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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

更新时间:2021-11-22 11:09:26
作者: 周飞舟 (进入专栏)  
因为“关系”起作用的前提就是行动对象不能将与行动主体的“关系”看作是工具性的。或者说,如果互动双方彼此都认为“关系好”就是为了利用关系达到自利的目的,则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好”,“关系”也就不会发挥太重要的作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也是如此。在中国社会,如果将行动中的伦理因素剔除掉,则“关系”的作用就已经被消解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利用“关系”拉帮结派、谋取私利的行为方式,这实际上是一些社会学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而这类结论到底是中国社会的事实还是西方理论影响的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要立足中国社会来讨论国家与农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影响,需要引入历史维度。中国近代以来的相关论述大多是在西方理论影响下讨论传统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统治与支配关系,或是将国家视为地主阶级的代理,或是将国家视为家父长制统治的代表。若本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讨论,则国家与农民关系实质上包含在家国关系的讨论中。

   在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思想中,国家和农民关系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出自《尚书》,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儒家的“仁政”理论可以用孟子的话表述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无论是封建制时期的邦国,还是郡县制时期的帝国,都以此为立国立朝之意识形态。百姓能否安居乐业成为衡量国家兴衰、朝政清浊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仁政思想的核心是在邦民之间确立“家”的地位,作为邦本的“民”在仁政思想里多以“家”的形态出现,其基本内容就是使得人民百姓能够力田树桑以事父母、畜妻子、申孝弟,各养其家。国家和农民的关系被表述为国与家的关系,或者说家国关系。

   家国关系强调的并不是两个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而是内外表里的关系,国家和农民在“家”的层面上有高度一致的关系。从民众的角度看,国家就是“家”的扩大,是以“家”为核心的人伦秩序的维护者。“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国与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或者说两者没有根本的冲突。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总结了三句话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梁漱溟,2005)。其第一句话指的是传统社会中民众的国家观念。所谓“社会人伦”,指的是以家庭或拟家庭为主的社会关系及其背后的伦理。人伦是否牢固,伦理是否昌明,就是国家政治是否清明的标志。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中,“孝”作为“德之本”,不仅构成了家的伦理基础,也构成了国家观念的基础。父慈子孝是家的伦理,“国”被看作“家”的扩大,“忠”被看作“孝”的扩大,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不能被看作是真正忠君爱国的人。家给人足、伦理昌明的“家”组成的社会构成了国家和农民的一致目标。家国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国家使百姓能够养家糊口,家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样的家庭组成的国家则会江山永固、繁荣昌盛。国家“立国为家”,人民“化家为国”,理想的家国关系就是“家国一体”。一方面,家国关系可以用家内关系来理解,农民是子民,国家就是父母,家国关系成为家内父子关系的推演和扩展。国家以父母的态度来对待农民,具有家长般的“无限责任”,视民如伤;农民则以子民心态来对待国家,孝顺父母,忠君爱国。另一方面,家国关系又可以用“小家”和“大家”的关系来理解,百姓每个人先顾好“小家”,推己及人以贡献“大家”;国家作为“大家”,需要照顾好众多的“小家”,不能出现“无家可归”的人。

   这种传统的家国关系和家国观念形成和发展于深厚悠久的中国历史之中,虽然经历了百年变迁,但仍然构成我们理解当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要基础。本文所要考察的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变迁过程,鲜明地体现了传统的家国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和变化。对这种关系的经验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摆脱过分依靠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范式的弊端,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2、乡村产业:国家与农民的“对接”

   从2018年到2020年,我们在全国连续三年开展了贫困村的典型调查,覆盖了中西部地区16个省的70个村,涉及村庄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驻村帮扶等各方面,形成了以村为单位的脱贫攻坚的案例集。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这些贫困村的案例来展开。

   在扶贫实践中,随着扶贫措施的开展,农民脱贫是有层次、有步骤的。总的来看,扶贫措施中见效最快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出务工就业。有些村庄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地处偏远,道路不通而陷于贫困。政府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尤其是道路建设对这类村庄的脱贫一般都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交通不仅解决了外部的资本、技术和市场进入的问题,也带动了本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就业。这个过程我们在大部分案例村庄都能看到,基础设施投入是脱贫攻坚的“开路先锋”,也是国家主导的脱贫模式的主要特点。从我们2020年对14个省的32个村庄调查来看,这些村庄在2016-2019年间共投入扶贫资金7.6亿元,村均2400万元。在这些投入中,基础设施类投入占40%,民生保障类投入占29%,生产增收类及其他投入占31%。在基础设施类投入中,通村道路的投入占58%,村均约550余万元,是占比最大的投入。但是,基础设施投入和外出务工就业对于脱贫的效果虽然最为明显,却并没有瞄准那些“困难户”。能够从设施和外出中受益的农户是那些家庭劳动力充足、有外出务工能力的农户,而脱贫的“困难户”多是那些无法外出的家庭。这些家庭仅有的劳动力或因为照顾老人、小孩,或因为疾病残疾而无法从政府的这些投入中获益,一般只能依靠家里的承包地种植粮食作物糊口。针对这个群体,脱贫攻坚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在村内发展产业,使这部分农户可以不用外出就能有活干、有钱挣。

   广义的乡村产业包括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服务业等许多类。发展乡村产业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培训不同,只靠政府财力和人力的投入难以办好,需要对资本、劳力、技术和市场进行符合客观规律的利用。乡村产业又与城市产业不同。在城市中,政府做好招商引资,维护好投资、生产和市场环境,就能带来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在乡村,政府即使做好上述工作,外来的投资产业能够健康发展的可能性也比城市小得多。产业发展还面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障碍,所以有些地方的产业会出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现象和受到所谓“逼民致富”的批评。

