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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孙志刚与中国农民的择业自由

更新时间:2021-11-24 10:34:36
作者: 王辉(浙江)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政策是犹豫、模糊和矛盾的。例如,1982年宪法没有恢复迁徙自由的规定固然是个缺憾,但是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也并不代表国家完全否定这一权利。又如,在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务工、经商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同年施行身份证制度也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外出流动,以及同年实施的暂住证制度也表明政府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某种允许。可矛盾的是,当始于1980年代的民工潮终于在1990年代全面兴起之际,也正是暂住证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这两部恶法的横行之时。

   那么,到底如何分析上述矛盾呢?或者说,中国政府对于农民的就业政策究竟是怎样安排的呢?

   1、就近转移

   这个政策是基于分配社会资源的考量,通俗表达就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正式形成于1980年代中后期。第一,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所有农民都进城,国家无法向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让中央领导觉得找到了一条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新路子。因之,在1980年代,国家虽没有完全禁止农民的流动,但主要还是倡导就近转移。第二,城市的就业资源应当优先向市民提供,例如,1980年代要用于优先安置返城知青,1990年代要用于优先安置下岗职工,最终在1990年代许多地方政府都明确制定了“先城市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的“职业保留法”[9]。

   2、有序转移

   这是1980年代政策的升级版,形成于1990年代,是基于控制社会秩序的考量。第一,它承认农民进城打工的事实,但认为要服从国家的计划秩序,所以1990年代国家的政策表述中时常可见“有序转移”、“有序流动”的字眼,反之则是“盲流”。第二,这个政策更加强调秩序控制,而这个秩序就非常广泛了,不但包括就业,还包括治安管理、交通运输、计划生育等等。第三,由于秩序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肯定要采用一切手段来维护。手段之一,就是坚持就近转移,不鼓励或者说反对农民外出打工——许多计划主义思想和地域主义观念浓厚的官员尤其强调这一立场。手段之二,就是利用国家机器,通过控制和侵犯农民人身自由的方式,来限制农民的流动。尽管国家的目的是控制择业自由而不是人身自由,但是,再也没有比控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更能便捷奏效了。因之,在1990年代直至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前,十余年间,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遭到收容遣送。这也就是为什么,1990年的人口流动规模要超过1980年代,但国家的控制措施也要远远强过1980年代的真正原因。

   (四)孙志刚与择业自由

   现在,我们结合孙志刚事件的过程,再来分析一下他的死与中国人的择业自由之间的关系。

   3月17日晚上,孙志刚在广州大街上行走时被警方带进派出所并被送进收容站,他由此失去人身自由,并最终失去生命。他的失去生命,是由于受到殴打。他的失去人身自由,则经历了两个行政程序。

   第一个程序,当他在大街上行走时,碰到正在巡查的警察,由于他没有暂住证,因而被带进派出所。

   作为户籍制度的延伸,暂住证不仅仅是一种人口登记和治安管控制度,还是一种就业许可制度,因为根据各地法律规定要获准办理暂住证,必须提供由劳动部门审批的就业证明。所以,警方在办理、检查暂住证的执法过程中,不仅仅是履行治安的职责,也同时在履行了国家关于农民就业的管控措施。

   第二个程序,在派出所里,孙志刚被警方有意当作“三无人员”送进收容站。所谓 “三无人员”,一般是指无合法证件、无合法居所、无正当生活来源。这三无之中,最后一项就与农民的就业相关;第一项所谓的“合法证件”,除身份证、暂住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就业证。如果说暂住证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控制人身自由,那么收容遣送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农民的择业自由 [10]。

   因此,公安是通过政府对择业自由的限制来剥夺农民的人身自由,而政府则是通过过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限制农民的择业自由。

   由上可见,尽管从表面上来看,孙志刚的非正常死亡是由于政府部门滥用警权侵犯人身自由所致,但实际上,政府的目的既不在于要剥夺孙的生命权,也不在于要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而是要控制他的择业自由。

   从这个意义讲,孙志刚的死,并不是当时的中国农民缺乏人身自由权,而是因为缺乏择业自由权所导致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人身自由的角度来思考,就像这一事件发生以来所有的媒体和法学家所做的那样,我们会容易地进入违宪审查的思考路径,这样做固无不可,但却无法真正解释事件的真相,也是在实际过程中很难操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务院为什么在孙志刚事件发生之后,会立即废除《收容遣送办法》,因为要实施违宪审查一则对于行政部门而言是自讨没趣,二者改革风险太大;而废除《收容遣送办法》,一者是国务院的权力所在,二者赋于农民以择业自由的权利,已是当时中央高层的共识所在。

   (五)择业自由与中央高层的共识[11]

   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对于人口流动就业的态度是犹疑矛盾的,特别是在199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都为此反生了无数次的争论——而且很多时候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聚集了许多外来人口的大都市和小县城之中,持反对意见者居多。

   但是,到了2002年前后,中央的态度明确了,开始坚定支持农民外出进城务工。2002年初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各地要清理、取消不合理的限制和乱收费,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提供方便,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强管理和引导。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2002年11月,中共在十六大报告中也提及农民工问题,此前中共历届党代会都对此不置可否,此后在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中关于农民进城则是必不可少的议题之一。

