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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腾飞:“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纷争与中国的地区秩序愿景

更新时间:2021-11-20 14:07:13
作者: 葛腾飞  

   内容提要:“印太”地区作为国际政治中一个较新的地缘政治塑造物,其生成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强权政治实践相关,内含激烈的对华战略竞争乃至对抗意味。强权政治议程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新兴“印太”地区确有必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秩序。理论上,“地区性”概念框架可以为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提供一种学理路径。当前区内外各主要国家纷纷提出印太战略,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各国对于地区安全秩序的诉求。一种合理的地区安全秩序的内在逻辑,需要符合地区内安全诉求的最大共识,能够促进地区发展可持续进程,彰显特定“地区性”愿景并具有某种普遍意义。迄今中国对“印太”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处理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审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参与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事实上,中国通过积极营造地区安全“关系网”,推动“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实践,持续并深入地影响着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发展。

   关 键 词:印太  地区安全秩序  印太战略  地区性  可持续发展  命运共同体

  

   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使得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在地缘政治经济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印太”概念随之兴起,“印太”地区也因此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热议的一个新兴地缘政治区域。一些亚太地区和美欧国家纷纷推出印太战略,既反映了国际社会关注印太地区的热度,也说明印太地区发展确实蕴含着明显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含义。如澳大利亚学者所言,“传统的亚太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已经进入了印太时代。”①不过,“印太”地区作为国际政治中一个较新的地缘政治塑造物,之所以能够快速进入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议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地缘政治意图及其实践,透射出其激烈的对华战略竞争和对抗意涵。正是这种对抗性战略议程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印太”概念一开始形成,所谓“印太”地区就面临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秩序的基本需求。没有和平稳定的地区秩序,这一地区的发展前景必将蒙上阴影,因此,研讨“印太”地区安全秩序问题显得特别紧要迫切。

   一、地区安全秩序研究的理论路径

   关于地区安全秩序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主要有彼得·卡赞斯坦提出的“多孔化地区秩序”、巴里·布赞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以及阿米塔·阿查亚以东盟为案例阐释的“地区安全共同体”等。卡赞斯坦描述的“多孔化地区秩序”,指的是美国“帝权”影响下由地区中心国家主导建立的欧洲与亚洲的地区秩序。②显然这是依据现实主义视角,将地区秩序界定为与大国关系或霸权相关联的政治和经济过程。这种强权路径肯定是在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中需要极力排斥的,因为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思维已经使该地区陷入极不安全的困境。阿查亚的“地区安全共同体”,则是建立在行为体避免战争这一最根本的、一致的和长期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之上,即多伊奇所说的“非战争共同体”。③显然,这不符合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现实,毕竟印太地区安全秩序还远未达到地区各国共同放弃武力对抗的地步。布赞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提倡把地区层次作为从事大量应用性安全分析的恰当层次,旨在为预测和解释地区内的发展情况提供一种简化的分析框架。所谓地区安全复合体,是指这样一个地区层次——国家或其他单位相互之间足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把它们的安全彼此分割开来进行思考。地理边界、无政府结构、极性(物质结构)、友善—敌意模式(社会结构)是界定地区安全复合体结构的四大变量。④地区安全复合体作为一个相对具有可分辨性、可操作性、较好包容性与抽象性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足够开放和抽象的框架”,正如布赞和维夫所说,“使我们可以对不同地区进行意义深远的区分,同时坚持使用一套描述这种区分的一般范畴。”⑤这正好给我们分析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分析框架。有意思的是,正是在2003年布赞和维夫提出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著作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涵括东亚、南亚和澳洲的“亚洲超级复合体”,而这正是对当今“印太”地缘政治区域的某种预见。⑥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并预计会出现一个和印太地理概念相近的亚洲超级复合体。但是,这样一个亚洲超级复合体,其内部的物质权力关系如何演化、其社会关系如何发展,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虽然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分析框架,并且在一般意义上关注到某种“区域安全连续统一体”发展的可能性,即随着安全复合体内部结构的变化,其社会结构可以从冲突形态经由安全机制演进为安全共同体。⑦但是,出于某种西方中心观、所谓“民主和平论”的意识形态偏见、对美国霸权的迷恋,以及对异质文明和中国崛起的疑惧,布赞和维夫消极地认为,亚洲超级复合体的社会结构前景可以被简化到一个极其狭小的区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东亚地区安全复合体要么走向冲突形态中较为温和的一端,要么靠近地区安全机制的弱端”,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斗者”,美国则是一个不大情愿卷入亚洲的均势支撑者。⑧其实,当前印太地区呈现的地缘政治对抗,正是源于布赞和维夫所预见或期待的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现实主义强权政治操弄。作者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对美国霸权的迷恋,显然限制了该理论在当前印太地区安全秩序上的解释力——毕竟美国这个域外力量是无法作为地区安全构建的内生动力发挥作用的,因而无法提供一种使该地区安全复合体走出困境的良性合理方案。

   但是,对走出安全对抗困境道路的寻求,正是该地区学者开展秩序研究的首要关注,也正是本文讨论的理论和现实旨趣。如国内学者郑先武所说,东亚区域如果不想因敌意和其他不安全因素的继续滋长和扩散致使危机、冲突等动乱局面出现,那就只有一种选择,即在现有安全区域化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开展安全区域主义创造稳定而持久的区域安全秩序。⑨鉴于现有的印太地区还难说存在某种以友善的地区安全秩序为目标的安全区域主义主导性观念,而且长远来说印太地区也还没有发展出全地区性安全机制的明显前景,更不用说形成某种印太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基于这种情形,本文援用另一个更为基础性的概念——地区性,为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提供一种理论探讨的可能性。

