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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士訚: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领土空间建设视角

更新时间:2021-11-24 11:21:44
作者: 常士訚  

   内容提要:在对当代民族国家生成机制的学术研究中,国外一些学者从强制-资本、印刷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和“民族想象”以及地图想象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在中国学界,有不少学者从民族文化培养、政治认同、领土认同、经济交往、民族交往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的经济联系、共同的文化心理以及管理的生成提供了庞大的“有机”网络,不仅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理念,而且构成了我国各民族人民日常生活和实践的重要内容。比起西方学者所提供的民族国家建构路径,我国的这一“有机”网络工程建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 键 词:中华民族  民族建构  领土空间建设  领土“有机”化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是当代中国学界和政界的基本共识。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巨大进步,一些学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当代建构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国族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首先涉及对“民族”概念的理解。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人们在称呼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用“民族(nation)”一词,称呼“少数民族”时也用“民族”一词,如何区分二者主要通过前面的限定词来判定。在英文中,用“nation”表示国家层面的民族,用ethnic group表示亚层次上的民族群体。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学界近年来进行了新探索。郝时远指出,对中国来说,‘中华民族’(nation)是一个“国家民族概念”。①这种“国族”即为“一国的人民”②。周平教授对“国族”进行了详尽分析。他指出:“关于中华民族的构建,关注最多的是历史上的众多族类群体如何凝聚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的问题”,“但是,中华民族的构建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复杂的人口形态,经过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而成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称谓的国民共同体的过程。两个进程均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背景下推进,并相互缠绕、相互影响,既体现出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形成的中国特色,又遵循了现代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③在这个一般规律中,“人口的国民化”“国民整体化”也就成为现代中华民族建构的一个重要机制。根据这一观点,“国族”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构成的共同体。

   政治一体,文化多元。针对多元一体格局问题,马戎教授提出“政治一体,文化多元”,通过“强化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和国家,并把族群逐步地引导到主要代表不同文化群体的角色之中,把族群关系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引导;同时在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的层面,强调所有公民在政治及宪法规定上的所有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等,包括维持和发展自己独特文化(包括语言文学、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的权利。”④

   人民国家论。李林教授认为,主权国家自建立以来,经历了由宗教-王权国家、族裔-民族国家到人民-公民国家的若干发展进程。“很显然,所谓的‘国族’并不能覆盖这些不同的国家类型,而只与族裔-民族国家有关”⑤。而具体到中国,他指出,“我们早已完成了由‘民族国家’向‘人民国家’的跨越。”⑥这里的“人民国家”在宪法中已经体现出来,即我们在对国家的属性判定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多维建构论。朱碧波从历史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生活共同体五个方面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问题。⑦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有着自己的运行逻辑,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有着强大的组织和影响力。笔者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多重建构及其逻辑》一文⑧中指出,中华民族建构的逻辑主要体现在:传统与现代结合、多元共存与同心圆结合以及统筹全局与协同治理结合等三个重要方面,三种机制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

   文化建构论。这一观点认为,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是生活于共同体中的人们的共同文化和心理的连接。关凯提出了“以文化政治为中心”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他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和族群意义上是多元的,但在政治上是一体的。如果我们把‘多元一体格局’理解为‘文化多元、政治一体’,其关键是在后者。后者的关键又在于政治的文化性。”⑩在关凯看来,“现代中国是在中华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演进出来的政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的中国人’的统称,是超越文化与族裔的政治共同体。”(11)

   民族主义建构论。张淑娟教授侧重从“民族主义”的角度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问题。她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和形成的影响,认为,“民族主义意识作为建构和解构的力量同时存在”,(12)并提出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首先,减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主义特征,尽量避免使用民族主义倾向的方法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强调中华民族认同并不意味着简单地用民族认同代替国家认同;最后,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同样不能忽视中国多民族的实际。

