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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泽旭:阿里巴巴的进化史与小资本主义的平台化

更新时间:2021-11-24 10:55:51
作者: 管泽旭   张琳  

  

   摘要:针对数字平台在中国的迅速扩张,本文以阿里巴巴为例,反思西方平台化研究的局限,质询本土语境如何塑造了中国的平台化进程。以小资本主义为本土语境的切入点,本文搭建了一个集纳国家、中小企业、风险资本、平台运作机制的整合性框架,用以分析阿里巴巴的进化史。本文提出,阿里巴巴瞄准并利用了小资本主义传统中国家与中小企业的结构性张力,通过不断调整与国家、中小企业、风险资本、平台机制的关系实现了平台扩张。强调语境化、历史化和多元力量的整合性框架打破了西方平台研究的标准叙事,为平台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平台研究;小资本主义;阿里巴巴;平台化;本土语境

  

   社交媒体平台、打车平台、外卖平台、民宿平台……随着多种多样平台在全球的涌现和扩张,平台和平台化成为信息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议题,平台研究(platform studies)也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者的新阵地。平台研究试着将技术可供性(technical affordances)和人的动态关系理论化(Gillespie,2010;Langlois&Elmer,2013;Van Dijck&Poell,2013),探讨这些要素如何塑造了各个社会的平台化进程。较之先前的互联网政治经济学研究,平台研究更强调平台依赖数据、依赖算法等技术特征。但平台本身并非单纯技术发展的结果,平台的发展紧密镶嵌于全球资本流通的脉络,是资本主义在当代大肆扩张的新手段(Srnicek,2017:8-13)。尽管现有平台研究探讨了技术机制、商业机制等多个面向,却常常局限于西方语境,忽视了平台化在具体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发迹于中国的阿里巴巴一直备受瞩目,这种关注在2014年其在纳斯达克高调上市后尤甚。创办于1999年的阿里巴巴至今已走过20年,从小型创业公司发展至今天多平台、跨地域的垄断性企业,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创办人马云的传奇故事在中外媒体广为流传,但是,阿里巴巴的平台化进程却很少被学者研究,也少有人质询现有的基于西方语境的平台研究理论能否解释中国语境中的平台化进程。

   本文踏入现有研究的盲区,以综合性的视野来审视阿里巴巴这一大型平台的演进历程。本文把阿里巴巴的发展放入中国社会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探寻本地社会传统对新技术产业的影响与塑造。同时,本文又把阿里巴巴的发展放回全球平台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把阿里巴巴从初创到垄断的发展史视作为全球数字平台发展的中国注解。

   在理论层面,本文质询:在中国本土的政府、公司、风险投资、小资本主义数字劳工的动态关系中,阿里巴巴这一数字平台的扩张和渗透是如何发生的?针对中国平台化的研究能否提供西方平台化的标准叙事之外新的研究路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搭建了一个整合型的分析框架,追踪阿里巴巴扩张过程中如何与国家、风险资本、小资本主义数字劳工、平台运作机制等各路力量勾连,如何在其发展扩张中呈现中国语境的平台化历程。在分析中,我们强调平台扩张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并谨慎避开技术决定论的陷阱。通过对阿里巴巴历史的梳理,本文指出平台经济如何继承并重新改造了中国的小资本主义传统,以及中国平台在风险资本、经济转型、算法的基础上如何形成了层出不穷的商业策略,并借此在小企业主和国家的张力中谋利。我们提倡以整合性的框架审视中国平台化进程中的多样化且异质性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将平台化理解成为具体社会语境中各方力量围绕平台展开的不断连接、协商、断裂的一组动态关系。

   方法上,我们把自2009年至2017年间收集的关于阿里巴巴和中国电子商务的资料汇总起来。分析资料还包括通讯作者在过去十年在实地田野中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包括亲自参与在杭州举办的淘宝企业家峰会,考察分别位于山东省和浙江省的两个淘宝村,参与了在浙江的淘宝村峰会。为保护个人信息,受访者在正文中皆被匿名化处理。

  

   一、整合视野下的平台资本主义

  

   本文试图与现有三支研究路径,即平台研究、中国互联网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人类学,发生对话,以此开辟一个研究中国平台化的整合性框架。在展开个案剖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本文在研究脉络中的位置。