   “地区性”这一概念由瑞典学者赫特和桑德鲍尔等人提出,国内学者庞中英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探讨了东亚地区性构建的问题,秦亚青、耿协峰、郑先武等也围绕东亚模式、亚洲观念和亚洲方式等亚洲地区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⑩地区性是一个用来表示地区化发展程度和水平的、强调地区建构性的概念或观念,它强调地区总是处于建构过程中,地区性的增强推动地区化水平提升,意味着这一地区建构过程的成功可能性增大。地区性的减弱导致地区化水平下降,意味着这一地区建构过程的失败或者趋于失败的可能。地区性内涵因此呈现出一个逐渐递进的动态构建过程。(11)可以说,在较低层次上使用的地区性,可以用来作为探讨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概念基础,而且它并不要求全部涵括以下各个方面并遵循某种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和认识进程:从地理上来说,地区性体现为一种有着特定可分辨地理界限的地缘政治经济空间;在经济上,地区性是相关国家的共同市场、资本(金融)与知识(观念)的来源;在文化上,地区性体现为多种文化的和谐共处;在政治上,地区性体现为某种合力构建地区秩序的集体政治意愿、政治承诺。(12)

   作为一个在安全关系上可以和其他区域明显区别开来讨论的印太区域,由于具备了一定的地理空间、密切的地区性经济联系等较低层次的地区性,印太地区安全秩序问题因此具备了学理讨论的基础。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各国对“印太”地区的地理范围说法各异,日本采纳的广义界定是从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美国战略界采纳的狭义界定是指从太平洋东岸延伸到印度西岸的东印度洋这一区域。印太地理范围界定上的歧异掩盖了各国印太战略主张及其利益诉求的差异,但作为地区安全秩序这样一种学理性讨论,必然需要建基于大致的地理界定共识之上。如上所述,从地区安全秩序这一角度出发,印太地区地理空间范围的界定至少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地理交通上的便利、距离上的适中与经济联系的紧密,具备地区性的物质现实或潜在可能;二是形成某种安全关系上的密切联系,并能够与周围其他地区较明显地区别开来,具备某种地区安全上的独特性。那么,过大地界定印太地区的地理范围显然不符合我们对“地区”的期待,一个相对明确受限的地理框架是其作为“地区”在国际政治中生效的条件。事实上,如果把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周边有着迥然不同地缘政治经济与安全特征的各个地域完全拼凑囊括到一起,那也绝不可能构成一个“地区”。因此,本文从一种相对狭义的角度来界定印太地区,即从西太平洋经亚洲到东印度洋的广大濒海与海洋区域,在地理上主要包括西太平洋、东亚、东南亚、南亚、大洋洲、东印度洋等几个次区域。而由东亚、东南亚、南亚构成的亚洲大陆南部向海区域则是这一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重心,这一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正好与布赞提出的亚洲超级复合体在地理上相吻合。

   二、美国印太战略演进及其安全秩序主张

   美国印太战略谋划源于小布什政府末期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确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从奥巴马政府提出“转向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美国即开始实质性探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其根本意图是确保美国海洋霸权及对印太地区的主导权,防范中国挑战,在印太地区构建一种倚重美国权势、抑制中国影响的地区安全秩序。

   (一)奥巴马政府构想印太战略,打造应对多元化安全挑战的地区安全秩序

   2007年美国发布新全球海洋战略报告,将美国海军部署的重点由传统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随着美国致力于结束在中东、中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反恐战争,亚太地区的新兴发展势头日益引起美国和世界的关注,美国将主要战略精力转向亚洲,亚太成为美国对外战略关注的优先方向。但在优先关注亚洲、西太平洋地区的同时,美国仍要顾及中东波斯湾、中亚、南亚及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安全态势,因此塑造一种涵括性更强的地理空间概念、营造能够同时应对反恐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大国战略竞争需要的力量态势就有了战略上的必要。正如2010年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说,“必须对美国力量的所有要素进行平衡和综合考虑,更新美国应对21世纪的国家安全能力。既要维持美军常规军事优势,又要增强其打败非对称威胁的能力。”(13)新的战略塑造既要深化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21世纪影响力中心的合作,又要与从美洲到非洲、从中东到东南亚的新兴崛起伙伴开展外交和经济发展合作。(14)可以说,在奥巴马政府尤为关心的经济与安全两大优先事务层面,原先由日本安倍政府推出的“印度洋—太平洋”(简称“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都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2010年10月28日,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印太”概念,用以说明美国亚洲新政策的地理内涵变化。(15)2012年1月,美国在其防务战略指南《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21世纪美国防务政策的优先方向》中,以“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带”的说法,隐晦地提出了新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16)不过,奥巴马政府这一新型对外战略设计内含一个巨大矛盾,即在经济上需要依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但在安全上又日益以中国为战略对手,彼此不可调和的矛盾性最终导致后者主导前者。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把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变成排斥中国的某种经济集团谋划,在安全上也日益强化以抗华压华为目标的联盟更新和力量部署,结果使这一本来带有某种包容性特点的战略设计日益走向了全面对抗的战略实践。

   (二)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塑成强力遏华的两极化地区安全秩序

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明确以中国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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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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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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