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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卫华:比较政治“学”?——学术史与学科性的反思

更新时间:2021-11-23 14:51:22
作者: 汪卫华  

  

   内容提要:作为美国政治学发展特定进程中形成的、以“外国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比较政治研究并非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本文通过考察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演生史”以及中国政治学科重建以来对“比较政治学”的引进过程,从学问、学科、科学三重意义上,讨论了19世纪末现代政治学逐步成型以来,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从“比较政府”到“比较政治”、从“科学自觉”基础上的“学科自觉”到“方法自觉”的发展历程、知识特性与经验教训,力图澄清比较政治研究的若干模糊认识;同时对照美国比较政治“学科化”的经验教训,探讨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改善空间与当前任务,即从“学科自觉”迈向“话语自觉”与“知识自觉”。

   关键词:比较政治学  政治学知识论  美国比较政治研究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

  

   比较政治是“学”吗?乍看上去,这是常识;但这个“学”字,到底是指“学问”“学科”还是“科学”?我们谈论“比较政治学”时,究竟是指关于“比较政治”这一客观对象的“系统知识”(学问)、按照学问性质划分的“门类”或“教学科目”(学科),还是反映某类特定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科学)?三重义项相互关联,略加整理,不妨归结为三个问题:(1)作为“学问”,比较政治学到底是关于什么研究对象的学问;(2)作为“学科”,怎样的“学问性质”,尤其是需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可能让比较政治成为自成一体的学科门类;(3)作为“科学”,比较政治能够以何种方法揭示“客观规律”。

   一、引进来的“学科自觉”

   中国有三千余年未曾中断的政治实践经验和深厚思想传统,但“政治学”却无疑是近代西洋舶来品。不过,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国内的政治学学科划分习惯与欧美学界差别较大,我国现行研究生培养目录内,政治学下列的二级学科有“中外政治制度”却没有“比较政治”;受“政法”传统影响,国内政治学科恢复早期与“比较政治”相关的课程与教材名称也主要是“比较政治制度”。

   1987年,王沪宁所著的《比较政治分析》和曹沛霖等翻译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同年出版,前者是国内学者第一本较为全面的比较政治论著,后者则是国内首部冠名“比较政治学”且被广泛使用的引进教材。也是在1987年,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首个中译本在国内推出,此后两年间,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多个中译本陆续面世。上述著作与译著的出版,堪称比较政治在当代中国政治学界确立最初地位的标志,对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与教学影响深远。此后三十年间,国内学界陆续译介了不少比较政治专业著作,引进的教科书也有10余部。2016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领衔翻译的《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由人民出版社推出,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正式出版的篇幅最大的比较政治专业参考书。中国内地学者编著的“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制度”教材自21世纪以来亦陆续面世,迄今已有20余种。专业论文方面,除大量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比较政治研究成果之外,2010年创刊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持续出版至今,刊发了大批国内学者的比较政治研究作品。可以说,30余年来,国内政治学同仁从有意识地学习、引进西方成果开始,教材编纂、科研发表、人才培养等方面逐步正规化,已经确立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学科自觉”。

   伴随着学科意识的强化,原本在美国政治学界惯用,与“政治理论”“本国政治”“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对举的“比较政治”,被国内同仁习惯称之为“比较政治学”。与此类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也越来越频繁地用“国际关系学”取代“国际政治”或“国际问题研究”这样的传统说法,或者把“国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当作同义词。但“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都是相对于“国内政治”而言的,一望即知有明确所指的对象;而所谓“比较政治”和“本国政治”,除研究者视角上“他者”与“自我”的差别之外,其实都是以各国“国内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当然,中文语境里“中国政治学”“国内政治学”“外国政治学”都难免产生歧义,但这并非国内政治学界顺理成章地接受“比较政治学”这个标签的主要考量。

   究其根本,在引进和塑造“学科自觉”的同时,我国政治学界并未特别留意斟酌欧美政治学中具体研究领域的划分到底是怎么来的,只不过依照一般的术语标签惯例,把比较政治研究称为“比较政治学”,却往往忽略了这个说法在中文语境之中是否符合一种“学问”或一项“学科”的命名习惯,是否有明确清晰的语义边界。

   当然,也有学者赞成阿伦·李帕特(Arend Lijphart)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是政治科学分支中唯一以研究方法而非依照其研究实质内容加以界定的分支”。倘若对照“分析化学”这样看似由“方法”界定,实则就是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分支学科,李帕特的说法不但近乎文字游戏,更容易让人混淆“比较政治”与“研究方法”。比较政治研究既有大样本的跨国比较研究、若干国家(狭义的)比较研究,也有单一国家(个案)研究,并非只有涉及两个国家以上的研究才能叫作“比较政治”。显然,除了规范性政治研究之外,经验性政治研究规矩都是一样的,不分国内还是国际。