   (一)从平台到平台资本主义

   平台是当代社会无可回避的日常生活,也是信息化语境下的新兴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平台是以计算技术搭建的、可编程的、用以连接不同用户的信息构造(Gillespire,2010;Van Dijck,Poell&de Waal,2018;Planti&Punathambeka,2019)。平台研究兴起于媒介研究和传播学研究,发展成一个有多个面向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强调平台的计算和技术属性(Bogost&Montfort,2009;Langlois&Elmer,2013)。新近的研究则采取了一种整合性的方法,探究平台通过哪些技术和非技术的手段有效地运作起来(Nieborg&Poell,2018;Dijck&Poell's,2013)。例如,大卫·尼博格(David Nieborg)和安妮·赫尔蒙德(Anne Helmond)(2019)认为,Facebook有意识地建立并运用了商业和技术的双重机制,进而使最初的社交媒体演化成体量庞大的数据技术设施;塔勒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2010)则指出,“平台”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为构建的话语机制,“暗示进步和公平,似乎会支持每一个站在它上面的人”。通过这些具体的运作机制,平台在社会中迅速扩张,成为信息社会中的“基础设施”般的存在(Planti&Punathambeka,2019;Plantin&de Seta,2019)。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带来了对当代数字平台技术-商业和文化机制的大量洞察,凸显了在平台化冲击下以技术为中介的权力协商。现有研究关注平台运作的新技术工具,这固然很重要,但某种程度上也阻碍学者把当下数字平台的发展放回资本主义的历史脉络,且忽视了它在具体国家演变中的本土性。另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仍然存在于当下的数字平台研究中,这使得当前的平台化研究仅仅关注到了部分社会语境中的平台发展。西方语境的平台化发生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脉络中,欧美社会平台化的背景包括自由市场之上逻辑的全方位渗透、福利社会系统的后退、以及相应的灵活就业盛行。而中国平台化则根植于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放开市场、但仍对宏观经济有干预的环境之中。中国上千年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这一历史传统的改造是当代平台资本主义萌生更深厚的土壤。基于西方语境的理论研究能否帮助我们对本土语境进行理解,抑或,限制我们的理解(周黎安,2019)?平台化如何在全球维度上塑造资本主义仍需要深入的探讨,特别是数字平台如何嵌入中国这样的非西方社会亟待研究(De Kloet,Poell,Zeng&Chow,2019)。

   为了回应平台研究的这些问题,本文将研究聚焦到平台化进程在历史和社会维度上的演变,而非去背景化地看具体的平台运作机制。一些学者已经致力于此类研究,其中颇为突出的有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2016)对北美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化书写;范·迪克(Van Dijck)、托马斯·波尔(Thomas Poell)和马丁·德·瓦尔(Martijn de Waal)(2018:7-30)对平台社会中微观平台机制和宏观地缘政治的多层次分析;以及很多学者将基础设施研究同平台研究结合起来的努力(Plantin&Punathambekar,2019;Plantin,Lagoze,Edwards&Sandvig,2018;Platin,2017;Parks&Starosielski,2015)。

   (二)平台资本主义与小资本主义的中国合流

   本文一方面继承平台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同中国互联网政治经济学建立对话(Hong,2017;Jia&Winseck,2018;Shen,2016;Zhao,2010),特别是借鉴这一领域对国家、平台、风险投资互动关系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提出,中国自上而下的信息化建设在基础设施上为阿里巴巴这样的私营平台铺好了路,与此同时,国家仍能通过行政制度和法规对数字平台有直接或间接的介入(Hong,2017;Shen,2016;Weber&Jia,2007;Zhao,201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力发展的信息化建设实际上加强了政府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Hong,2017;Shen,2016)。此外,中国互联网平台本身是高度全球化、资本化和金融化的产物,它们从诞生之初就镶嵌在国际投资银行、风险资本或其他外国资本构成的全球网络中(Jia&Winseck,2018)。这些交叉连结的政治经济力量构成了中国平台化的一部分,使得国家-平台、平台-资本的关系存在时时变化、不时冲突的特点(Peck&Zhang,2013)。

   这些对中国数字平台宏观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较少关注社会和历史因素如何构筑了平台使用者的实际体验。本文关注的用户主要是成千上万在阿里巴巴平台上谋生的中小型企业主,而非电子商务平台的消费者。一些中国互联网研究者认为平台的技术属性是“中性”的,并可以“被特定的行动者征用”,进而弱化了技术本身的能动性(Poell,de Kloet&Zeng,2014)。本文则试图用历史化和语境化的方法修正这点,将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历史与社会的特殊性、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同平台研究关注的技术属性联动起来。

   对中国互联网宏观视角的分析也较少关注平台劳工的问题,平台劳工问题仍然是中国互联网政治经济学中的薄弱环节。通过对阿里巴巴小业主的关注,本文也尝试充实逐渐崭露头角的中国平台劳工研究,丰富这一领域的认识(吴鼎铭,2017;蔡润芳,2018;Tai&Hu,2017;Zhang,2017;Chen,2018;Chen&Qiu,2019)。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处理平台中小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而是将中小企业视作平台劳动的贡献者,着眼于平台与中小企业的劳动关系。

为了弥补平台研究对本地历史传统的忽视,也为了弥补中国互联网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对中小企业、小创业者的低估,本文又借鉴了历史人类学中小资本主义这一理论视角。以中国小资本主义传统为线索把作为小资产者的平台劳工与国家的互动关系纳入讨论。根据艾伦·斯玛特(Alan Smart)和约瑟芬·斯玛特(Josephine Smart)的定义,小资产者是指“雇佣少量员工、且自身深度参与劳动过程的个人或家庭”(Smart A&Smart J,2006:3),“常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组织生产,“有时也依赖于亲缘关系之外的人际关系”,如同学、朋友(Smart A&Smart J,(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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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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