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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卫华:比较政治“学”?——学术史与学科性的反思

更新时间:2021-11-23 14:51:22
作者: 汪卫华  
基本都受到了美国政治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美国产生的“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两分法也因此成为各国政治学界通例。

   总之,从1880年算起,回顾美国政治学的前70年,我们不难发现,“比较政治”研究对象的厘定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学形成学科自觉、建章立制,把“比较政府”确立为政治学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第二阶段则是在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中,突出“美国政治”的地位,确立新的核心关切,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并在美国政治研究中率先导向“行为主义革命”;与之相应,“比较政治”的范围则被压缩为对“外国政治”的研究。其实,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以“比较政府”为内容的“比较政治”,不但在研究视野上并没有明显拓展,在研究方法上更缺乏改进的自觉,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有吸引力的“新学问”。

   三、作为“学科”的比较政治:问题意识与知识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三重变化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革命性繁荣创造了条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逐渐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成为政治学中最富有理论创造力的研究领域。

   首先,战后大批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实现了民族解放、独立建国。非西方世界新国家的成批涌现,要求政治学加强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加强对“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总结欧美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新独立国家勾画政治发展“蓝图”。这样的现实动力从根本上拓展了比较政治的研究对象,更为研究者重新设定了问题意识。

   其次,美国在战后确立了其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同时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入“冷战”对抗。政治学顺势成为“冷战”显学,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首当其冲。无论从加深对世界各国的了解来说,还是从与苏联展开意识形态竞争、遏制共产主义、争夺第三世界的实际需要来讲,美国政府都加大了对比较政治、区域研究及国际关系研究的支持力度。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比较政治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基本都是“冷战”的时代产物,这两大领域理论创新的“黄金时期”也都在20世纪的后50年,而非21世纪的前20年。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待到中国政治学界确立比较政治“学科自觉”之际,适逢“冷战”即将走向终结之时,“民主化”理论范式和量化研究潮流正逐步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界确立起主导地位。

   最后,受战后“美国政治”研究领域“行为主义革命”辐射效应,以及政治学之外的系统论思潮、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和逻辑经验主义知识论的影响,比较政治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了“科学自觉”基础上的“学科自觉”。在方法论革命、分析工具革新、学科交叉影响下,建构“元理论”、开展“科学”的经验研究、提出并检验可推广的“中程理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主干追求,由此,“比较政治”彻底摆脱了“比较政府”的传统束缚。知识论与方法论变革,统一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评价标准,也淡化了“本国政治”与“外国政治”分而治之的合理性,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比较政治”视为对“各国国内政治(当然也就包括了本国政治)”的研究。基于经验证据,就各国政治现象给出一般化的“理论解释”,成为比较政治领域的明确研究目的。

   特定时代引发的问题意识重设,以及知识论、方法论变革,为比较政治塑造了学术共同体的新共识与新标准。凭借自身研究对象范围宽广的优势,比较政治往往充当了沟通“桥梁”,使得从其他学科借鉴的新理论以及在美国政治研究中率先使用的新方法(尤其是量化分析和博弈论之类的形式模型),借助跨国比较进一步扩张其“势力范围”。通过以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据反复检验、修正、完善各种理论假说,比较政治开始引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创新,使政治学整体上成为更加标准化、更为内聚的学科。从20世纪50年代伊斯顿(David Easton)用“政治体系”替换掉传统的“国家”概念以及阿尔蒙德引申为“比较政治体系”开始,到1985年埃文斯(Peter Evans)、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人“找回国家”, “国家”概念“去还复来”,比较政治“开疆拓土”,实现了对国际关系之外政治学经验研究议题的“全覆盖”。比较政治变成对所有国内层面政治现象的一般化理论研究,它与国际关系分别以国内政治现象和国际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构成当代政治学经验研究的两大分支。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政治进一步与国际关系研究深度交叠,产生了对某些“跨国政治”现象议题的交叉研究。

   因此,严格说来,今天政治学者熟悉的“比较政治”,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型的“社会科学”,只不过70来年的历史。这70年来,比较政治形成了什么样的独特“学问性质”与“问题意识”呢?

   首先,比较政治聚焦于对政治发展或政治变革的“一般性解释”,从战前“比较政府”着重“描述差异”,变成战后“比较政治”探讨“一般理论”,核心问题意识的转换与学科知识目标的重塑相辅相成。将美国政治研究领域“行为主义革命”造就的科学抱负推广到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是推动这种知识论转化的学科内生动力;与彼时盛行世界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学说竞争,则是推动这种知识论变革的现实外部条件。就核心知识关切而言,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始终由“现代化范式”主导。尽管基于拉美和东亚的现实经验,先后出现过两个有一定影响力的理论范式“挑战者”——“依附论”和“发展型国家”,但如何实现第三世界的政治现代化,以及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仍旧是中心问题。而这一时期学者们对西方国家政治体系的深入刻画——尤其是在政治文化、政党政治、利益集团、选举体制、决策过程、议会制与总统制、行政与立法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议题上的研究进展,客观上也服务于为第三世界树立政治现代化的“标准模板”。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冷战”终结的鼓舞,“民主化范式”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甚至“国族建构”和“国家建设”这样在历史和逻辑时序上原本先于“民选政体”的议题,反而都得套上“民主化”语境来讲似乎才“入流”。与此相应,比较政治在“学科化”过程中与强调“多样性”的区域研究渐行渐远,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的知识论立场越来越难以调和。

