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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万里与1980年代的中国流动

更新时间:2021-11-22 22:55:59
作者: 王辉(浙江)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万里在安徽推行的农村改革即“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是当代中国流动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其主要意义除了实现粮食增产并解决了人民的基本温饱问题,更重要的是使农民获得了劳动产权,进而去争取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择业自由和流动自由。本文通过农村改革的主导者——万里等中央高层领导人在八十年代公开表露的观点与态度,来分析观察1980年代中国政府一定程度允许农民流动就业的同时又主要倡导“离土不离乡、城厂不进城”的政策安排,及其对1990年代乃至2002年之后国家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 万里   劳动产权   择业自由  流动自由   1980年代

  

   引言:孔飞力之问和乾隆帝的命题

   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主要研究了发生于1768年间的一场妖术恐慌,起因是当时的一些官员与百姓,认为到处游荡谋生的流民会施展妖术(在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以至于当时的农村土地无法承载,从而导致了流民群体的出现,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们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外地人),能收人魂魄,更可怕的是会将人头上的辫子割走——此举直接关系到推行“留发不留头”高压政策的满清政权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已深刻明白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即: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政治稳定、政治控制、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孔氏既然早就有了这一问题意识,所以他后来进入中国移民史领域并写出《他者中的华人》一书就貌似偶然而实乃必然了。

   因此,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从1978年前后开始,中国的改革家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孔飞力之问”或“乾隆帝的命题” (乾隆时代中国人口比清朝初年增加了一倍达到3亿之多,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也新增了一倍即由1949年的5亿增至1978年的近10亿),即:面对庞大的人口压力与人多地少的矛盾,如何解决老百姓的吃饭和就业问题。

   例如,1977年冬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凤阳县考察工作时,了解到这个以出了个明朝开国皇帝而著名的县每年有上万计的人外出乞讨为生[1]。与此同时,正在广东的邓小平也了解到,在深圳口岸,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偷渡前往香港,其中不少人为此丧生海中。地方官员要求中央派驻更多的军队前来加强检查,邓小平则表示“用警察或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2]。同样,也大概在这个时候,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陈云发出警告:“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30年,食品供应依然紧张,如果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就会造反,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就会带领农民到城市讨饭[3]。”

   面对这个问题,万里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4], 当时的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等中央领导也非常关心农业,可他们一开始并不支持万里的做法。但实践证明万里是正确和成功的,说中国的改革始于万里的农村改革并不是怎么过誉。然而在思想意识上,万里并没有比200年前的乾隆帝强到哪里去,史料记载,乾隆帝高度关心农业生产和天气变化,“无论旱还是涝,都会使他寝食不安;风调雨顺,更会喜形于色[5]”。而且,在劳动力产权上,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比之乾隆时代也并没有什么制度创新意义。

   孔飞力的研究证明,所谓“叫魂”纯属子虚乌有,但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实际是由于人口流动所致,因此,乾隆或者当代中国改革家所面对的另一个命题就是:允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如果允许,那么国家将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的秩序如何控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如何建立?

   本文的研究主旨,是通过对万里的研究,来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家们如何面对这个命题的。

   本文的文献资料主要依据一本名为《万里》的传记作品和《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以及《万里文选》这三部作品。关于万里的资料有很多,但大多是文学传记意义上的,严格地从学术角度对万里进行研究并较有价值的除了赵树凯的一篇《万里与农村改革》之外,就并不多见。之于研究八十年代中国人口流动的学术文献虽较为丰富,但大都是逻辑推理或政策条文的疏理,由于缺少决策人物的在场而显得生硬与空疏。须知,所有的政策都是人制定的,都是与人物特别是高层的决策者和改革家的性格、思想、经历、情绪、人格,息息相关的。

   作为一篇人物研究,本文具有传记色彩,但本文并不是人物的生平传记,而是基于政治学角度进行分析的一篇思想传记。

   那么,我为什么会选择万里来进行这样的研究呢?

   首先,万里推行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政策是当代中国流动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对此,学界的研究只是点到为止,更多还是基于“粮食增产”的角度。

   其次,本文最为关注的是,万里自1980年2月调任中央之后继续推行农村改革并大获成功。在整个1980年代,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改革家们如杜润生、王郁昭等对人口流动问题都给予了深入持续的关注。这种关注直接决定了1980年代的中国流动,并深刻影响了1990年代和2002年之后的国家政策。

