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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中国文化观念的条理脉络和精神结构

——《中国文化观念通诠》叙论

更新时间:2021-11-19 23:01:36
作者: 刘梦溪 (进入专栏)  
父与子的关系,夫与妇的关系,兄与弟的关系,以及“家人”之中的受业者与师长的关系,“家人”与友朋的关系。这一整套纲常伦理,大体上将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涵盖在内了,其对正家风和安天下所起的作用,可谓大矣哉。

   人伦观念的经典依据,主要本乎儒家思想,这与“天道”和“天人”两分部的观念不尽相同。陈寅恪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3页),指的就是此一方面之事实。“纲常伦理”是观念也是制度。如果说儒释道三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那么家庭和社会的网络主要由儒家观念编制而成。

   为政

   第四分部“为政:致太平”,主要涉及国家治理和国家政治生活诸层面。我们拣择出家国篇、天下篇、民本篇、为公篇、礼法篇、无为篇六组观念,可以说都是中国文化的关键词。前五组均属于儒家的治国理念,思想资源主要见诸《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子书”等儒家典籍。“为政”一词,就直接取自《论语》第二篇。而此篇的首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相当于孔子的治国大纲。围绕“为政以德”四个字,孔子不知说了多少话,整本《论语》到处可见对此一观念的讨论,以致宋人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辞。但光是“为政以德”还不够,还须有刑罚礼法为之辅。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为政思想的重心是强调德治,虽没有绝然否定刑罚,但认为动用刑法施行处罚,巧诈之民仍然有侥幸苟免的余地,惟有“道之以德”,才能使无礼违安之人心生愧耻,不再冀图苟免而归之于正。

   “为政以德”是儒家的基本治国理念,而“三代之治”则是这一理念的古老范本。然“三代之治”,王的决策过程是配套的,包括询诸卜、询诸筮、询诸卿、询诸士、询诸民(庶民),最后还要询诸王心。如果卜、筮两项出现歧异,卿、士、民三者中,有两项否定,王的决定就应该罢寝。票数相当,还要看高智之人站在那一边。最后的询诸“王心”,亦非易事。王须扪心自问:自己的想法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吗?有没有想超迈前代、出风头或者赌一把再说的潜意识。这些环环相扣的征询环节,一项也不能失联。就是说,王的决策过程必须通过这一环环相扣的程序“正义”,否则便无法采取行动。至少在周初,理想中的“三代之治”确有迷人之处,不过很难寄望于后来的帝制时期。战国已经难于为言,所以孟子愤愤然与那些不听劝告的国君争吵,提出民和君到底孰轻孰重的问题。孟子的名言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试想这是何等大胆的言论!能够认识到“民”的重要,并公开宣称“民贵君轻”,古代思想家中惟孟子为第一。孟子还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斯又将君与臣的关系置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这与后来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教条,不能同年而语矣。

   有意思的是,齐宣王听孟子如此说,不禁反问道:照你的说法,那么礼制规定的即使去国之臣,当君丧期间也要为旧君服丧服,就没有必要了,难道礼的规定错了吗?孟子对宣王的回应更加出人意表。他说,按礼制是有此一说,但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君”。值得旧臣服丧之君,往往能做到“三有礼”:一是,君有谬误有过错,臣进谏,君就能听,如遇有事有可为的谏言,就听而能行,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使臣感到其道可行;二是,如果遭遇不幸事故,臣不得已离君去国,国君会派人送到疆界,并先去所往之邦对该臣的学品给以百般称誉;三是,如果臣去国三年还没有反归,国君才决定收其田业里居。这种情况下,去国之旧臣当然应该为旧君服丧了。可现在有的国君,进谏他不听,分明可行的对民众有好处的事情他也不做,如臣遭遇事故不得不去国,不仅不送行,反而将去国之臣的亲族抓起来进行杀戮,而且生怨恶于所往之邦,更不消说田业里居,早在启程的当天就没收了。孟子说,这种情况就是君视臣为寇雠,那么去国之臣还有什么必要为如此的旧君服丧呢?

   齐宣王对孟子的激言辩语有何反应,《孟子·离娄下》这一章没有写。接下去全部是“孟子曰”“孟子曰”。请看紧接着的三个排句: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还有句: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这后面一句表明,孟子似乎还有烈士情结。所以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非常厌恶他,乃至下令删改《孟子》。如是,孟子的思想就不单是“民本”一语所能括尽的了。好在“为政:致太平”这一分部,家国、天下、民本、为公、礼法五篇文化观念,都是法学家梁治平撰写,殿后的“无为篇”由政治学者刘军宁撰写,与他们平日的研治范围悉数相合,会心独得之处应不在少许。