   因此,“比较政治是以方法划界的政治学分支学科”本身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如果不澄清其研究对象、实质内容,界定清楚其内涵和外延,“比较政治学”就不过是引进来、照着讲的“方便标签”,也无益于确立真正的“学科自觉”。

   二、作为“学问”的比较政治:研究对象如何变成外国政治

   与国际关系不同,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的研究对象都是“国内政治”,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追求上,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本无实质区别。比较政治被缩减为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正如潘维教授所言,“‘本国政治’被政治,而非政治学,赋予了特殊重要性。……‘本国政治’不仅要改善对本国政治的理解,更被政府赋予向本国国民说明本国政府和政体正当性的任务”;另一方面,这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社会科学各学科演进分化的特殊轨迹塑造的特定历史结果。

   作为独立的学科,现代政治学主要是19世纪下半期在美国从历史学之中分离出来的。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英美政治学开创者们深受德意志“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与历史导向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影响,形成了独立建制的所谓“政治科学”。但彼时英文语境中的“科学”,并没有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之后那种与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作严格区分的“科学”涵义;这里的science只不过与德语里的wissenschaft相近,指“系统化的知识”罢了。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高校中政治学相应教席逐渐从“历史与政治”或“政治经济学”分出单设。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政治学完成了早期建章立制,但教学和研究仍以哲学、历史和法律交织的内容为主。“随着美国大学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创新,美国将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加以建设,这开辟了新天地,也为比较政治作为政治学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开辟了道路。”19世纪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生物进化论)的蓬勃发展,欧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和公共问题,造就了新的时代氛围,加上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人倡导“实证主义”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认识现实政治现象、刻画欧美先进国家政制特征”成为新兴的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理论及“历史主义”的显著特点。这一时期政治学家的工作主要是“描述”,即研究政府的“正式–法律制度”,并就一些制度改革问题(包括内战后美国采取的各种重建改革措施,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的宪制变革等)提出他们的主张。最早一批政治学家的知识背景基本还是比较法、历史学和古典政治思想,因而,把英美法德奥等“先进国家”的宪制与政府体制作对比,构成了早期政治学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即从“比较法”转化为“比较政府”。至于“比较政治”这个说法,原本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A.弗里曼(Edward A.Freeman)在1873年杜撰出来的,然后被美国政治学界普遍接受,待到被英国和欧陆政治学界袭用,却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了。

   换言之,现代政治学形成之初,规范性的“政治理论”与描述性的“比较政府”是其主要内容。这时的“比较政治”等于“比较政府”(主要比较英法德意美俄日等“列强”的政府),且与“比较宪法”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一比较政治研究传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所以,民国时期留学英美法等国的中国第一代政治学者,除了研习西方政治思想之外,他们所受的训练和对比较政治的基本理解就是“比较政治制度”或“比较宪法”。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初期,大家所接续的也还是这个传统——但彼时西方政治学已经进入了“后行为主义”阶段,“理性选择革命”也已悄然开始了。

   尽管“比较政府”是政治学形成之初的重要内容,但美国政治学在“进步主义”时代氛围下,很快转向了寻求“本土化”,其标志就是以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国会政体》(1885年)、《国家论》(1889年)、《美国宪制政府》(1908年),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的《政治与行政》(1900年),和本利特(Arthur Fisher Bentley)的《政府过程》(1908年)为代表的、基于美国政治实践经验提出的各种描述性“新理论”。尽管激愤于“镀金时代”美国政治的腐败,威尔逊在《国会政体》中把英式议会制奉为“先进”;尽管本利特在《政府过程》中提出的利益集团政治分析路径要到40年后才广受重视;尽管提出“政治与行政”两分的古德诺在袁世凯“洪宪称帝”前夜扮演了颇为滑稽的角色,但这些真正摆脱了欧洲“历史主义”和比较法学传统的美国政治学早期经典,预示着新兴的政治学科开始直面现实、走向成熟——重要的不是“照着讲”,而是基于本土现实问题给出新回答、提出新理论,这是美国政治学在进入20世纪之际确立其独立地位的关键一步。这种“本土化”转向的自然结果,就是“美国政治”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取代“比较政府”成为美国政治学最核心的关切之一。并且,这套新理论框架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经验的“普适表达”,既有意识地与英国及欧陆知识传统展开对话,也顺理成章地为美国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化为“世界标准”预留了广阔空间。

因此,“比较政治”在美国政治学中成为与“本国政治”并立的研究领域,其实恰恰是“美国政治”研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初步成熟的副产品。尽管“比较政府”或“比较政治”的内容与形式变化不大,但在本国政治研究领域已形成了新的话语系统和理论关切。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为领军人物的“芝加哥学派”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拉开了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的帷幕。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受心理学和实用主义影响的政治研究新方法以及理论兴趣上的转向,还没有对“比较政府”的公法研究传统产生实质影响;但“美国政治”研究的兴旺,将“比较政治”压缩成了不包括本国在内的“外国政治”研究。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成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除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外,世界各国政治学独立建制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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