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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孙志刚与中国农民的择业自由

更新时间:2021-11-24 10:34:36
作者: 王辉(浙江)  

  

   内容提要:自孙志刚事件发生以来,社会各界大都从人身自由的法治视角进行解读,并由此产生限制公权力和建立违宪审查的制度诉求。本文通过对古代和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分析,指出收容遣送制度和暂住证制度所要控制的并不是人身自由,而是择业自由。确切的讲,暂住证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就是通过控制人身自由的极端方式来控制农民的择业自由,孙志刚正是因此而死。如果说万里的农村改革让中国农民拥有了劳动力产权,并进而去争取择业自由,那么,作为一个“改革后”,孙志刚就是以生命的代价,让这种择业自由获得国家的合法性保障。

   关键词:  孙志刚  择业自由    人身自由   收容遣送   暂住证

  

   一、人身自由还是择业自由:孙志刚因何而死?

   (一)孙案过程 [1]

   孙志刚,1976年9月生于湖北黄冈市陶店乡幸福村,2001年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工作。2003年2月——大概是春节过后——来到广州,在一家服装公司做美术平面设计师。初到广州二十几天后亦即3月17日晚上,他在前往网吧的路上,由于没有办理暂住证且没有携带身份证,被警方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孙到派出所后,由两名“辅警”做了笔录。在这份有点奇怪的笔录中,孙志刚被问及有无固定住所、稳定生活来源和合法证件时,所答已无可考,填写的竟均为“无”。

   次日(3月18日)凌晨2时左右,孙志刚被送到天河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随后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3月18日上午,孙志刚向中转站护师报告自己有心脏病,要求放他出去或住院治疗。实际上,孙志刚并无此病,他之所以如此,据他的一个朋友猜测,“或许是他以为医院的待遇会更好一些”。据本文研究者认为,孙志刚是想以此引起官方的同情能提前获释。在此之前,孙志刚已有两年的社会经验,应当知道被收容之后就难逃羁押遣送的下场。

   然而,中转站并没有将孙志刚释放,而是将其送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时间是3月18日晚上11点。当天晚上,在救治站保安乔燕琴的指使下[2],孙志刚受到来自8名被收容人员的集体殴打。3月20日上午,孙志刚被宣告死亡,时年27岁。

   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发了一篇名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报道,举国哗然,中央领导雷霆震怒,学界人士上书全国人大,社会民众通过书信、电话和网络群起而攻之。

   6月9日,18名涉案人员在广州市法庭受审,1人被判死刑,1人死缓,1人无期,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来大约100年。同时,包括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卫生局副局长、民政局副局长等20名官员受到行政处分。

   (二)孙志刚事件的研究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群体中有几起非正常死亡事故,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学界的研究。例如,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导致87名打工者丧生,社会学者谭深女士由此开展了研究。2008年,富士康13名员工相继跳楼自杀,社会学者潘毅女士对此作了研究。2012年,打工诗人许立志跳楼自杀,引起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的关注。然而,论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而言,上述事件都难以比及孙志刚事件。

   就我个人而言,自2003年以来也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然而,较之我其它的人物研究,孙志刚事件却是最难研究的。其一,这一事件虽有某些细节隐诲未能公诸于世,但事件大体过程通过媒体业已基本清楚,要纠结如此来写文章,恐怕也只是一篇东抄西摘的新闻报道。其二,作为人物研究,对研究对象肯定会产生感情的共鸣,十五年来,我每每想及此事,都未尝不情绪波动剧烈,但价值中立的原则又使我意识到,若仅凭情感写作最终形成的可能是一篇散文作品。其三,说白了,最困扰我的是,长期以来,我无法从某个学术概念和理论角度来分析孙志刚事件。

   我的研究困惑,乃是由于学术界和新闻界在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所制造的舆论场和思维模式所导致的。

   自2003年4月孙志刚事件经媒体公开以后,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立即对此作出反应,但大都是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进行解读的,主要是认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法规即《收容遣送办法》违反了《立法法》,而且解读者似乎是想凭借这一事件达到建立和完善“违宪审查”和“特别调查程序”这一司法制度的现实诉求目的[3]。由于孙志刚事件的宏大性,又由于所谓宪政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所以上述解读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空洞。

   依我个人所见,迄今为止,关于孙志刚事件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的论文仅有两篇。一篇是法学意义上的,即马岭的论文《孙志刚案的启示:违宪审查还是违法审查?》[4](马岭,2005),该文论证较为具体严谨,但主要是从学理上分析“违宪审查”与“违法审查”的区别,而不是探讨孙志刚事件过程。另一篇是新闻学意义上的,是张志刚、甘晨的《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述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5],但他们同样不是分析孙志刚事件的起因与后果,而是主要研究2003年至2013年间新闻界对于孙志刚事件的报道策略,从中可以见出媒体主要是从“法治”的角度来开展报道的。

   2003年12月18日,孙志刚的葬礼在故乡举行,其墓碑上镌刻了一句话:“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从孙志刚事件发生以来,社会的解读方式大都是基于“法治”。如果宽泛的理解,这样的解读固无不可,但仔细思考一下就发觉意犹不足,也就是说:孙志刚究竟为什么会死,以及他的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改变,我们至今并没有探讨明白。

   那么,众说纷纭的“法治”究竟是指什么呢?

