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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更新时间:2021-11-20 23:37:05
作者: 杨朝明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长期交往和不断融合形成的共同体,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深沉厚重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壮大,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有深厚历史渊源和历史底蕴,基于相同的思想认知、相通的价值观念,在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尤其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协同协作、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存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积淀逐渐生成的历史。在世界众多的文明中,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独树一帜,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值得认真总结、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漫长悠久,在形成与壮大的过程中,协同意识、协作观念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遥远的五帝时代,中国人就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协和万邦”观念,《尚书·尧典》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协和,意味着协同与公平公正,意味着人民和睦相处,各邦国友好往来。这是告诫为国者要去除一己之偏爱,好恶一同于天下。亲九族、和万邦,不仅把家族、宗族治理好,还要把国家治理好,使各邦团结起来。《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大禹当年举行涂山之会时“执玉帛者万国”,众多邦国都认同大禹的统治,这应该就是“协和万邦”的意思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来,人们就思考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的传承问题,由此产生了最早的规则与制度意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考古学家发现,至晚在5000多年以前的龙山时代,中国就产生了礼制,夏、商、西周三代递相损益,到周公时代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孔子家语·论礼》记孔子说:“夫礼者,理也。”《礼记·礼器》说:“礼也者,……理万物者也。”礼乃用以条理社会、整齐人心。既然礼依理制,其功能就在于“济变”“弥争”“决嫌疑”,以使人“知其所止”。

   山东曲阜是周代鲁国的国都,周公是鲁国的始封之君,这里在历史上就建有纪念周公的鲁太庙(今俗称“周公庙”)。周公庙第一道牌坊东西相对,上分别书“制礼作乐”“经天纬地”,这正是周公最大的历史功绩。在总结继承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周公制订周礼,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到春秋末年,天下无道,礼坏乐崩,孔子和早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尤其把周代礼乐文明发扬光大,使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荦荦大端。

   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思考人性与人的价值,思考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相处。《荀子·王制》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明确说出了人与人之间协同协作的重要性。人发挥集体的力量,就需要“群”,就需要合作,形成群体优势。人的特点就在于所具有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也更加细密,这对彼此之间的团结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言而喻,人越能互补互通,互帮互助,交流融合,就更能产生大的力量,以共生共赢,共同发展。

   在各民族长期的交流交往和融合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春秋时期,尽管周王室衰微,天子威权下降,但以往王官学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列国之间仍然有许多的基本遵循,有不少高度认同的基本原则,例如尊王攘夷,例如恤孤、济困、扶危,例如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等等。《左传》襄公十一年说“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如何“和戎狄”,就是认同应有的价值观念。

   早在孔子时代,人们就崇古、尚古、信而好古,这与中国上古历史的漫长发展有关。人们向后看恰恰是为了向前看,是希望从历史的过往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今天我们只有走出疑古时代,认清中华民族文明之树的根扎得很深很牢,才会理解中华民族深沉的本根意识。实际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相互协作、共同聚合的历史,是互助互惠、合作共赢的历史,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是在思考礼的过程中一步步走来的。

   二、尊王攘夷、崇尚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英国作家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1909~2001)著有《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他在记述汉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时,使用的标题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导师”,他所说的“伟大民族”当然是中华民族;他所说的“伟大导师”自然指的是孔子。他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他还说:“只是由于有了他的学说,这个有着众多省份的大国最终也没有瓦解。”

   中华民族的紧密团结,是因为有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向心力来自共同遵循的“道”,“道”就是王道,就是尊王攘夷;凝聚力来自内心的“统”,这个“统”就是正统,就是崇尚一统。从孔子作《春秋》开始,“大一统”的观念就日渐深入人心。需要清楚的是,这里所谓“大一统”与“大统一”有一定的区别。

   “大一统”的表述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其中解释《春秋》所言“王正月”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据《汉书·王吉传》,汉代有人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可见,所谓“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其中的“大”是重视、尊重。“大一统”就是“尊王”,就是尊王道、抑霸道,就是天下诸侯皆统系于王。“大一统”不是强调所统辖疆域的辽阔,而是指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与思想文化上的集中。人们不是各行其是,这是“天下有道”的表现。

   孔子在《春秋》里寄寓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这与其他文献所显示的孔子政治思想一致。《论语·季氏》记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汉书·儒林传》说:“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尊王攘夷,崇尚一统,这是孔子和早期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民族共同体所必须的思想前提。