   对于乡村产业发展,传统认识多集中在其面对的“三缺”困难,即缺资本、缺技术、缺市场。但脱贫攻坚发动以来,产业的生产和市场要素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大量涌入一举改变了农村产业的“三缺”状况。从我们2020年的调查数据来看,村均的生产增收类资金投入超过70万元,再加上外来和本地资本的投入,状况已经大为改观。当前乡村产业发展面对的最大瓶颈反而是过去乡村最充足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不足。无论脱贫还是致富,外出务工是农民的第一选择。农村中的留守劳动力主要是老人和妇女,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已经极少,而农村产业一般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对劳动投入有较高的要求。进一步而言,乡村的留守劳动力多来自于贫困或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所以产业发展对他们是最为需要的。这样就带来一个基本矛盾:产业发展需要密集的劳动投入,需要从事产业的家庭又难以负担密集的劳动投入。这就需要国家和农民的“对接”,既要满足贫困家庭的需要,又不能超出他们的能力,这个过程最能彰显国家与农民关系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的变化。

   河北省阜平县的古嘉村位于太行山东麓,海拔1000米左右,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全村147户360人,人均耕地不到2亩,水浇地不到1亩。2013年的贫困发生率90%,是一个极度贫困的村庄。经过几年的脱贫攻坚,我们在2018年调查该村的时候已经只剩下4户贫困户。政府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外出务工培训在脱贫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对于那些不能外出的农户来说,本地产业的发展是关键。

   古嘉村的驻村工作队与乡镇政府一起摸索本村的产业发展,在2013年到2016年间,分别用上级政府拨付的项目发展资金鼓励农民种植苹果、核桃、食用菌以及养殖猪、羊、貂、蜜蜂,先后投入近120万元的产业项目资金,但是这些产业除了食用菌外都没有发展起来,算是失败的探索。而食用菌的成功也主要不是依靠村庄本身的力量,而是有赖于全县的统一规划。

   阜平县政府自2015年起探索利用政府力量发展全县规模的香菇品牌产业,形成了一种“高投入、大规模、组织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是由政府融资平台投资建设高附加值的农业大棚及配套设施,租赁给有规模的民营龙头公司,再由公司租赁给农户分户经营。简言之,这是一种“政府投入、企业管理、农户经营”的产业组织模式,政府负责资本投入,企业负责技术和市场,在各村设立了大棚园区,园区配备技术和收购人员,农户负责经营香菇种植。用当地政府的话来说,这种模式叫做“六统一分”,即棚室、品种、菌棒、技术、品牌、销售统一由企业负责,农户分户租赁大棚经营。古嘉村棚区有40个大棚,一般一户夫妻两人租赁1.5个大棚,年收入能超过5万元。在我们调查的时段,古嘉村已经以此脱贫,而且村里8个返乡人员中有4个人是回来种大棚的。这种复杂的组织模式为什么会成功呢?

   在这个案例中,香菇产业是以脱贫攻坚为目的的政府工程,所以我们看到政府的投资公司负责资本投入。每个香菇大棚的建设费用为25-30万元,阜平县在全县建设了约4000个,总投入达10亿元以上。每个大棚租给农民每年只要3000元,占建棚成本的1%,可见政府并不以赚农民的钱为目的。不过由于全县大棚以棚区为单位租赁给四家大型的民营龙头公司经营,只要经营得法,政府的投资也会有一定的收益。龙头公司负责所谓“六统”,将产前产后的环节全都“包下”,通过这些过程来实现盈利。那么,为什么只有生产环节留给农民呢?

   答案似乎是明显的:这是留给农民挣钱的部分。但是,就像我们在城市产业中看到的那样,这些龙头公司如果直接经营大棚,雇用农民来参加劳动,农民不就可以像外出打工一样获得务工工资吗?在扶贫实践中,由于贫困户的经营能力较差,工资是比经营盈利更为有力有效的脱贫手段,而且对于龙头公司而言,直接经营应该比租赁经营的利润更高。所以生产环节由农民分户经营,一定有另外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和劳动力有关。香菇种植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产业,而且对劳动投入的需求有很强的时间波动性。香菇种植分为入棒脱袋、放氧、注水、疏蕾、浇水通风、摘菇、分拣卖菇、扔棒等八个环节,每个菌棒生五茬菇,每茬菇加上养菌间隔大概要一个多月。这中间大部分时间夫妻二人都可以承担,只有疏蕾和摘菇两个环节需要雇人。一家两人租1.5个大棚是标准配置,大概有3万个菌棒,每个菌棒上出6-7个菇,则疏蕾、摘菇的工作量大且时间紧迫,只靠家庭劳动力难以完成。我们在棚区的收购站看到,香菇收购按品定价,主要分为“白光面菇”“混装菇”“黑菇”“菜菇”“片菇”五级,最好的“白光面”收购价每斤5.5元,而最差的片菇收购价0.5元,相差10倍。片菇是指没有及时采摘、伞盖完全打开的香菇。可见,能否及时采摘是香菇种植的关键。古嘉村种大棚的村民人人都有头灯,据说摘菇的时候都是彻夜不睡,所以雇用劳动力疏蕾摘菇是必不可少的,直接关系到大棚的收入。更加重要的是,不但要及时雇到劳动力,而且必须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如果雇到的人偷懒或不认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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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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