   从众多文章言论来看,大都指向人身自由。这样理解,我们当然会为警方滥用职权而愤愤不平,并进而思考违宪审查这一宏大命题。

   可问题在于:收容遣送制度以及暂住证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侵犯人民的人身自由吗?当然不是,侵犯人身自由只是手段,控制人民的择业自由才是收容遣送制度的目的。

   我们知道,《收容遣送办法》颁布于1982年,这一年,万里和杜润生主导的农村改革已大获成功,包产到户的农民,已大大缓解了温饱问题,拥有了劳动力产权的他们,开始打算外出打工——其方式之一包括宪法学者张千帆等人所赞同的“流浪乞讨”[6]。然而,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由于中国政府的犹疑,农民并没有获得择业自由的权利——2003年,孙志刚正是因此而失去人身自由,并进而因此失去了生命。

   二、择业自由的制度变迁

   (一)迁徙自由与择业自由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讨论户籍制度时总会谈到从内地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问题,认为现行户籍制度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

   无独有偶,当学者们在讨论迁徙自由时也总是提及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可在理论上,关于迁徙自由的性质是民事自由、经济自由还是政治自由,学界并无一致的共识;而且,关于迁徙自由的定义和范围,学界一般将其纳入民事意义上的人身自由的范畴即主要包括行止、居住的自由,没有哪一个学者,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宪法和国际法将迁徙自由明确地罗列为行止自由、居住自由、择业自由。

   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含糊与不一致,导致我们在分析问题之时产生错位与笼统。例如,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迁徙自由,而必须从迁徙自由中的某一项自由来讨论人口流动问题。有时候,我们明明是谈农民的择业自由,但是却从行止自由、居住自由的定义出发。

   本文的主旨不在于讨论迁徙自由的学理,而只是说明,即使从原理上来讲迁徙自由并不包括择业自由,但在现代社会,择业自由与迁徙自由问题紧密相关;或者说,在中国,如果要谈论迁徙自由,首先还是得从择业自由入手。

   例如,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农民的行止和活动——从家乡到外地、从农村到城市,并找一个地方居住(一般是工厂宿舍、建筑工地、出租房),其初始目的和最大目的是就业,而决不是旅游、学习、探亲。

   又如,孙志刚的被收容,其真正原因,并不是官方要完全否定农民的人身自由,而是当时的官方认为农民没有择业自由的权利。

   一句话,所谓暂住证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不过是政府通过剥夺农民的人身自由的极端方式,来限制农民的择业自由的权利,从而达到维护地方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某种秩序的目的。

   下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中国人择业自由的权利。

   (二)历史上的择业自由

   有史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人口的调查统计制度,而是一个综合性社会制度,其功能除了征税、征兵、治安之外,还包括就业安排——也就是现代国家宪法中的劳动权。可以说,古代中国政府承认人民的劳动权并给予保障。但是,一个人要从事什么职业——一般都是以种地为生,在什么地方就业以及居住生活,却必须服从国家的安排。如果要离开居住地和工作地到外地谋生,改变士农工商的职业身份,必须得到国家的许可,但通常国家是禁止这样做的。

   从应然的角度批评古代国家缺乏迁徙自由固无不可,但在农业社会,人口与劳动力之间的配置必须恰当,有人无地、有地无人肯定无法发展生产力,人多地少、人少地多也会影响生产效率,进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由此而言,中华文明已最大程度地合理配置了人地资源,其中,户籍制度功不可没,尽管有不合理之处,但却也是“必要之恶”。中世纪以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要普遍好于欧洲及世界各国,即使是清代,尽管中央专制集权达到历史最顶点,但比较一下中国和俄国就会发现,在社会劳动力中前者都是自由民,而后者则大多是农奴。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也标志着人口流动——作为现代社会属性的出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的农奴和美国的黒奴获得解放,英国的议会政治也开始向工人阶级开放。与此同时,中国农民从内地前往上海或前往东南亚、欧美国家务工经商也一时成为风气,1911年清政府颁布《户籍法》时还承认了人民的迁徙自由权。1912年以后,民国历部宪法均承认人民的自由迁徙权。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中国毫不迟疑地走上工业立国之路,按理说,人民应当会获得择业自由的权利,但由于中国采取了计划经济模式,所以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所缺少的以及自清代以来所拥有的一丁点择业自由、流动自由和居住自由则完全被否定和禁止,而且,其控制程度之严密,不仅远超古代中国,连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老大哥也难以企及[7]。何以如此?因为,所谓择业自由,说白了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中国农民连劳动力都不属于自己,又如何出卖呢。

   因此,万里的农村改革,虽然没有让农民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却让农民获得了劳动力的所有权,从逻辑上讲,农民必然去争取择业自由的权利即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买家确定是谁以及从什么地方找到买家。

   (三)1980和1990年代的择业自由[8]

从1980年代起,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人口流动的问题就开始困扰中央高层领导人。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央领导人对此忧心忡忡;剩余劳动力必须转移就业也是中央领导所一致同意的,但问题在于怎么转移、转移到什么单位、什么地方,中央的心里并没有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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