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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还理于《象》 ——叶适易学的破与立

更新时间:2021-11-19 23:11:19
作者: 何俊  

  

   宋代理学以易学为理论架构,但因其立论不同,易学的论述便有重大分歧,构成为各派思想的基础性理论。就永嘉学派而言,其集大成者叶适对易学具有最全面而系统的论述。《习学记言序目》前四卷专门论述《周易》经传,占专论《五经》共九卷之近半,可知易学在叶适思想中的重要性。此外尚有《水心别集·进卷》中一专文《易》,以及散见于《文集》与《序目》中的论述。在《习学记言序目》专论《周易》经传的四卷中,前三卷对六十四卦逐一进行诠释,后一卷专论上下《系辞传》与《序卦传》。全祖望尝曰:“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1学界就叶适易学而专论永嘉事功学对朱、陆两派的分歧,似尚不多见。2本文希望由此切入,以窥叶适易学作为永嘉事功学基础理论的性质与特征。

   一、否定程朱易学与对“十翼”的分判

   叶适易学的基本立场是义理易学,但是路径与结论却与程朱、象山迥异。朱、陆虽有理学与心学的区分,但两家在易学上都承继程颐义理易学的基本立场,不同的是朱熹在方法上兼取象数易学,希望融汉宋易学于一体,确立起理的形上本体,而象山则将易学所阐扬的义理归于一心;朱、陆相较,程朱易学因其思想关系而自为一派。3

   在叶适看来,程朱理学的宗旨在斥佛老,而其理论则与佛老似异而实同,究其原因正在于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易学,他说“程张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者,以《易·大传》误之,而又自于《易》误解也。”4叶适并不一概否定《易·大传》,但是他认为《程氏易传》对《易·大传》的理解存在着根本问题。

   《程氏易传》究竟于《易·大传》作了怎样的误解呢?叶适从两方面给予了回答。其一是从理论本身指出《易》所承载的周孔圣人之道与佛老有本质的分歧,而程朱易学“自坐佛老病处”。叶适说:

   佛老之学所以为不可入周孔圣人之道者,盖周孔圣人以建德为本,以劳谦为用,故其所立能与天地相终始,而吾身之区区不与焉。佛老则处身过高,而以德业为应世,其偶可为者则为之,所立未毫发,而自夸甚于丘山。至其败坏丧失,使中国胥为夷狄,安存转为沦亡而不能救,而亦不以为己责也。嗟夫!未有自坐佛老病处,而揭其号曰“我固辨佛老以明圣人之道者”也。5

   儒佛分歧在入世与出世,建德与劳谦是儒之根本与功用。程朱理学阐易斥佛,而实质上只是援佛入儒,结果不仅是混淆了儒佛,而且也是误解了《易》。叶适又说:

   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共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6

   在叶适看来,程朱理学所阐扬的性命理气之学,虽基于《易传》的论说,但其精神内涵不过是佛老之道的转手,同时附着于子思、孟子的“新说奇论”。

   其二是进一步对《易》本身作出区分,尤其指出程朱易学“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7从文本上彻底推翻程朱易学的立论基础。叶适说:

   《易》不知何人所作,则曰“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按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周有司所用也。孔子独为之著《彖》《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会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也,故《彖》《象》掩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8

   这段论述涉及易学史的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易更三圣的问题。《汉书·艺文志》提出《易》更三圣的说法,确立起《易》的完成经过了伏羲画卦、文王演卦立辞、孔子作传三个阶段的叙说。后来治易学虽有象数与义理的偏重,但朱熹经过释证,对易更三圣的问题作了三圣一贯的阐明,为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的调和作了文本的支持。叶适依据《周礼》,否定易更三圣的观念,尤其是否定伏羲与文王这两个阶段。叶适说:

   按易之初一画,卦分而为十二,二卦对立而为六十四,画之始终具焉。圣人非罔民以自神者,而学者多异说,不知过也。按班固用刘歆《七略》记《易》所起,伏羲文王作卦重爻,与《周官》不合,盖出于相传浮说,不可信。9

   叶适的论断,旨在从根本上否定象数易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占筮之《易》,强调“圣人非罔民以自神者”,祛除《易》的神秘性。所谓“《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周有司所用也”,明确地将《易》确定为阐明道理、示人以道德之归的经典。

   其二是《十翼》,即《易传》的作者问题。自欧阳修对《易传》作者提出质疑起,宋儒即有讨论,叶适持论更为决绝。叶适曰:

   言“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亦无明据。《论语》但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而已,《易》学之成与其讲论问答,乃无所见,所谓《彖》《象》《系辞》作于孔氏者,亦未敢从也。然《论语》既为群弟子分别君子小人无所不尽,而《易》之《象》为君子设者五十有四焉。《彖》《象》辞意劲厉,截然著明,正与《论语》相出入,然后信其为孔氏作无疑。至所谓《上下系》《文言》《序卦》,文义复重,浅深失中,与《彖》《象》异,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10

