政策”,特别重视用基督教文化底色价值观对多元文化的引领。相反,曾经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很多学者认为,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其在创建“苏维埃民族认同”时,依赖的是单一的政治形态,强调政治一体,文化多元,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具有价值共识的共有文化,从而导致国家的统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无所依存。可见文化认同在民族共同体形成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集体智慧的凝聚,各民族在互学互鉴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大同”,从而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由“多元”演变为“一体”,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不仅体现在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从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看,“多元”是指民族数量的多个和民族起源的多向;“一体”是指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13]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从中华文化与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看,“多元”是指多语言、多传统、多特色,“一体”是指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发展中,文化上相互吸收、借鉴、交融而形成的中华共有文化。“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是“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14]“多元一体”特点,既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共同体的属性,也赋予其具有文化共同体的属性,因而不能将56个民族同中华民族割裂开来,或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相对立,将中华民族看成是没有共同文化记忆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概念也不是如上述有些学者所言的存废问题,而是如何充实其内容,在中华民族各成员间发挥好连接文化和情感纽带的作用问题。

  

   三、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理论意义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对开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民族平等精神,我国进行了全面的民族识别工作,同时开展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体系。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在巩固人民政权、疏通民族关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汇聚中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引领和保障作用。但是,随着这些政策的长期社会实践,我国社会各界在关于民族的认知问题上,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所谓民族政策就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政策,所谓民族地区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的地区,所谓“民族”就是特指少数民族。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我国特定的民族观,体现在实践中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中国的民族话语皆围绕少数民族而展开,民族概念、民族话语、民族研究逐步固化于少数民族,谈论民族问题只谈少数民族相关的问题以及少数民族的权益及其保障。”[15]而在这样的逻辑思维下,作为全体中国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内涵则逐渐弱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淡化,逐渐形成了民族研究中的“二元结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如果说这种特定民族观下形成的相应政策具有现实合理性的话,那么,随着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其负面影响也在一些方面开始凸显。体现在:一些群体中狭隘的民族意识高涨,国家认同弱化;一些地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遇到阻力,甚至在一些群体中产生了很强的排斥力;一些民族精英将“族属身份”作为动员民众和争利的工具,民族成员个体之间一些本属于社会问题的矛盾由于涉及当事方的族属身份而被人为地归入民族问题,进而以“民族问题无小事”而上纲上线,从而导致问题的复杂化,[16]个体问题群体化,社会问题民族化;一些区域化贫困问题的治理因带上了“民族”的帽子,引发了区域内民族间矛盾,背离了民族特殊政策实施的初衷。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呈现,在根源上均与未能全面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内涵密切相关。因此,全面、准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内涵,对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有助于深化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认识

  

   如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构成上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中国国民,其二是指中华各民族。前者是国家范畴,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者是民族范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的我国境内56个民族。两重内涵体现的是一条宪法精神和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定性,在我国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1978年、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有明确规定。正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规定的基本精神和原则,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可以说,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7]因此,不能把“多民族当作‘包袱’,把民族问题当作‘麻烦’,把少数民族当作‘外人’”。[18]“实践证明,坚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定性,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9]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却兴起了一股关于民族国家构建的讨论,并引起多学科持续关注。在讨论中虽然对何谓民族国家莫衷一是,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但在趋向上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所谓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并在构建措施上设计出一系列“战略思维”。作为学术研究应该说这种讨论本身无可厚非,但有些“战略思维”已经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偏离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性,体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属性认识上,从原来只谈民族性、特殊性走向强调国民性、一体性,忽视中华民族构成的民族性和多元性事实,有的人甚至提出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提出质疑。此种诸类问题的产生表明,在新时代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对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就是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定性的强调,是对我们党实施的少数民族帮扶政策合理性的重申,也是对我国民族理论讨论中一些乱象的回应。

  

   (三)有助于提高我国民族事务治理水平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在内涵上更加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属性,对“共同性”这一属性的强调,既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作实践反思的结果,也是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理论政策话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实需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受特定时期民族研究方法的影响,我国民族事务治理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政策层面,十分注重治理的“民族性”特点,并在此特点下形成了一套冠以“民族”属性的民族政治、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人口、民族发展、民族法制等体现差异性的话语体系和特定的叙事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注重“民族性”特点下形成的治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随着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市场化、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这种治理方式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一些本质上属于社会问题的“问题”,因戴上了“民族”的帽子而感到“敏感”不好处理。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捷,不同地域之间人口频繁流动,在民族界限不断消解、日趋模糊的背景下,传统的民族政治、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等话语也不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由此建构的话语体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不相适应。因此,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刻领会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民族事务治理在理念上适应中华民族“共同性”特点,适时由注重“民族性”转向更加注重治理的“国民性”,面向法制化和公民化两个向度,“保证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20]对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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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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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问题研究》2021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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