   就这样,一方面收容遣送制度积累了太多的民怨,另一方面中央高层已开始形成共识,明白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做法再也不合时宜了;况且这时候民工荒问题已从珠三角悄然出现了。

   就在这个时间节点,由于孙志刚事件的发生,让举国上下都将眼光投向不合理的暂住证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志刚事件也是时势造英雄。

   三、孙志刚的思想与个性

   2003年,当孙志刚事件公诸媒体之后,我就有了这样一个判断:他之所以被有意收容,并被打死,是因为他进行了反抗。

   3月17日夜间12点,当孙志刚的两位同事“带着身份证和钱”来到黄村街派出所要求保释孙志刚时,却被警方拒绝了。为什么其他人可以被保释而孙志刚却不能呢,据一个广州本地朋友分析,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犯了事”,二是“顶了嘴”。事实证明孙志刚并没有“犯了事”,而是“顶了嘴”。当夜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同事成先生看到孙志刚,偷偷交谈中,“孙志刚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 [12]。”

   孙志刚在派出所跟警察发生冲突,后来在公安部录制的纪录片《光荣与使命——党的十六大以来公安工作巡礼》中通过一位公安部官员的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那么,孙志刚为什么会反抗呢?答曰:跟他的思想个性有关系,他的死,既是时势造英雄,也是英雄造时势。

   孙志刚生于1976年,是村庄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个年龄段的人还有着许多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而不全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且,他在大学里读的又是艺术专业。在亲朋师友眼里,孙志刚“很有才华,有些偏激,有些固执”,简直就是一个“文青”或者“愤青”[13]。据一位同学说,孙志刚“很有自己的想法,不过遇事爱争,曾经与她因为一点小事辩论过很久[14]。”孙志刚的弟弟说,“他社会经验不多,就是学习和干工作,比较喜欢讲大道理”[15]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猜测,孙志刚在派出所跟警察顶嘴时肯定讲了一些“自由、人权、法治”之类的“大道理”,尽管他像所有这个时代的青年一样对这些话语的内涵的并不真正完全理解。但他的顶嘴、反抗与大道理,引起了警察——按照公安部一位官员的说法——“情绪化”的反应,结果被故意当作“三无人员”予以收容。

   如果仅止如此,孙志刚也断不至死。然而,到了救治站之后,孙志刚又进行了反抗,他摇动铁窗大叫:“我叫孙志刚,达奇服装公司员工,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在里面挨打[16]。”

   孙志刚的这种做法,引起保安头子乔燕琴的反感,于是——根据公安部纪录片的说法——“因其吵闹,唆使8名被收治人员对其多次殴打”。这8名人员也同样是外地打工者,后来都被判刑,他们也同样是收容制度的受害者,打人也是被迫为之,否则会成为第二个孙志刚。乔燕琴被判了死刑,他是个来自山西的打工者,媒体报道他性格蛮横粗暴,但根据阿伦特的观点来看他不过是展现了在国家暴力机器支持下的“平庸之恶”罢了。

   孙志刚的反抗,跟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有关系。

   尽管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的本地人和官员眼里,所有的外地人都是农民工和乡巴佬,但其实当时的流动人口群体已出现了社会分层现象。孙志刚是一个外地人,但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外地人,而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孙志刚是一个打工者,但他并不是工厂一线的底层农民工,而是一家企业的白领职员。孙志刚所拥有的知识资本、社会资本、职业资本,绝非一般农民工所能比及。

   正因如此,孙志刚的死才会让《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感到具有新闻价值,并引发全国舆论的轰动效应。当然,他的外地身份,又让人联想到同是外地人的广大农民工,让此前十多年间几千万农民工所受到的非法侵害与不公正待遇得以曝光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孙志刚是替广大农民工而死,替所有外地人而赴难。这有点类似于韩国的全泰壹事件。1970年11月13日,22岁的韩国工人全泰壹自焚,这是韩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韩国知识界人士从此开始参与工人运动并推动了韩国的民主进程,而这正是全泰壹生前所一再希望并为之自焚的原因。

   2003年6月——孙志刚被打死3个月之后,在温家宝总理的主导下,《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与此同时,公安部也改革了暂住证制度,并特地利用高科技手段还原了孙志刚挨打过程的监控录像并在内部教育播放,全国2000多个县级以上公安官员都参与了针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从那时起,全国180万公安民警以及人数可能达到百万之多的村镇民防队员都不再因为暂住证问题而在大街上、汽车站、出租房里到处抓人了,奇怪的是社会治安秩序并未为之大乱,可见此前的想法纯属多虑。

   这时,孙志刚的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句话:以后打工的孩子,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17]

   因之,如果说收容遣送,是1980和1990年代中国农民在进城就业过程中的命运写照。

   那么,孙志刚——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生于农村的大学生,则将命运变成了一种使命,尽管他对这种使命也许并不特别了解,但历史已经证明:如果说万里的农村改革让中国农民拥有了劳动力产权,并进而去争取择业自由,那么,作为一个“改革后”,孙志刚就是以生命的代价,让这种择业自由获得国家的合法性保障。

  

作者简介:王辉,男,任职于浙江民营企业,研究方向为流动人口、企业家精神、知识社会学,出版有学术专著《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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