   一、“包产到户”的意义:劳动产权与自由

   同样的人,同样的地,为什么在“包产到户”或者“包干到户”的情况下实现了粮食增产呢?这是因为家庭生产比集体生产让农民获得了自由,从而提高了农民的工作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效率。这种自由,更准确地说是让农民获得了劳动产权。第一,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农产品的所有权;第二,更重要的是,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力拥有了所有权与支配权。关于农村的产权问题,学界有两种争论,一种是维护集体和国家的所有制,另一种是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还不彻底因而要将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后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所以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过程中利益受到很大损害。关于这种两种观点对错与否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尽管本文的作者较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本文所要关注的是,通过万里的改革,中国的农民又获得了劳动力的产权。经济学的原理证明,对于穷人而言,最重要的财富就是自己的劳动力。所以,天津大邱庄、江苏华西村当年并没有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而是将土地集中起来使之成为村办企业的原始资本,但这一点并不足以维护集体或国家土地所有制的优越性,因为,如果没有劳动力的所有权,那么,人口只在千人左右的大邱庄或华西村将无法自由地获得外来劳动力,也就无法创造村办企业数以亿计和百亿计的产值。

   有史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也就是被苏联模式所鄙视的“小农经济”),例如乾隆帝时代就是如此,那时虽然禁止人口自由流动,但并没有将农民的人身自由与劳动力产权完全控制束缚起来。与乾隆朝同时代的俄国,虽然有一个开明的、祟尚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叶卡捷琳娜皇帝,但俄国农民的境遇远不及中国农民,前者大多都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农奴[6]。虽然叶卡捷琳娜也想要废除农奴制,但这一重任也只是在她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由她的重孙亚历山大沙皇于1862年付诸实施[7]。

   苏联成立后,斯大林实行了集体农庄制度,这实际是对亚历山大沙皇改革的一个历史倒退——我并不是说倒退至“农奴制”,而是说,农民的劳动力产权又被剥夺了——其结果就是苏联在整个历史时期都没有成功地解决农民问题。1958年中国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是对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模仿,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其结果导致了三年大饥荒以及新中国建立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人都像乾隆时代一样处于半饥饿状态之中。而万里的农村改革,不到三五年时间就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乃至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

   因此,万里主导的农村改革,从理论和制度上讲,并不是官方所宣传的什么“伟大的创造”,而只是一种常识的回归。从实践的意义上讲,也并不能完全归功于万里的一己之力,他之所以成功,除了其个人的政治担当,还需要中央高层如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和地方基层如小岗村民、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的拥护。另外,五六十年代的邓子恢、曾希圣、李云河都曾经尝试过包产包干,七十年代后期赵紫阳在四川、池必卿在贵州也都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因此,从当时的角度来看,万里的农村改革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粮食增产。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改革又具有政治学意义:使农民获得了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体现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让获得了劳动力产权的农民,马上就要去争取更多的自由,例如:择业自由和流动迁移的自由。

   万里早年是个文学青年,但终其一生并没有成为作家、学问家、思想家,而只是一个以政治为业的行动家,他几乎从来都没有像杜润生那样直接用“自由”来表达自己的改革理念,或者说,他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思想中关于自由的原理都不甚了解,但是他在七八十年代鼓吹“包产到户”过程中经常强调“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些直白而通俗的表达却具有自由的意义。

   那么,面对“包产到户”之后的农民所要采取的外出行动与进城务工之举,作为这场改革的主导者——万里等中央领导,是如何看待的呢?

   二、人口流动与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态度

   人多地少,这是最迟自乾隆以来就成为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毛泽东时代由于意识形态而不承认失业问题的存在,但包产到户之后,曾经隐避在农村公社体制下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就立刻显现出来,万里在推行包产到户之初就敏感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1979年3月,万里在安徽各地调查时说:“群众积极性起来了,认真干起活来,劳动力就会多余,多余的劳动力怎么办?去造林,去搞畜牧业,还搞些什么,多想想出路…… [8]”

   万里这时也许已预见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就是外出打工。

   历史地看,人口流动大潮蓬勃于1990年代,但其初澜则出现于1980年代,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现象。从1986年春节开始,中国春运第一次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同时期的北京,据说形成了20多个外来人口集聚的社区,其中最大最有名的是“浙江村”。 1989年,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时,了解到当时的中国人口流动现象,并深受触动,几年之后,她写出了著名的经典之作《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一)中央领导的态度之一:一定程度的允许

   那么,在1980年代中央高层如何看待人口流动的呢?答案是:一定程度上的允许。原因有三:其一是改革初期,思想解放,政策开明,中央领导愿意宽容地看待新生事物;其二,中央非常清楚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对农民迫于谋生的“越轨”之举,有同情之理解;其三,城市也需要农民提供的服务与产品。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务工、经商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个文件,是由万里分管的部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杜润生起草,并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的,与会人员有胡耀邦、万里、宋任穷、薄一波、胡乔木、邓力群、胡启立、李鹏、习仲勋、方毅、郝建秀等[9]。尽管这句话中的关键词“集镇”与“城镇”、“城市”在行政意义上有着严格的区别(这可能是杜润生有意利用语言概念的模糊与混淆来减少现实改革的阻力),但当时的现实与后来的学界均将此视为允许农民进城的政策导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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