   除上述观点外,还有的学者从民族认同、宪法建构、制度建构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问题进行了论证和分析。这些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使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本内涵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就是基于一定的国情和环境,围绕各个民族的共生共存和发展,将多元的族群按照一定的价值、认同、制度进行联结、组织和建设的活动,其基本目的就是建立一种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然而也要看到,前面诸多学者的讨论主要聚焦在文化、制度、价值等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却很少注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家园建设状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13)1956年3月8日,他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说:“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14)在当代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就有不少学者分析了地理状况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影响。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专门设立了“中华文化起源于中华大地”“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等专门章节(15)对中华民族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张文木教授的《当代中国地缘政治论》也涉及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围绕长江黄河而展开的治水互动,“强化了中国内地的政治联系,加强了国家统一。”(16)在讲到京杭大运河时,他认为,“长城是为了抵御铁骑而在北方无障碍大平原上人工设置出‘四塞之固’,那么,京杭大运河则是为加强中国内地的物流而铺就的通途”,“大运河可谓是自长城以后又一‘大型国防工程’。”(17)这一工程大大降低了中国区域分裂的几率。因此有学者在评价到隋炀帝时指出:“我们认为隋炀帝兴建的东都、堑道、长城、运河、龙舟等每一项大工程在当时都其一定理由,都不是单纯为了享乐、游玩,可以说没有一件不是利在治国,而且实际上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隋炀帝可谓对中华民族,对于子孙后代做出了突出贡献。”(18)中国学者冀朝鼎认为,中国水利“基本经济区”,构成了中国历史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他发现,中国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是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而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的办法,用军事和官员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19)上述的论述重点分析了地理状况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领土空间建设的内容,但是,发生在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中的领土空间建设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有着怎样的联系?学术界还很少有人进行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本文下面的内容主要探讨这一问题。

   二、领土空间建设的基本涵义及其内容

   现代国家都建立在一定的领土基础上,因而现代国家又可称为“领土主权国家”。无领土,主权没有实施的空间,国族没有自己的家园。因此领土是主权国家之基,核心利益之所在,民族之所依。什么是领土?汉语词典解释为:“在一国主权管辖下的区域,包括陆地、领水、领海和领空。”在国际法中,国家在其领土上行使排他的管辖权,领土同时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对象,是国际法的客体。领土包括一个国家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是主权国管辖的国家全部疆域。艾尔登认为:领土“是一个人组成的集体(通常是一个国家)控制下的一片划定界限的空间。”(20)

   领土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空间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是对外性,即一国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胡安·诺格指出:“现代国家显然是一种‘领土国家’,这种说法更强调了不可侵犯是国家的本质特征”。(21)国家通过这一空间的确立,表明了其管辖的界限以及在此空间内所进行的事务不容他国的侵犯和干预。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各国之间相互依赖,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互联网络渗透其中,这种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主权的终结”(22),但这种“政治空间”的存在受到国际法的承认,这是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二是对内性,表示一个国家在其全部疆域拥有行使自己的意志和计划的全权,即一个国家在其边界内,可以确立和行使它的全部的社会计划,以及确立它的意识形态,并由此确立与领土相联系的主观和客观合一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对此,奈特和克夫曼(Knoght & Kofman)指出:“领土性通过与地方联系起来而不是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将权力具体化,换句话说,领土性可用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将某些需要社会控制的利益与承认这种控制的地方联系起来,来促进这些利益。”(23)从领土的两个涵义可以看到,领土不仅仅是土地,它还是所有社会交往行动和交往关系发生的空间基础。

   领土的获得和维护是国家的前提,领土空间建设是现代国家的长期任务。首先,一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是不断发展的,与之相适应,就需要一国为这种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随着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这一空间的建设内容会更加丰富。在《民族认同》一书中,史密斯指出:近代民族国家是通过税收、征兵和行政管理的行为而进行的,它不仅赋予了其管辖范围内的全部人口一种集体认同和公民忠诚的自觉意识,(24)而且在这种建构的行为中,“国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公民权利得到了拓展,新建造的基础设施将领土内聚力与遥远的各部分连接起来,并大幅度提升了边疆地区的交通网络,这些措施将越来越多的地区和阶层带到了民族的政治舞台上,创造出了‘英格兰’‘法兰西’这些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并激发了直到今天依然强烈的信仰与归属感。”(25)其次,国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一国之政府必须不断加强本国的领土空间建设,因为只有从天上到地下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并提升国家竞争力。

   因此,当一个国家获得了领土空间以后,就要不断地对其进行影响、加工和改造,不仅要使这一空间政治化,即对区域内的归属和布局进行设计、安排,并将其列入一定的权力的管辖下,而且也要对其进行人为改造,使其“有机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理空间,这是一国领土空间建设的物质基础,它以各种物质性网络建设作为核心内容,涉及铁路、公路、水路、江河水网,输电网络、饮水网络、油气网络、邮电网络、航天网络、卫星组网,“上天入地”“天人相通”,纵横交错,相互依赖,使本来的“无机”领土变成一个“有机”的领土。

   第二,治理空间。领土空间建设表明,一国政治权力为了实现其战略和意志和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社会生活需要,要借助物理和技术网络而形成一种对人员和各种物资的“有机”治理。

第三,文化空间。即不仅按照一定的国家意志、计划要求和民族特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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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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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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