   叶适从君子小人的核心内涵与辞意劲厉的修辞风格两方面论证了《十翼》中只有《彖》《象》是与《论语》一贯,从而论定为孔子所作,其余都只是附于孔子名下而已。

   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叶适着重否定《序卦传》,这可以说是完全针对着《周易程氏传》的。程颐在传统释易的辞、变、象、占四种路径中,推重辞的路径,以能够依靠语言的逻辑力量来确立起理学体系;与此相应,程颐在《十翼》中尤重《序卦传》,因为《序卦传》对六十四卦的次序赋予了内在逻辑,阐明六十四卦不是随机的罗列,从而与理相吻合。对《序卦传》的重视可以说是程氏易学的显著而重要的特征,亦是程氏易学由易学转出理学的关键。11而叶适对《序卦传》的否定则可谓不遗余力,除了在《习学记言序目·周易四》中专列《序卦》一条外,对《序卦传》的批评在六十四卦的释传中随处可见。这里只引《周易四》的《序卦》条以见叶适的判识,叶适说:

   按《上下系》《说卦》浮称泛指,去道虽远,犹时有所明,惟《序卦》最浅鄙,于《易》有害。按诸卦之名,以象取之,与文字错行于世者少,圣人重复殷勤其词以训释之,多至数十百言而未已,盖其难明如此。今《序卦》不然,以是为天地万物之所常有也,鳞次栉比而言之,以是为鈆椠篆籀之常文也。嗟乎!使其果若是,则束而联之,一读而尽矣,奚以易为!学者尺寸不辨,而谓有见于无穷,吾不知也。12

   叶适讲得很清楚,《序卦传》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把《易》所呈现的事物及其义理的多样性归约为一种逻辑,表面上使得《易》上升为某种理论,而实质上是消解了《易》的丰富性;不仅于此,也使得《易》所蕴含的真正精神被彻底遮蔽。因此,“惟《序卦》最浅鄙,于《易》有害”。与此相反,如前所引,叶适以为,“《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周有司所用也”,《易》的精神正在于现实生活的具体指导,而现实生活并不是纯粹的逻辑,而是复杂多样的存在。因此,在《十翼》中,叶适最重视的是《象》,其次是《彖》,以为只有它们与《论语》的精神是高度吻合的。

   二、对《系辞传》的否定

   叶适对程朱易学的驳斥聚焦在对上下《系辞传》的评论上。他说:

   自有《易》以来,说者不胜其多,而淫诬怪幻亦不胜其众。孔子之学,无所作也,而于《易》独有成书,盖其忧患之者至矣。不幸而与《大传》以下并行,学者于孔氏无所得,惟《大传》以下之为信。虽非昔之所谓淫诬怪幻者,然而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之道犹曰出入焉而已。13

   这里讲的《大传》以下,主要即是指上下《系辞传》。叶适强调,依据《大传》以下来阐发,不能真正承续孔子易学的精神,即“于《易》之道犹曰出入焉而已”,而其表征则在两点,即“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

   先看叶适对“依于神以夸其表”的批评,兹举三条为证。

   一是论揲蓍成卦。《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章专述揲蓍成卦,以为成卦是用蓍草五十,实用四十九,分为二而挂一以象征天地人三材,以及揲四以象征四时,又有归奇再扐一闰再闰,从而形成特定的数字,以此“当万物之数也”,表征易数“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故“大衍之数五十”章可谓“依于神以夸其表”的典型。叶适说:

   按《易》之始,有三而已,自然而成八;有六而已,自然而成六十四;一成一反,象类晓然而名义出焉,非四十九所能用,非挂非归非再扐所能通也。然则自乾而至未济,皆已具矣,已具则必有起数,故筮人为是以起之,云“得某爻,爻成当某卦,某爻当变,变当之某卦”而已,此《易》之浅事也。《易》成在先,卦起在后,今《传》之言若是,是不知《易》之所以成,而即以筮人之所起者为《易》,无惑乎《易》道之不章也。又谓象三材四时,一闰再闰,愈浅末矣。14

   叶适的评断完全祛除附于筮占上的神秘性,他指出易象由阴阳二爻叠三而得八卦,叠六而得六十四卦,每两卦又成正反之象,完全是一个自然的形成过程,数只是存于其中的形式,而不是反过来,卦象据于数而成。筮人为了彰显易卦的神秘性,着意于数的彰显,衍生出种种占筮的形式,看似玄妙,实则浅末,而且与易道相背离。

   二是驳太极的概念。易象众多,数亦繁复,《系辞上》“天一地二”章在进一步阐明易寓于数以后,指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从而将易象与数的繁复多样统一于太极,以建构起秩序性。这一逻辑正符合理学的诉求,故“太极”成为理学形上维度的重要概念,也可以说是“依于神以夸其表”的另一种形式。叶适对此深不以为然,叶适说:

   “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孔子以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微兆往往卦义所未及。故谓乾各正性命,谓复见天地之心,言神于观,言情于大壮,言感于咸,言久于恒,言大义于归妹,无所不备矣;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15

   显然,叶适从根本上反对建构形而上的抽象图式,强调一切都应还原在现象层面上加以认识与体会。八卦指称的物象及其义涵不足以穷尽现象世界,故孔子“因《彖》以明之”,从而通过六十四卦的阐发来穷尽对现象世界的认识。叶适举乾、复、观、大壮、咸、恒、归妹诸卦为例,即揭明易学就物象而言理的基本精神。至于“太极”这个概念及其所蕴含的观念,既不见于六十四卦,亦不见于《彖》《象》,故不属于孔子的思想。叶适进一步指出:

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名(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至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故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茫昧广远之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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