   修身

   第五分部“修身:人格养成”,这是中国文化切切关注的问题。修身的直接目的是养成人的健全人格,具体可分为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成人”。何谓“成人”?孔子认为,按照古义,应该做到有知、能廉、有勇、擅才艺、懂礼乐,是为“成人”。按后来的情况,不必要求那么多,只要能够“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可以视为“成人”(《论语·宪问》)。最后一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须稍作分解。此句的意思是说,即使未成年时期的约定,无论过去多久,也不会忘记。这讲的其实是一个“信”字。《礼记·中庸》讲的“三达德”:“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略同于“成人”所要求的条件。不过,《中庸》的断判颇有分寸,连用了三个“近乎”,而没有说已经达到了智仁勇。修身的第二境界,是成为君子。君子的义涵,早期以位称,后来德、位兼之,再后来单以德称。本分部讲的修身,主要是修身以德、修以成德。成德就是成为君子,故马一浮说:“君子是成德之名。”(《泰和会语》)

   君子人格是含藏极为丰富的美称,并非要求每个被称为君子的人都能得其全体,但有一些关键选项不可或缺。有一次,司马牛问如何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随后又说:“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讲的又是知仁勇。但与前引不同的是,不再用“近乎知”“近乎仁”“近乎勇”了,而是直接以“仁者”“知者”“勇者”标称。就是说,已经达到了、具备了智仁勇的品德,这是成君子之德的重要标志。还有一次孔子对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恭”,就是敬,亦即孔子回答“子路问君子”时讲的“修己以敬”(《宪问》)。对待民众,君子应该抱持的态度,一是要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二是不要以力和势对待民众,而是要讲道义。这些,都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格。《论语》末章最后一句话:“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此句尤为紧要,君子各种品格的归因即在于此,说来话长,此义不能在此多具。

   修身的第三境界,是能够成为圣人,这是历来儒者的最高理想。孟子称圣人为“人伦之至”(《离娄上》),如果以是为标准,孔子自然当得圣人称号。但孔子本人雅不情愿,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孟子还说周公是“古圣人也”(《公孙丑下》),此说孔子自必认可。除此之外,孟子还说伯夷、伊尹、柳下惠也都是圣者。至于他自己,这位以好辩自居,“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的孟夫子不无谦逊地说:他属于“圣人之徒”(《滕文公下》),即与圣人是一党。后世称孟子为“亚圣”,看来不是没有缘由。汉以后,从《史》《汉》两书的叙事看,圣人的称呼似乎有所放宽,而且有从“人伦之至”的德称向“德位兼之”的方向转变的趋向,很多三代以来的创制者、成大业者或成一德而利天下者,都不免以圣人、圣王称之了。

   古之圣者远矣,后来者不管达到达不到,几千年来儒者的圣人理想和圣人情结,一直高悬在那里。当然,无论是修以成人,修以成德,还是修以成圣,最终还须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大任。“成人”“成德”“成圣”,都不是成一己之私,而是成天下之大公。《礼记·大学》阐释“大学之道”,以“明明德”“新民”(“亲民”应为“新民”之误)“止于至善”为“三纲领”,实即是对修身所要达致的目标的一种规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之道”的“八条目”,不妨看做是修身的行进次第。“八条目”可以正推,也可以反推。我们先看“反推”: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正推是:

   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正推的“八条目”可以简称为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反推可以简称为平、治、齐、修、诚、正、致、格。正推也好,反推也好,连同“三纲领”“八条目”本身,都是研究者为了方便的一种简括约称。无论正推还是反推,“修身”都处于“八条目”的中间转捩点。所以《大学》还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兹可知“修身”在中国文化观念中的地位。此分部的首篇为“君子篇”,其余顺序为忠恕篇、仁爱篇、知耻篇、义利篇、知行篇,内在组合逻辑相当紧密。

   问学

   第六分部“问学:通经致用”,是对中国文化观念中的“道问学”部分给以分梳。《礼记·中庸》有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则德性之修与学问之知从来是“成人”的两个支点,不可有一无二。《中庸》又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此,学、问、思、辨、行,是为学的五个环节。学问一词,有学也有问,学而有疑,不能不问,而问必资于学。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则学与思不能分离。但思须学而后思,不学而废寝忘食终日思之,亦无益也(《论语·卫灵公》)。《周易》乾卦之“文言”又云:“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辩”义自是切磋讨论,也可以理解为问义的延伸,即问之又问。“宽”者,指学者心胸和为学之路。鄙吝、局促与学无关;私智、小巧也不能成其大。学的归终是“归仁”。而仁的关键,在于“力行”,亦即“仁以行之”。故夫子高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儒之圣者马一浮总括得更为完备,他写道:

   从来说性德者,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知、为仁义,开而为三则为知、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知,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则并知、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就其真实无妄言之,则曰“至诚”。就其理之至极言之,则曰“至善”。(《泰和会语》)

马先生标举的“性德”,也可以理解为“成德”之性,其全体大用则为仁。所谓“六德”者,系《周礼·地官·司徒》规制的“以乡三物教万民”之一种,包括“知、仁、圣、义、忠、和”,是为“六德”(《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第266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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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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