   其次,比较政治奉行“拿来主义”。在元理论层面,结构功能主义“近承”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远宗”韦伯(Max Weber);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各种国家学说,都可以在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史上找到根基;理性选择理论既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也是一些比较政治学者主动“拿来”的新指导思想;历史制度主义则天然亲近历史社会学。在中程理论层面,“中程理论”的说法原本就是从社会学之中“拿来”的,举凡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制度变迁、族群关系乃至民粹主义、价值观取向,比较政治学者其实并不那么在意自己讨论的现象(以默顿的标准衡量)是否算作合适的“中程理论”研究对象。至于研究方法层面,比较政治更是源源不断从其他学科以及“本国政治”研究领域照搬过来,甚至不需改头换面就可推而广之。比较政治近70年来,就是不断从其他知识领域“学习取经”的70来年,哪怕纯粹演绎式的“形式建模”,也一样可以拿来分析比较政治议题。

   最后,比较政治刻意回避但又始终立足于特定“规范性立场”。从“现代化范式”到“民主化范式”,加上“依附论”和“发展型国家”这两个“挑战者”,我们不难发现各种研究范式各自背后都有清晰的价值预设。从描绘“现代化”蓝图,到树立“民主化”样板,欧美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话语,力图说明欧美工业社会及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功“可以复制”以及“如何复制”,而挑战范式不过是在默认这一“规范性立场”的前提下,强调非西方世界特定处境造成的困难,或实现道路上的特殊性。回避“规范性立场”是当代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基本行规,也是让强调政治学“反思性”特质的英国与欧陆学者们普遍不满美国式比较政治研究,但又无可奈何的尴尬所在。

   随着研究方法训练的强化和学者们的代际更替,有学者认为,冷战后美国政治学又迎来了延续至今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尽管如20世纪初一样,比较政治仍旧不是“新工具”的贡献者,却的确已经成为“方法消费大户”。这样一来,40年前李帕特所言——“比较政治是以方法划界的政治学分支”,在21世纪似乎得到了更多拥护。但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原本混淆视听的讲法,并不会因跨国量化比较的“泡沫式繁荣”变得正确起来。归根结底,比较政治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革命性变化是研究对象拓宽、问题意识转换、知识观念重塑的结果,方法的不断精致固然加速了比较政治“学问性质”的转变,但从来就不是比较政治领域知识进步的“第一推动力”。事实上,对方法问题过度“猎奇”,正在把美国式比较政治研究引向改头换面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空心化”,日益成为学者的“饭碗”而非直面现实的“学问”。

   四、作为“科学”的比较政治:科学观促成共识,方法论扩大分歧

   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固然从20世纪50年代就孕生出“科学自觉”,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为止,众多比较政治研究经典都谈不上“中程理论”意义上的“经验性验证”,也谈不上测量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严格说来,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比较政治研究主要是因应时代变革的现实需求,回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挑战,在社会学、人类学和美国政治研究示范下,转换“元理论”、重塑“科学观”,给出关于政治发展的新理论说明。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亨普尔(Carl G. Hempel)的“逻辑经验主义”及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的“自然主义”、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主义”逐步影响了美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像自然科学那样以“覆盖律”(covering law)为中心建树的“一般性理论”成为政治学经验研究的主流知识论立场。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照经历了“行为主义革命”迅猛冲击的美国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者对提出“理论”的兴趣,远大于对精致验证“方法”的追求。除了提出一般理论框架之外,国别研究及比较历史是最常见的研究类型,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比较政治与政治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影响在此20年间也最为显著。

   1968年4月和10月,两份重量级的比较政治专业刊物《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和《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于同一年先后创刊,迄今为止,它们与1948年10月创刊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仍被公认为比较政治研究专门学刊中最有分量的“顶级期刊”。在1968年这个无论对东西方都极其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比较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似乎都与大西洋两岸的动荡现实无甚关联,反倒更专注于比较政治学科的“重新定向”,即通过对精细化的方法讨论,来澄清如何让比较政治变得科学起来。

1970年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图恩(Henry Teune)的《比较社会调研的逻辑》、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名篇《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以及1971年李帕特(Arend Lijphart)的名篇《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相继面世,标志着比较政治研究迈入“方法自觉”阶段。以比较分析框架设计(“最相似系统”与“最不同系统”)、穆勒“求因果关系五法”、概念的抽象程度及迁移适用、个案选取、因果假说的生成与检验等问题为中心内容,比较研究的若干“规矩”得到了严格澄清。特别是,随着1975年八卷本《政治科学手册》(第7卷是“调研策略”)和1976年社会学家斯梅尔瑟(Neil J.(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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