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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批判鲁迅——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更新时间:2021-11-23 09:46:36
作者: 许子东  
为他们呼冤,他有的是泪里面有着血的文学,所以是我们时代的作者。”李初梨本段话便是针对该文所做出的回应。参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于《文化批判》月刊第2号(1928年2月15日)。

  

   [5]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1—62页。

  

   [6]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2页。

  

   [7] 同上。

  

   [8] 《文艺与革命》,《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5页。

  

   [9]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

  

   [10] 参见潘梓年(署名弱水):《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载于《战线》周刊创刊号(1928年4月1日)。

  

   [11]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原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26页。

  

   [12] 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并未注明杜荃的真名。为了修订1981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陈早春做了详细严谨的考证,并专门向上级汇报,经周扬和胡乔木批准(也征求了中联部副部长、后期创造社成员李一氓的意见),在杜荃笔名后加“(郭沫若)”。之前冯乃超曾访问郭沫若,问及此事,郭沫若说“我记不得了”。参见徐庆全《“杜荃(郭沫若)”:惊动高层的〈鲁迅全集〉一条注释》,见《纵横》2004年第4期。

  

   [13]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12页。

  

   [14] 朱正:《鲁迅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250页。

  

   [15] 同上,255—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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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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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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