   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大一统”观念是一个共识,例如儒家与法家、墨家主张有异,但都强调政令统一、步调一致。孔子主张尊王自不必说,孟子也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有人问孟子:“天下恶乎定?”他简洁地回答:“定于一。”谁能定于一?孟子认为,有德者能一之,行王道者能一之。他主张“君仁臣义,君民同乐”,他认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这不是因为桓文所行不是王道而是霸道吗?《吕氏春秋》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韩非子反对“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墨子有“尚同”主张,希望“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尊王攘夷与那时的夷夏之辨、华夷之辨一致。王代表王道,代表华夏正统文化。但夷夏之辨中的“夷”“夏”之分,不是在血缘、血统与族群意义上,而是在文化与文明意义上。韩愈总结孔子的《春秋》笔法,明确指出这一点,他在所作《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进入中原,习用华夏文化习俗,自然就成了华夏;中原华夏族进入边远地区,习用夷狄文化风俗,也就成了夷狄。到底是夷狄还是华夏,关键在于是否有礼义,是否遵行礼仪道德。可见,华夷之辨说到底在于思想观念和文化认知,是文化身份认同。

   三、崇德尚义,贵和尚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标识

   几千年来,历代中华儿女以共有的文化身份认同,讲道德、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在和谐中发展,在协作中进步,在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中,共同奏响美妙的乐章。这样的思想作为民族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发挥着经国济世的作用。

   在“诸子百家”中,孔子特别重视对传统的继承,孔子及其以后的思想家思考世道人心,继续发展与弘扬传统,所以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西方学者常将中国称为“孔子的中国”,实际是对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作用的认知。儒家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这样的思想强调以德为政,自正而正人、自安而安人、自尊而尊人,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存共生,让人心悦而诚服。在绝大部分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内部的各个族群都和平和睦、友好相处。

   思维模式标识或代表着价值取向,决定着行动走向。儒家讲明明德,讲致良知,着眼于止于至善,特别强调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只有知所先后,才能近道而行。抓不住根本,就是舍本逐末。要明德新民,树立好的社会风尚,就要唤醒人性,以明德引领风尚。要唤醒善性与良知,从致知入手致其良知。孔子儒家讲为政以德,讲其身正不令而行,乃是强调为政者要以自身的正引导他人的正。人与他人之间交流与交往也是如此,首先修养自身,才能推己及人。其中,修己是关键、是根本。要使天下“无讼”,必须“见其过而内自讼”;要使社会和谐,就应各明其德、人人修身。

   孔子儒家思考人的社会性存在,就是探讨社会安宁与和谐的深层机制。他们关注根本,将个人修养放在中心位置,反求诸己,聚焦发展和成长。人们看到了内在功力,就像火之始燃、泉之始涌,扩而充之可保四海,否则就连“事父兄”也做不好。这样的思维有深邃的动力,有明晰的价值取向,它絜矩成人,至诚无息,执中而立。它以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落地,全然思索古与今、我与世界,这样的思维格局非常宏大。埃及前总理伊萨姆·谢拉夫说:这个“无序混乱的世界”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做这件事情的主角应该是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他强调,中国人一定要珍视自己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不光中国人民需要这些价值观,全世界也需要”。

   中华先圣、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欲、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中华先民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这样的思想不拘泥,不狭隘,不自私,绝不唯我独尊,不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优先。特别注重当位而行,允执厥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是“道术”而不是“方术”,就在于它“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论语·里仁》)这个“一”就是忠恕,是整体意识,是执两用中;也是推己及人,是换位思考。这是中国古代修身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处理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个人身心关系的准则。这样的思维用于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友好相处,互帮互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真为对方着想。以忠恕思维交朋友,以推己及人打交道,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才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

   如果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儒家文化就是这棵大树的主干,各民族的文化就是这棵大树的枝叶。中华文明之树在不同时期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养分,各民族优秀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千百年来,中国人遵循着谦和礼让、求同存异的传统,主张“礼之用,和为贵”;与之同时,也强调以礼节和,不离中道。在政治管理中,柔远人、怀诸侯,宽柔以教。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所以能使“近者悦,远者来”。

   四、家国同构、大顺大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可视为“回家”的哲学。中国有“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类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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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文化》季刊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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